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录

古石厂

       第二次是太湖河沙滩上，一次杀9人，是辛为屏和辛为青他一家叔侄兄弟三人，还有亲房的两人，共计姓辛的有五人。辛为屏和辛为青是平时人们称的四阎王和五阎王。那次到会的人特别多，学生是集体来的，群众十分踊跃，我估计决不止一万人，真是人山人海，锣鼓喧天，不下百部。那天的天老爷也好像很伤心的样子，是一种天阴而且很暗的天气，有小雾像要下雨的样子，但没有下雨。因为等待迟到的单位，一时间头齐脚不齐，最后开会的时间不长，就开始杀人，可能因为犯人多怕出问题。我在后台看得清楚，犯人9名，执行的枪手9名，两边扶着犯人的，每犯人式名，计18人。在离开台前时，非常散乱，共计有36人，走得快象飞一般跑到200米外，在接近长河边上，多声枪响，有的犯人无声地倒下。唯有辛可民，可能一枪没有打中，还转过身子来回头望望他的父亲的情况，以后就不知道还共打了多少枪，才算9个犯人全部死了。当时在场的人们，没有一个不寒而栗，人人体如筛糠，在押犯人走过的200米长的路上，两旁的河沙都被卷起而飞扬，几乎看不清楚一切。四面布有持枪的岗位，群众一律坐下，不准任何人起身，一色是坐在沙滩上。只有我们剧团在台后接着画妆演出。我记得那次演的京剧（一团糟）是描写国内外反动派及资本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害怕慌恐的样子，及可怜状况的形容，演出他们怕共产党的威力。演出并不成功，大家乱搞一通，也就算了。大家的身体上还在打着啰嗦地抖着，于是收拾道具准备回家，这时的群众已经前后走了十分之八九，天气也更暗了，接近黄昏了。我们在回家的路上，与以前演出归来，大不相同，很少有人说话，更快乐不起来，平时的笑谈欢颜，论吃论喝的那一套，影子也没有。大家双锁眉头，低头不语地快走着，这天也未开演出后的总结会，各人溜之大吉。后于1959年三月份移民，我办好了移交表，当面交给团长辛汉堂接收，并取得了他的接收证明条据保存，我移民到桃铺了。

11、作农业

       自1947年的冬季起，到1959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这时间我在家里，除了代笔组有事及剧团演出，再搞点副业外，就是作农业，即当时所说的知识份子劳动思想改造。其时有文化知识的人，政府和群众都认为你是犯罪的人，但也少不了你给他办事情。在反匪反霸的土地改革中，有民愤的人，在国民党作过大小事的人，地主成份的人，杀掉了好多。就我辛冲乡来说，总计杀去了十余人，其中甲长一个，汪朗元，对没有政治关系牵联的人。对于学生和教师，及工人等有文化的人，就叫你劳动思想改造，务农，把那些所谓是老老实实的农民，其实都是一些傻子及废料，对他们奉若神仙来看待，叫你们向他学习农业生产，我就是其中须要改造思想向他们学习的一人，在家开荒挖地。
      塘坝屋对面的高山，叫代平山，离地面大约有4~5百米的高，其时还没有土改，是我家的山林。我挖倒一尺多直径的大松树十多棵，是我家的主要松林，如若是祖父在世时解放以前，谁也不敢动它一根毫毛。本来可以锯成松板出卖，其价格就高多了，但是由于没有经济力量去搞，只好锯成片材去卖。大约劳动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就将该山开成了荒地，挖转过来种插上红竽。老婆种的多，我腰痛因挖山受伤，只专挑红竽秧，作其它的事情。到了秋收的时候，共起到红竽用稻萝挑回家中100多担，约有一万多斤，均我一人挑的回家。老婆身体不好，只能略带少数的，这样拼命地干革命，心里想的是要改造，希望能够早日改造好。要挑下那么高的山坡，还要横穿过田畈，再到家中塘坝屋，每天大约要挑回家中十多担，来回一趟约有4~5公里路长。大约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收取和种下碗豆的两项工作。种下的分白碗豆和麻碗豆两种，到第二年共计收到两种碗豆大约在300多斤以上，只收了两季，土地改革中没收了，分给了他人。我算是白费劳力，但是我的主要的目的，不是为开荒种地，为的是要那十多棵大松树，可以卖到一点钱，估计土改后不属于我家的财产。
