[转帖]妨碍道德建设的“三论”

信鸽

来源：http://club.cat898.com/newbbs/dispbbs.asp?boardID=7&ID=149071





妨碍道德建设的“三论”
于成玉

在当下中国，道德建设状况不能令人满意已是不争的事实。造成这种事实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在笔者看来，主要原因恐怕与存在人们思想观念中的“三论”长期没有得到澄清有直接关系。下面笔者不揣浅陋，拟对“三论”作些许分析和评论，以期抛砖引玉之效，引起人们对这个问题的关注。

其一，道德滑坡“一指论”

诚然，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素以礼仪之邦、文明古国而著称于世。可是，在现实生活中，诸如麻木不仁、见死不救、弄虚作假、漠视人性以至对人凶残的道德沦丧现象，像章鱼一样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肆无忌惮地伸展著它的魔爪却屡见不鲜，其严重程度用“怵目惊心”一词来形容也不为过！但有人对此却不以为然，觉得并没有什么可怕的，说什么“我们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与道德沦丧相比，乃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云云。那么道德沦丧真的就不可怕吗？看看以下事实，不辩自明。

2003年“5月9日中午，一名男子爬上湖南湘潭市河东大道一栋大楼，从6楼纵身跳下。令人震惊的是，当时竟有数百名群众驻足观望，部分群众不时发出‘快跳啊’、‘我都等不及了’等等的欢呼和鼓掌声。”于是，该男子就纵身跳了下去，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样永远地消失了！而“围观人群中一阵悸动，竟随之爆发出热烈的鼓掌声与欢呼声。” （5月12日的《潇湘晨报》）

无独有偶，2003年7月31   日，陕西省城固县一名中学生在位于县城的北方乐园游泳时不慎滑入了深水区，当时有人要1000元才肯救人，而老板娘坚持只出200元，最终因为达不成协议而放弃了救人。那名处于花季年龄的中学生也就在双方拉锯式的“谈判”中永远离开了“美好”的人间（2003年8月8日《中国青年报》）！

古人云：“人命关天”。上述事实显示，如今在一些国人的灵魂深处，“人命”别说“关天”，连“千”（元）也“关”不上了！还谈什么人性！正如 十九世纪英国文学家肖伯纳所说：“对同胞最大之恶不是仇恨，而是冷漠；冷漠是无人性的本质。” 而有经济“牛皮癣”之称的传销，更是中国历史上自古未见的道德和信用的大劫难，连用来维系道德和信用的乡情、友情、亲情等，都被席卷大江南北的传销狂潮作为“牺牲”被送上了祭坛！难怪有人说：“过去人们崇拜‘大救星’，如今心想‘钱救星’”，而一位中学生则唱道：“世上只有金钱好，有钱的孩子像块宝。” 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举不胜举，已经给社会肌体造成了严重的伤害和发炎感染。

纵观人类历史，我们不妨扪心自问，至今为止，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像我们今天这样漠视人命、见钱眼开和堂而皇之膜拜金钱？这对于我们来说，难道还不够可怕吗？这即使是“一个指头”，也不能心安理得，聊以自慰，听其自然，任其发展，不加抵制。否则，我们失去的不只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将是几代人健康的灵魂，这绝不是危言耸听。当年白求恩大夫不就是因为没有在意“一个指头”发炎感染而失去了宝贵的生命吗？

其二，道德进步“自然论”

此论认为，只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了，人民生活富裕了，道德进步自然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古人不是说过“仓廪实，知荣辱”嘛。如亚洲的日本、新加坡，人民的生活水平很高，而道德水平也相当不错，就是证明。其实，这是有悖于事实的。

众所周知，现在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和人民生活水平可以说比改革开放初期好多了，国民生产总值已由1978年的0.35万亿元增加到1997年的7.47万亿元（1998年9月25日《工人日报》）；而据世界银行在其网站（http：//www.worldbank.org）上公布的2004年《全球发展指标》披露，2003年中国GDP产值则已经超过了11万亿元。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可以说，如今社会主义中国从经济层面来看，委实日新月异，欣欣向荣。按照“自然论”的说法，我国人民的道德水准和社会风气自然也应该是“日新月异，欣欣向荣”，进入历史的最好时期。

然而，事实却正相反，自改革开放以来，有好多人，“仓瘭”的确是“实”了，然而，他们却并没有因此而“知荣辱”。道德的现状每况愈下，不尽人意，不就证明了这一点吗？以造假为例，“文革”时期的“假大空”固然令人深恶痛绝。而今日之假在某些方面比“文革”时期则有过之而无不及。货有假的，假奶粉、假洗衣粉、假烟、假酒、假药……可谓无假不有。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区域战略研究所冯杰研究员透露，从2001年4月到2004年10月底，国家质检总局查获的假冒伪劣产品货值111亿元，而保守估计，市场上假冒伪劣产品总量超过1370亿元。”（《黑龙江晨报，2004年12月20日》）至于说假话更是国人的强项。“明明对死者恨得咬牙切齿，却偏偏要在花圈上端端正正地写上‘沉痛悼念’、‘永垂不朽’”。（1998年10月20日《杂文报》）；更令人哭笑不得是，有的国人说假话竟然闹出连克林顿、叶利钦、秦始皇、刘邦等洋人和中国古人都成为中国安徽蒙城地区的纳税人的超级笑话。（1998年11月5日晚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吹牛“上”了税》）

上述事实说明，经济建设虽然搞上去了，但道德建设并没有水涨船高。诚然，日本、新加坡经济发达，人们的道德水准相对来说也高，但这与这些国家用力气去抓所分不开的，并不只是由于经济好而自然形成的。以日本为例，自古以来，日本皇室与将军都过着无可指责的俭朴生活，自公元604年颁布“17条宪法”后，日本人一直对官僚的腐败奢侈大加挞伐，直到今天，日本舆论界仍是最喜欢把偶尔发生的官僚腐败事件等来向全世界张扬。如1976年当时首相田中角荣的洛克希德贪污案件；1989年当时首相竹下登的贪污案件以及1993年日本政界大亨金丸信偷税案件，均被舆论界闹得满城风雨，便是例证。

至于说新加坡，更是不断推出新举措，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在新加坡连电梯都安上监视设备，如果有谁想独自乘电梯随意吐痰，也是逃脱不了惩罚的。其实，一个国家把经济建设搞上去了，人民的“仓瘭实”了，只是为“知荣辱”打下了物质基础，创造了有利条件，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推动道德进步。良好道德的形成还要靠自身的建设来完成。新中国刚成立时，百废待举，国民经济处于恢复时期，由于各级领导率先垂范，以身作则，人民的“仓瘭”虽然还未“实”，但“知荣辱”却做得相当不错。这用“自然论”是很难解释得通的。

其三，道德危机“难免论”

这种思想观念与上述道德滑坡“一指论”正好相反，认为中国当前的道德水准和精神品格如果不说已经崩溃的话，只少也是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处于危机之中。但却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说什么“发展市场经济，诸如投机倒把，坑蒙拐骗等环现象，在所难免。又要讲道德，又要想发财，难！”还说什么“道德危机是发展市场经济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世界上有不少国家也都经历了这样的历史时期。”云云。应该看到，发展市场经济想要想完全避免反道德现象当然是不现实的。但是，我们不能据此就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由于我们刚刚搞市场经济，在这方面还缺乏经验，一些不道德现象确实是存在的。正因为如此，才更需要下大力气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社会现状，引导人们通过正当手段，遵守一定的市场规则和道德规范去发财，做到如古人所言：“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况且，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应注重文明经商，惜情重诺。这种道德要求，不仅与市场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且更是推动市场经济真正得以健康发展的精神力量。