      另外，我老婆会种菜，我会挑水粪，如罗卜、白菜、缸豆等，挑到单位上去卖，每年都有点收入。尤以胡椒我老婆最会种，每年都能卖出一点，一般系斗量，一斗胡椒换一斗大麦，也有给一斗稻的，不用秤不计重量。本来我们那里的老规矩是一斗红胡椒应换一斗稻，罗卜要卖出1~2千斤。我不会作田，更不会插田，只会挑秧，于是每年作田和插田，都要靠换工，或是提前给人家挑担子换好工来留作插田用，或请人插田，以后补还他人的挑担工。邱公每年都要帮我的作田工2~3个，直到互助组成立，也就不需要换工了。我不光是插田不在行，至今都没有用牛耕过地，但种地我有一套功夫，能勤劳积肥，当时化肥很少，砍柴削草皮烧火粪。种地以烧火粪为主，拌上一点大粪，洒下去就能有收成的。我的旱地家作物，一般收入都会高于别人的收入。
      在我家塘坝屋前的田畈里，大约有20多亩湖田。所说的湖田，长年都有水不干，水是无法排出去的，其中我家分了一斗田，蚂蝗特别的多，凡是湖田都有蚂蝗。种田时每人都要带一个脸盆内装石灰，跟着划在人的后面，捉一条就放在盆里面，每分钟起码要捉1条，要是过了3~5分钟不捉它，可能你的脚上决不少于10条以上，也并不是夸张，其实事就是这样的。扯草时你除带扯草棍子以外，还要带上一个竹筒，系上绳子同时拿在手上，里面装着石灰，也是捉一条即放入一条，因此操作起来很慢。但是该田的每年收入产量，都是高于其它田的收入，而且不需要下任何肥料。对于蚂蝗这东西，非常特别强的生命力，无法弄死它。据说一条蚂蝗把它砍成几段，过一会儿，它就是几条蚂蝗，只是它怕把它翻转过来，就比较难活了，故俗话说它：“不怕文不怕火，就怕毛杆通屁股”。由于听老人说，将一条小蚂蝗放在小瓦上烧成灰，然后用瓷碗装着加一点水，放在屋瓦上，让它在露天过了七天，然后碗里就是一碗小蚂蝗。我因为好奇心强，没事的时候曾经作过试验，结果是无数小虫，无法计算是多少，但是我没有亲眼看到真的小蚂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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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搞副业

      我的副业路子很多，为了生活，不愿艰难困苦，以坚毅顽强的精神，去多挣几个钱为家庭解决生活的开支而努力。
      一、挑粑卖。早上起来，饿着肚子走40里路赶太湖县城，买一担粑，像批发的样子，店老板会给我5~6个吃的，不要钱我当作早餐。粑是一种以籼米磨浆作的，叫作盏子羔，也叫作黄羔。上午回到家中，下午必须沿家沿户卖光。粑是属于鲜货，时间久了，就要变质。隔三差五估计能卖掉，又有时间空的话，就又去挑一次，不是天天挑。其收入较好，高于卖零工的5~6倍。
      二、挑火炉钵子。钵子是用黄泥作的，只经过烘一下，要小心轻放，略碰一下就破。火炉钵子在太湖县的西北两乡，只有大明的瞳沟生产，是汪焱楼一人所作，其它的地方没有。汪焱楼是三叔万英公的次子仁会过继的人家。附带说明一下，我记得汪焱楼每次来我家拜年，或平时来，曾多次向我祖父讨孙子去作继子，你老人家这么多孙子，（其时三叔有三个儿子），无论如何都要给我一个作继子，以接后代。他没有儿子，但是家业很可以，作火炉钵子，是独行的专业技术，人无我有的职业。祖父见其人为人忠诚老实可靠，又多次当面讨继子，甚至流泪可怜，因他是单丁独户，住在大明乡的瞳沟。为满足他的要求，只得万分无奈地将仁会弟过继于他，并被带走与他同住。三叔夫妻两人均不同意，无奈祖父的压力大，父命不可违，后来仁会每次回来，在走回去的时候，三叔夫妻二人都背着他人哭得很伤心。仁会弟更是依依不舍，一步一回头，哭得更可怜的样子。最后是坏事变好事，解放后他家是贫农，三叔家也曾多次享受过他家支持与照顾，好处很多。在最困难的关键时刻，汪焱楼同时也帮三叔的三子仁安和二叔的儿子仁宏，帮助他俩都安了家，同时无偿给每人房子一间，及少数的生活用品和少数的生活工具，并和他同一个生产队落户安了家，于是他兄弟三人都在那里定居下来，而且将三婶也一同迁住在那里，后病死了就埋葬在那里。可见我祖父的眼力不错，为后来安下了这一个好机会，解决部份后代的出路。汪焱楼离我家25华里，我每次赶他家早饭，上午挑一担货回来，就沿途叫卖，有时路上就可卖出好多，甚至能卖去70~80%，以后一天两天就可卖光.但是钱是很少的，均系以货换货，如大小麦子，豆类，及大米都有，我是预先就知道是要这样的，所以经常要带各色大小袋子好几个，与叫花子讨饭差不多。我总觉得这些吃的东西，算起来利润很高，但总是原有的本钱越挑越少，终归是连本消了，现有的本钱还没有未挑以前那么多，同时我也是性子太急，重手重脚，每次都要碰破些，尤其是我走起路来又特别的快，如果跌了一下那就完了，但幸而没有发生过。对担子两头的绳子，既要系好又要系稳当，如果碰了一下东西，就得自认倒霉，因此我只是隔三差五挑一次。另外太湖县的城西猫耳岭也有火炉钵子，我也挑过。它的质量好些，外貌也好看些，但价格要高些，出卖时也可以提高些价格，但挑回家的路上，就卖不掉多少，因为大路上来往挑的人多。挑担子就希望越挑越轻，在路上卖不掉一部份，减不掉重量，就难挑了，回家以后可以很快卖完。我也到过徐桥挑泥罐，90里路远，是黄色有碎花纹，只能装5~6斤大米，在乡下（打鼓咚）也是换茶叶豆类及大米等物资，也能很快卖掉，利润也很高，但也是时刻小心着，防止碰破，收入较大，但用钱买的就很少，当时人民币还不大流通，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次也是赚钱最多的一次，我到徐桥准备再挑小花罐，但没有货，没有办法，想来想去，明摆着要作骆驼的，总得要挑点东西回家。最后发现了大蒜种不贵，也因为我家正缺的缘故，我估计下乡能卖掉，于是我买了伍陆拾斤大蒜种，十份轻松，一天赶到了家中，不慌也不忙。回家以后果然不错，一两天的时间，就卖光了，都是以物换物，大都以大米茶叶为主。记得曾有一个中年妇女，他拿了我三个最大的大蒜种，我叫他给我点茶叶，她竟然将木升子给了我半斤左右的好细茶叶，她说我就是早已想种点大蒜，搞不到种籽，吃起东西来，味道好多了。我估计这一笔收入的买卖能有100倍的利润，其它的人都是拿几个，给点东西，均不低于10的利润。只要你有力气，有时间，会挑担能跑路，搞点收入那时不难，每天不低于现在作小工的2~3倍，还能消闲自在，到处游玩很开心。我曾想作挑货郎担子的买卖，即作了生意能赚钱，也可当作游玩，穿乡走户，多么快乐，可是没有如愿。
       三、挑柿子。我会上树，胆子又大又不顾生死，在八九月里柿子将要成熟的时候，我就开始到人家有柿子树户上去买，重量是估计的，将一棵柿树以估计多重定为多少钱买下来，但按估计的重量，只有超过的，决不会少的，大都在一倍以上，价钱讲定是多少，卖户不管一切，由我自己负责。卖户最关心的首先是说明安全方面大小他都不管，他怕你在下柿子的时候从树上掉不来，但是你可以在卖掉柿子以后再付给他的钱都可以，像这样不要本钱的买卖，我当然是乐意干的。于是我就带着稻萝，柿子箭（也叫叉是用竹子作的，要两根，长的一根4~5米，短的一根2~3米）去摘下来。柿子的味道很甜的，故而上树的蚂蚁特别的多，裤带要捆紧，尤其是裤子脚的扣子，就要把它捆得紧而又紧，不然让它爬进行了你的裤裆里，那就麻烦了，它首先最喜欢咬的是麻袋和葡狗，那就不得了，你那能吃得消，必须马上回家洗过热水浴才能混，这个苦头我尝过，是一开始没有经验，未能注意，其痛还尤可，可是痒就真正难当，又会要肿起来的。上树摘柿子，是最危险的勾当，所以卖主首先提出是安全方面他不要负责，价钱的多少还认为是小事情。