当然，以怎样的方式来唤醒人们文明经商，惜情重诺的道德意识还有待于探索和创造。然而，“难免论”却与此背道而驰，它不仅扼杀了人们研究探索和创造改变这种危机的主动性，而且还主动向道德危机投降和妥协，为忽视道德建设的行为寻找借口，制造挡箭牌。如果这样下去，只能严重的妨碍道德建设，更不用说阻碍社会进步和发展了。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国人特别是教育人者，要加强道德建设，首先得从思想观念上分清是非，不能再让“三论”主宰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了。否则，对“三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视而不见，任其泛滥，道德建设是很难起步的。即使经济一时搞上去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诚如邓小平所言：“如果风气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会在另一个方面变质，反过来影响整个经济变质，发展下去会形成贪污、盗窃、贿赂横行的世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54页）对当下中国的社会风气和道德状况， 国人无不哀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深恶痛绝。难怪一位小老百姓说道：“这年头，官员小手常伸，得拿就拿，得搂就搂，越看越像小偷；小偷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教养十足，越看越像官员。你能分得清，谁是官员，谁是小偷吗？ ”（《这年头，你能分得清吗？》，《网易文化》2004年11月12日）难道这离邓小平当年所论断的还有多远吗？
1998年11月一稿
2004年12月二稿

南天一柱

道德问题确实与经济问题存在一定的关系啊，我认为影响道德伦丧还与经济悬殊，贫富不均有一定的关系，文中提到解放之初的情况，那是经济落后、基本上处于同一水平上经济条件势必使大家团结一心谋发展，更没有想到其它的什么罢了。。。。。。。。。未深想，一点皮毛而已，只中随便说说，不妥之处，请指正。

信鸽

想听听默耕老师的意见

默耕

1.我不同意“一指论”，也不认为相应的有“九指论”。不认为“一指论”因有如作者所说的危害就能想出根绝的办法。绝对的真空地带是没有的，这也是任何时候都会有“九斤老太”的原因。
2.我不同意“自然论”，但并不认为作者的论据正确。（容改日展开表达）
3.改革开放无疑有阵痛期的，但这也不是为腐朽寻找借口的理由。同意作者的第三个观点。

匆匆回家，急着返校，也未作深思，信鸽与南天诸位斧正。

南天一柱

我倒又有一点想法：我觉得作者在其中所列举的事例，总觉得有点以偏概全，偶或一点是否就能使人信服呢？这是不能使我信服的，可能是因为这一点，所以我也基本认为那三点论是站不住脚的。就当做我是胡说啊。

信鸽

嘿嘿，我也说不出个所以然出来，只是觉得它题目像“三个代表”一样的醒目，所以就帖了。

默耕

转此文作为我反对作者观点1的注脚。

生活中的恶及其德育意义
http://www.nsddys.cn/second.asp?lb=最新成果&article=2634

作者:高德胜  

道德教育要回归生活，通过过“有道德的生活”来学习道德。但这并不是主张过纯粹的道德生活，也不主张通过净化学校生活，使之纯而又纯、没有一星半点恶或不道德现象。正如赵汀阳所说，不是因为有坏人坏事所以生活不完美，而是生活注定有坏人坏事，这是由生活本身决定的，因此“永远也别指望能够把那些坏的或苦的事情从生活消除掉之后还有生活。”[１] 纯粹善的生活是不存在的，恶在生活中永远不可能完全清除，不但是因为恶的种子已经深深埋在了人的遗传素质里了，还因为没有恶和不道德的反衬，善和道德也失去了比照和依据，也就无所谓善或道德了。

（1）    恶的种子：埋伏在遗传之中     

作为“原型道德”的群体逻辑本身内含着恶的种子。群体的建构首先要通过竞争，每个成员都想在竞争中谋求较高的地位，因为具有较高地位的动物可以获得双重的好处：在获得群体中的所有好处之外还享有额外的特权，比如优先享用食物和具有交配权等。虽然这一竞争机制有利于种群的遗传和发展，但其“自私”性也是不容否认的。早期人类在建构群体生活的过程中，前人类的这种“自私”得到了继承和发扬，群体结构的形成同样是以地位分配竞争为基础的。(有竞争，产生自私的恶，如果没有竞争，则又产生懒惰的恶）人类学的研究表明，早期人类虽然没有私有财产，但地位却有差异，存在着严格的等级。另外，与作为早期人类道德的“群体逻辑”相对应的还有“外群体逻辑”，即将群体外的人当作可以用杀戮等粗暴方式来对待的“异类”。虽然超越群体逻辑的人道道德对这种外群体逻辑起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这种不道德的逻辑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已经深埋在我们的遗传因素之中了，一遇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发芽。所以，弗朗茨·M. 乌克提茨尖锐地指出，“由于在人类进化的过程中允许一切以自身利益为准的时间最长，由于没有产生良心概念的时间最长，……所以恶才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我们，这种恶体现为一种仅由自身利益驱动的行为。”[２]