一般的卖主都是无劳动力的人和老弱病残的人家，价值就很容易，可以得到4~5倍的收入，但时间就无法限制要多少长，在上树摘柿子时，既要防止已烂了的树桠，脚踏上去即断了，所以每将脚踏上一根树的树桠时，必须用力踮它几下，看看有无声响，及是否有断裂的可能，要估计是否能载得起身体的重量，是否超过负荷。尤其是单独的一树桠伸向远方，叫做漂桠的，你得特别要注意，以先易后难的办法去摘它。一般卖一棵柿树，不一定当天就能摘完，但也舍不得留下它来给鸟儿去吃，就可惜了。有时是将一棵树全部摘光了，再挑去卖，有时是摘一担就马上挑去卖一担，是最难摘的柿树就得休息一两天再去摘。凡是我认为难摘的树，其他的别人也就想不到，只有望树心叹，再就是柿子不可弄破，有时破了一个小口都卖不出去，每摘下一棵树的柿子，要想不破掉一部份的柿子，是决不可能的事情，有时如遇上实在难摘下的，就将竹箭把它打下来。破的挑回家中，可以胆削去皮层，切成几块晒柿角，是整个破得还好的，就晒柿饼，留作以后当点心，非常甜很好吃，用来招待客人或是自己吃。柿子树不大高，大约不超过5~7米，但是漂桠多，是个大难题，最难摘下来，不过有时站在地上面，也能摘到一部份的柿子。树上面的摘柿子的办法，用一个菜篮，一条长绳子绑在树桠上，摘一个就放一个，摘满了篮子，就把它用绳子掉下来。下面最好要有一个人，将柿子拿出来以后将空篮子，由树上的人拉上去绑好了再摘。如果地下没有人帮忙，就必须自己爬下树来，将柿子拿出来，然后再爬上树去摘，这样爬上爬下，那就麻烦多了。柿子是一种季节性的果子，我在每一年中，大约有20多天的忙碌，过了季节就无事了。卖柿子大多是起早吃早饭，挑到太湖县城出卖，每担大约在150斤上下。用打杵挑担子，既能扣肩，又可以换肩，小休息一下，可以用打杵撑着，免得担子落地了，就难再起肩。一般每天一趟，有时如果价格合适在路上就卖掉了，就马上回家挑第二担。如果卖掉了第二担以后天晚了即使离家还有20~30里的路程，也要摸黑赶回家中，是空担子也很舒服，却还真感觉到很快乐。有时也有挑柿子的贩子到我家中来买，其价格当然要低一些，我卖了又去买，一样能够搞得到钱就干。作柿子生意的人，不是我一个人，他们在卖整树的柿子，也是估计价钱，要好摘下来的柿树，那个价值就高一些。他们怕死命值钱，我不怕死，命不值钱，专买难摘下来的柿树，那个价就低得多了，自然的收入就高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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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挑鲜鱼。挑鱼也更吃苦，俗话说的“生儿莫贩鲜（鱼），来不见太阳去不见天”，这句话说得是确实对的。我挑鲜鱼大都是宿松县的油壶叽，离太湖县城100里，离我家中是140里。我一个人单独挑时，一般中天不亮就动身，是要一天就赶到的，有时也要好夜深才能到。那里取鱼不分日夜，第二天到太湖县城住一晚，第三天上午赶到家中，一般下午就能卖光。我挑的100斤重的担子，都是一个肩要挑10里才歇肩。我不会挑着担子在肩上换肩，必须歇下担子，才能换肩，这个肩又必须挑10里才歇下休息，也就是每一个肩须挑10里路才休息一下。一般的路上，每隔5里就有茶馆饭店，可以休息喝茶或是打肩吃点食物，如米粑、油条、麻花等都有。于是有的人，见我挑鲜鱼，跑得很有劲，估计很搞钱，就想也跟我去挑鱼，一来可以赚点钱，二来家中也要鱼吃，就有人说拜我为师，向我学徒。首先是汪双焱，是我的叔父，他身高不下2米，个子也粗，说起话来声音宏亮，是撑竹筏的好技术高手，我们叔侄关系很好，感情很不错。他同我一阵去油壶叽挑鱼，是两天才赶到。在回来的路上，我坚决一肩要走10里，他赶不上掉在老远的后面，沿路叫苦叫累，向我说好话要求休息，我不同意，坚决要一个肩走10里路，赶到同一个熟悉的休息老地方休息。