人的生物与社会遗传为人奠定了为善的基础，但也并没有排除为恶的可能。“恶真实地存在着，它就存在于人类的形象之中，潜伏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３] 善与恶的种子在人的遗传中都是有的，我们既有为善去恶的可能，也有为恶拒善的可能，更可能的是，我们集善恶于一身。

（2）    善恶共生：善恶辩证法

黑格尔说，“唯有人是善的，只因为他也可能是恶的。”[４] 美国密歇根州北部有一种鸟会在未成熟的甜樱桃上啄一下。被啄的樱桃在生长的过程中会留下深深的伤痕，但是樱桃对这种伤害的‘反应’却是变得更多汁味美。[５] 鸟啄是对樱桃的伤害，却使樱桃更加甜美。同样，恶的存在是对善的伤害与威胁，但也正是因为这种伤害与威胁，善才更显出其光辉。首先，恶的存在使善成为善，“如果没有恶，善又会是个什么样子呢？如果没有恶，或者根本就不存在恶，那人们也就没有必要存心向善了。……”[６] 恶是善的反面，但恶却是善的证明，没有恶的给证，善也必将走向虚空。正是由于恶的“黑色”映衬，才有善的明亮光辉。其次，恶的存在为人类的善和道德提供了素材。在人类的道德素材中充满着对恶的警惕与训诫，在这些素材中善恶总是纠缠在一起的。例如，在童话中，善与恶总是同时存在的，“在童话中，恶与善一样无所不在。几乎在每一个童话故事里，恶与善都以某些人物及其行动的形式体现出来，因为恶与善在生活中无所不在，并且每一个人都有两种习性。正是这种双重性导致了道德问题，并且产生了为解决这个问题而斗争的需要。”[７] 第三，正是在与恶的斗争中，我们的道德得到了发展：在与说谎的斗争中，我们的诚实品质得到了发展；在与伤害斗争的过程中，我们的爱心与尊重品质得到了发展……。赫勒认为对“排他主义”动机或者说自私动机的抑制是“道德的基础平面”。因此，我们的每一道德概念，都包含着对相反动机的抑制与克服，比如，“勇敢、正义、节制、慷慨、无私、博爱，所有这些都表达了从对某一或数个排他主义情感持续不断地压抑而产生的价值。” [８] 说某人“勇敢”，无非是说他能克服对自己安全、健康或财富的担心与焦虑；说某人公正，无非是说他可以超越自己的情感、习惯和偏见；说某人是节制的，无非是说他能压抑自己的贪欲……。

（3）    恶的德育意义及其阈限

生活德育承认生活中恶存在的客观性，但并不是向生活中的恶妥协，而是以积极的眼光看待生活中的恶。奥塞尔认为“否定性的道德知识”（negative moral knowledge）和“否定性的道德行为”（negative moral behavior）体验在道德学习中具有重要作用，“一个人如果一生中连一次偷窃、撒谎、欺骗、破坏等行为也没有，他就不可能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９] 换句话说，一个没有干过坏事的人绝对不是一个好人。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经常听一些人这样自我表白：“我一辈子没干过亏心事。”这样的表白绝对不可信，没干过亏心事的人是不存在的，所以这样表白的人是在说“大话”[１０]，起码是不诚实的。错误或亏心事之所以具有自我道德教育意义，在于这种体验能激发羞耻感和复杂的内心活动，促使个体反省自己，主动检验自己的道德品质与修养。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实在按捺不住对同桌钢笔的喜爱，趁他不注意拿了过来。那天放学我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回家的，担心、恐惧、愧疚早已湮没了得到心爱之物的那一丁点兴奋。几乎一夜没有合眼，第二天早早将钢笔还回同桌的抽屉里，才算能正常出一口气，才能重新感觉天空的颜色。