于是他发了火说，老子在驼龙山挑石头，前面100多斤，后面200多斤，总共有400斤的扪头担子，我都能从山上挑到河边的筏子上，（当时的竹筏经常从驼龙山装石头到山里烧石灰出卖，担子的两头重量不平衡叫作扪头担子，前轻后重便于从高处往下走，带拖的叫好挑），现在挑这么100斤的了担子，我就不如你了？你再不听话休息一下，老子扼死你，哈哈他笑了起来。他只挑了一次就不干，也不卖，说老子吃了苦，受了气（指对我），留着淹起来晒干了自家吃吧，享受享受不更好吗。那时他的生活特别好，是工人翻了身，相当富裕，又加上分了田地山林屋宇，多么幸福啊。再就是邱锡如同我一阵去挑鱼，第一天起大早天未亮就动身，也赶到了油壶叽，但已是夜深了，买好鱼以后夜就更深了。那时我没有手表，一般人家都没有时钟，都是以太阳和月亮来估计时间的，只睡了一会儿，我就起来作饭了。
      是他带去的一升糯米（约1.7市斤），煮熟叫他起来吃饭，天已经亮了。他起床洗脸以后，开始吃饭时，发现桌子上只有半碗罗卜干，是饭店老板给的不收钱的，夹了一块吃了，又无油又无盐，当时盐价很高，如何能吃得下呢，他只吃了一小朵就不吃了，是睡晚了又起早了没有味道当然吃不下。我却来个三下五除二，全部消灭它吃光了，他却摇头看见我吃完，只剩下好厚的一张整个的锅粑。我然后将锅粑瞒着他用毛巾包好，放在担子上不显眼的地方，藏起来。一餐吃一升糯米是我在家经常吃的常事，不过要有多油和盐，我经常地外面吃不了的余饭，都要包起来带着它以便路上饿了用开水泡着吃，用来临时抵肚子救急用。他还没有走到10里路，天大亮了，他清醒了，这时他问我肚子饿了怎么办呢。我说你不是刚刚吃饭了吧，怎么就饿了呢。他哈哈笑着说，你难道看不见不知道，我吃了多少饭吗？我不如你，干这行我不照，不是干这行的料子。慢慢地走了10里路以后，到了该休息的埠头，是我老歇肩喝茶的地方。在买茶喝的时候，我说我有好吃的东西，你饿了吃不吃，他说吃倒是吃，你有什么总不能生的吃吧，鱼你有的是多得很，我自己也有鱼，可惜生的不吃。我说不是鱼，把毛巾解开拿出来老大的一个圆形整的锅粑，把手举起来说，这个你吃吗？他说你把这个东西也弄来了，于是用开水泡着吃，非常高兴，他又好笑地边吃着边看着我，我也搞一小块放在嘴里，慢慢地吃着，一方面品尝糯米锅粑的滋味，一方面等他吃完好就开路。可是在第三天傍晚才赶到家中。又有一个汪恭友也同我一阵去挑了一趟鱼，第一天没有赶到油壶叽，是在路上歇的饭店的，回家时也花了两天。他也是说很吃苦，无论如何都赶不上我的毅力。我有意拉长时间来休息，走起路来也是拚命地跑，其实我也是鼓足干劲故意要拖他，将他掉在老无的后面，他确实也吃不消说，他这世再也不挑鱼了。我为什么要拚命拼着他呢？就因为如不这样作，就有好多人都想跟着我去挑鱼，影响我卖鱼的时间和数量，也影响我每一次来回要多花半天时间，需要多住一晚的饭店的开支，去时的半天多一晚的开支，回来的半天可以卖掉鱼，不怕鲜鱼少斤两与变质，也自然影响我的收入。因为有他们三个给我宣传，给我吹捧，说我有本事，那种钱来之不易，也只有他能想得到，那钱也真是就该他赚的，以后再没有人跟我去了。已经去的三个人，均与我很友好。我挑的鱼大至种类是边鱼（宿松人叫长鱼），坐罐盖（宿松人叫三角子），鲤鱼，青草（最贵），也有少数锯鱼（桂鱼），至于乌鱼和鲶鱼就不挑，当时人们不吃卖不掉。我也曾到过田山叽，因为那里的鱼不多，价格又高些，所以只挑过一次，当然收入也少些。也还挑过干鱼，尤其以望江人参山的小鱼最好，是小个的淹不久的咸鱼，青一色是黄金色，同样是约5寸长，不问你挑多少都是一样。如用手拿着鱼尾吧，放在火炉里烤，当真会滴鱼油，肥得很，价格高，也只挑过一次，当时的政府对作点小生意，挑肩磨挑，不问也不理，听之任之，还认为你能放下架子，从事劳动，是一种勤劳改造的好表现，群众则认为你很可怜，并很同情我的样子，本来是个读书人，能够这样地吃苦耐劳，也是没有办法，本来不买鱼的人，也就多少买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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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家人略述

       （一）祖父济堂公，文化很好，能写会算。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威望的人物，在汪姓族里他是头等的户尊，是一姓的尊长。他为人悍直，是个武举人的出生，家中有古装戏里的同样帽子，是尖顶如斗笠小一点，周围有红耍须，有高脚靴子，马鞍子，大小弓数把，箭数十支，听说他老家幼年习武时，武功很好，欢喜骑马射箭，后来考取了武举人。
        听老人们说，有一次太湖河的沙滩上作会（像解放后物资贸易会，北方人叫赶集），他那时年少英猛，初生牛犊不怕虎，骑着大红马，冲入人群中，后来没有制住那匹马，结果踏踩死了姓朱的一个小孩子。姓朱的告到太湖县官府里，当时的审问中，有汪其相伯父的父亲汪介凡老爷也去了在场（汪介凡是进士），县官只判了祖父40大板，汪介凡立刻站起来说“家教不严，职生领责”，县官因职位比他低，不敢打进士，也只好说免了，赔些银钱也就不了了之。
        祖父很爱惜穷人，经常救济穷人，如果地方上有困难户死了人，真正无钱买棺材，他会给一副棺材，不要钱，而且还在棺材中放入十多刀表先纸，一同送给人家，其时我家山上有的是杉树，所以专请木工作棺材出卖。棺材的种类很多，有叫百子头的，是不限制所用杉树的段数，是最差的棺材。有叫穿销的，有叫平缝的，有叫参缝的，有叫筑缝的，有叫大筑缝的，均系用14段杉树做成的。有叫12园的是12段杉树做成的。有叫10角的，是10段杉树做成的。有叫8角的，是8段杉树做成的，是祖父自己睡去长眠了。其作法有8角难谋墙，是 墙一段树作独墙的，有10角难谋底，其底是三体段树做成的，是2段树作墙就不难。棺材的仓库，设在汪家祠堂里，塘坝屋斜对面收存。祖父对人家结婚，或是死人的正当开支，需要借钱的，他不说二话，要多少就给多少，不怕以后收不起来。到了收还的时候，就再看情况来处理，能收本息的就本息兼收，困难户就只要本金，不收利息，再困难户就待以后再说。
        祖父不赌钱，凡父辈及塘坝屋的屋里人，在赌钱时老远望见他来了，就立刻收场散去，各自逃走，这是我经常看到的实事。我有时到塘坝屋去玩，看见他们赌钱时，就说我爹爹也来了在后面，他们就会马上派人去望，因为我经常撒这样的假话。若果真来了必散场，如没有来就继续赌。
       祖父也有缺点。首先是吃鸦片烟，其开支特别大，他生前的每天需要一两烟土，是鸦片烟的半成品，当时价值要四块银元，可买到300斤稻左右。将烟土用铜锅煮化以后，再用表先纸过滤去其渣等杂质，然后再用铜锅久煮成很硬的糊状，以铁竿（叫烟竿）沾上，置于菜油灯上烘烤，结成巨大的果状，附于烟杆的下端的小口子上，人口含其上端的口子（叫烟杆的长约1尺，与黄烟吃的烟筒相似），点着菜油灯火烤吸之，其味芬芳，能提精神，做事起劲。如小病的头痛或是肚子痛，吸上一口，马上见效，会立刻就好了。我儿时曾肚子痛，或假装头痛，曾多次吸过，后来祖父年纪老了，自己不愿制作，是经常请他人代作，其代作的人员，大半都是吃鸦片烟的亲戚和本姓家里人。，祖父的鸦片烟需要量那么多的数字，并非他一人能吃那么多，而是给出别人吸的客烟特别多，如现在的香烟要装给出人家吃一样。我家的店上，地处太湖西北两乡的交通要道，也可说是个关口，来来往往，在旧社会上有名望的人士（解放后无不属于地主恶霸之流），其时都得进店休息，并美其各曰，看望我祖父及祖母的身体健康，实则是捞点鸦片烟过把瘾。其时的鸦片烟好像是有名望的人都必须吸它，而不吸它的人又好像是架子低了的样子，甚至他们又能顺便地捞到饭吃，又补了肚子，可谓一举两得，所以路过的人，又何乐而不为呢？只是口头上说点尊重我祖父及祖母的好听的话而已。我祖母则讨厌他们的作法，但是她老人家非常的贤良，总是装作笑脸来接待他们。这班来去过路的客人中，也有少数的一些无赖，除了吸的过足瘾以外，还要讨一点烟炮子，是成品当然是少数的，带回家救急之用（即现在的痞子）。以上的两种人都不能得罪他，尤其是痞子，他可以造乱子，当时的红军土匪，遍地都有，有的人家被抢了，有的人家被绑了票，所以祖父认为忍着点痛花点烟土钱，也有好处。对有名望的人来说，你与他人发生争执，或与他人闹起事来，他们可以出面解决，无论大小事情，他们可以从中方便你，都可以帮助你解决，从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无赖的人物，只要半句话，可以救你的生命，也可以保全你财产的安全，祖父的看法认为上中下三种人物，一律都不能得罪他们。