我们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经历，只要你还不是一个坏人，相信这种经历对你都是刻骨铭心的，因为这是一道关隘，跨过去需要你用尽全身心的力量；也是一个特殊的机会，你所有的品质与教养在这种时刻得到了检验。对一个正常的人来说，犯错误或干亏心事是日常生活中的意外，是正常生活的中断。然而，正是这种意外能使我们由非反思性的体验中苏醒过来，能够从一定距离注视自己、反省自己，并做出深思熟虑的选择和决断。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都是在犯错误中长大成人的。心理学关于内疚的研究也证明了一个人所干的不道德的事情对其道德发展的意义。马丁·L·霍夫曼把与道德密切相关的人际内疚界定“对自己的一种痛苦的厌恶感、紧张感和悔恨感”，“为了避免感到内疚，一个人可以避免实施有害的行为，或避免参与这种行为，他可以对受害者做出补偿，希望不要造成伤害并减轻内疚感。”[１１]

我们自己不可能完全不干亏心事，我们生活中也不可避免地要遇到各种丑恶的事情。前者可以促发对自己的反省，而后者则可以激发我们的道德敏感性。我们在生活中经常遇到恶或不道德的事情，这些事情能够激发我们的道德良知，对我们道德敏感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见到丑恶的事情，我们内心自然涌起厌恶、反感之情，有时甚至会义愤填膺，这种体验对我们的道德成长大有益处，我们的德性发展离不开这样的体验。如果一个对生活中丑恶和不道德现象视而不见，那他就失去了道德敏感性，成了一个在道德上麻木不仁的人。

当然恶或不道德行为和现象的德育意义的发挥有一定的阈限，也就是说，生活中的恶达到一定程度，或者说主导了生活、成了生活的主调，其对人的影响就是另外一个方向的了。一个人如果总是干亏心事，干坏事成了家常便饭，那种偶尔为之时的震荡心魄的体验没有了，他就会觉得这样做是正常的、理所当然的。同样，如果生活中到处都是丑恶的事情，这就会给生活者以强烈的暗示——这样做是正常的，而相反的事物反而是不正常的。比如，在官场上，如果腐败成了常规，而个别不腐败的人则成了“另类”；在学校德育工作中，如果应付检查、换取荣誉成了常规，而个别老师为了学生道德发展的教育活动则成了“异数”。一般人，特别是未成年的儿童在充满不道德现象的环境中生活，就会慢慢认同这些不道德现象，就会不自觉地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在这种强烈的暗示之下，生活者的自主选择能力就会下降，也很难做出其他的选择。

默耕

对道德败坏，也就是“恶”，从不同的角度来衡量，会得出不同的评判。信鸽的《道德的四重基础》讲的很对。（不过，我认为基础一可能派生于二、三、四——妄言）。“仓廪实”了，确有可能会消除一部分因仓廪不实而产生的“恶”，但同时又可能产生出另外的“恶”来。这种新产生的“恶”不能作为辩驳“自然论”的论据。即使还有一些没因“仓廪实”而“知礼节”继续为恶的“恶”，也不能作为辩驳“自然论”的论据，因为“自然论”者根本就没有说“仓廪实”而“恶除尽”。所以，作者想用简单枚举的办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辩驳“自然论”者的观点，是达不到目的的。

作者的意图是很明显的，是不承认“自然论”，这个我也不承认。只是他的论证方法选错了。关于这一点，南天老师也意识到了。

这是我对第“二论”的态度。

红烧排骨

其实我认为道德的好坏、素质的高低都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成正比的。当年合肥无人售票的公交刚开的时候，每天的残币、假币数量都在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很多人都会觉得一块钱不多，那种丑陋的现象也越来越少了。所以我感觉，什么都有自身发展进化的过程。这些现象是发展中的不可缺少的一种经历。浙江的温州不也是个很好的例子吗？

南天一柱

我同意9楼的观点，另外我还想补充一点，这次印度洋地震及海啸灾难发生以后我国发起的救灾募捐活动中行动迅速及时，很多群众都自觉献爱心纷纷捐款，也足以说明我国人民的道德是很高尚的，值得钦佩的。并非有些人所说的道德伦丧，有的也只是极少数，这并不能代表人民这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