        其次是祖父对女性的方面，可能很爱好。我儿时听到祖父和祖母争吵时，曾听到祖母说的，你把姐妹们都请来家中，用圆桌子喝酒，我甘拜下风来为她们斟酒。其时我尚年幼，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问祖母她说我也不晓得，后来我慢慢才知道祖母说的幽默与奥妙。还有一个笑话，祖母知道了祖父与陈氏有性关系(陈氏是系汪恭友的祖母住汪家祠堂)，并知道祖父送给了陈氏褂子一件，祖母就质问祖父，你送陈氏的褂子一件，是何原因，有何解释呢。祖父的回答说，我在祠堂里算账洗浴时，她给我擦背的工资。可想而知，在旧社会，非通奸相好能有这种事情发生吗？
        我祖父身高约有1.9米左右，马脸恶相，在未逝世以前，身体很好，在他高兴起来的时候，有时过年，他还把衣服帽子靴子全部按旧式整装起来，射它几箭，来回忆壮年时的情景，为安慰自已的往事而取乐。我记得在我家店门前的左边墙脚边，放有两个石锁，它是练武功用的，小的形如锁状，是用石头加工作的，重为100斤，大的是长方形，高约有24~30寸左右，宽约有9~10寸，厚约7~8寸，重为300斤。在石锁的高度1/3处，即宽的两边，各有如耳朵形的扣子，大约只有半寸的深度，仅仅只可以插入2、3、4一排的三个手指头，祖父在70岁时，在过年的欢乐中，还能用双手插入两边的半寸深的小口中，慢慢地将石锁抬到胸前，但我看见他已是很吃力了。我父辈的三人中，都一一试过，无法抬起来，只能向着两边摇动，都不能离地面，可见我祖父身体很好。
        我祖父性格，可说是悍直，办事果断，说一不二，在处理问题上，能大公无私，能破口说直话，不怕得罪任何人，尤其在汪姓的族中，是一个很有威信的人物，不问何人，都很尊重他，服从他。汪其相伯父，也算得是汪姓的头等户尊，在祠堂里，为处理汪姓的户内问题，过去的一般矛盾，对姓内的也好，对外姓的也好，族尊有要处理，即所说的族权就是，有时汪其相的看法与祖父不一样，也许汪其相有偏见，我祖父是武人，他会发火地说，你知道吗？你就是皇帝，我还是皇帝爷，大家按我说的办，有事我负责，(汪其相在当时有点所持当过几任法官)，大家也就只好按他说的去办。
        还有一件事，我是听自老人们说的。祖父到青石河洲上去玩，那里住着20多户人家，是长河边上的小村子，以姓邱的为多，邱公也住在那里。大概祖父的中年时期，对年青的女性欢喜开玩笑，有一次他去了，那里的人们不大欢迎，他没有玩到兴尽，不满意地对人们说，我下一次如果来了，要你们全屋人大家都关门闭户，全屋都要跑反。因为我祖父看到他们屋前大树上，高约5~7丈处，有一窝比稻萝还大的葫芦蜂子窝挂在树上，所以要他们跑反，当时人们还不在意这一事情，当笑话过去了，果然祖父下一次去时，带着一把弓一支箭，一箭就把蜂子窝射了下来，当真一群无数的蜂子到处乱飞找人剌，结果全屋的人只好关着门窗都躲起来，可见祖父的武功很好，对射箭上的功夫有一套，不愧是一个武举人。

古石厂

              (二)祖母辛氏。我至今还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在小时候，总觉得她很好看，特别齐整。与一般的老女人不一样，尤其是他的脚当真小得可怜，平时都是穿上两双鞋的，内鞋最小硬真的达到了三寸金莲，走起路来正合了“一行步，真可怜”的佳句，放在木升子里，真可以转来转去的转动。外鞋略大（叫套鞋），内鞋和外鞋，都是用手工绣了花纹的，是晚辈和亲友送的。她的皮肉白尽，个子匀称，圆形脸，五官端正。其娘家解放后当然也是地主（舅爹辛风阶前面已写过），解放前舅爹每次到我家来祖母总是说，你来了不作茅狗就不回家（那是吃鸡的幽默话）。舅爹也吸鸦片烟，我记得他曾直言说过，杀鸡吃吧，我要回銮转驾，你不舍得杀鸡，我就不舍得回家。祖母却不理他，祖父则希望他早点走，因鸦片烟吃不消，祖母却是和祖父作对，是有意的，其实祖母存着兄妹之情，有想留哥哥多住几天的想法。有时他会住到20天左右，他一次最低要住到10天以上，当时的双方（四人）年龄均在65~70之间，祖母的胆子最小，祖父有时笑她在娘家钻灶笼。据说祖母在娘家作姑娘的时候，有一次叫花子（要饭的）来了，她的头钻入灶笼里，结果头发满是黑锅烟子，很难洗尽。
        祖母的私房钱大约有一千元左右（银元），放账收利息，其钱的来源都是偷祖父的。根据二祖母说，她们每次合伙去偷钱，都是用米筛去倒的，钱是放入钱桶里，钱桶的四方，都是一尺，高约一尺五寸左右，上方是有孔的盖子，能上锁，当凳坐的，坐在上面算账记账，在盖子的下面，接着就是个四方形的漏斗。收到的银元铜钞时，随手由屁股底下的孔里放入由漏斗里掉下去，很难取出来。先打开铜锁，然后倒了大半筛子，将锁还原。回去分钱，银元大都是祖母先抢去了，祖母强些，铜钞就是她的，她弱些。祖父是很清楚知道的，但也无奈只好装佯不知道。二祖母中年丧夫，只生了一个女儿，无儿子，姑母嫁到塔镇姓闵的，姓闵的上一辈有功名是进士。二祖母的精神上不愉快很可怜，但是吃与穿总算不愁。她在解放后三年才逝世，其生前办的寿枋及寿衣和纸钱，均在土改时被没收去了，一同分给了贫下中农。我记得我祖母，经人介绍，借给了黄镇区，辛巧右一笔钱，是银元300元。当时辛家也是大户，是生活很富裕的人家，不知过了几年以后（三年河东，三年过西），辛家穷了，旧社会叫作摊债，即今天的破产。其摊债的作法是，将债权人全部请到家中，大摆筵席，大吃大喝一餐，然后将其所有的家产，按借债所亏空的数字加起来多少分摊其家产的部份财物。我家是我父亲去的，全权代表我祖母去收款，结果按全额分得玻璃床一张，是当时很稀少的，甚至没有见过的东西，上面均系刻穿了花朵，并全部安装了玻璃，是象腿形的床脚，很美观。当时我父亲气坏了，他在一气之下，到处找东西。辛家老母亲80多岁问道，大先生你找什么？父亲说，这张床搬回去很困难，我家还没有合适的地方放它，我也不是睡这样好床的人，我想找个斧头锤了它算了。辛家的白发老母，当时双脚跪在地上，哀求说，大先生，你既然锤掉，求求你作作好事吧，就留着给我睡觉吧，将来我死了，一定要保佑你的，大先生你作情吧。于是我父亲没有办法，只好空手回家，300银元，仅吃了一餐酒饭，回家以后将情况全部向祖母说了一遍。我看到祖母她老人家，马上眼泪下流，但并不放声哭。
       我祖母是一个善良的女性，她经常瞒着祖父及父辈们，偷点粮食给附近生活困难的同龄女老，或给点旧衣服及少数的零用钱等。她到病逝前不久还是亲自掌握厨房作饭和作菜（解放前二年死的，时年71岁），另请有女工一人，协助负责生活。我祖母最喜欢三叔夫妻（末头儿媳），也因为三叔有三个儿子，后来是四个，同时三婶是太湖县城里的姑娘，各方面的情况，都比农村妇女的认识高一些，口头说话也甜些，对作事和修养及对人与对事，都要比较精明和强些。她娘家的，解放前均在国民党作过事，解放以后大都受到管制，是四类份子。我祖母的私房钱借出去所有的条据，大概她在临终时都给了三叔，在解放后三叔都全部烧了，还不敢伸张说出去，部份的现金及金银首饰等，可能是她老人家私下里给了三叔，国民党的票子以后叫伪币，也全部作废无用。
       （三）父亲金榜公。读书不多，能记往来账目，能通珠算。在祖父生前，他是个做生意的，以毛竹筏为运输工具，也兼杀猪卖肉（屠夫佬），其性格与一般人不同，性质强硬，几句话不对头，就会动手打人，尤以打我母亲为多，就是祖母也十分怕他。据说是我父亲在幼年时的病危中吃了珠砂，是医生一般不用的，出于无奈用了它，以后的性格就不好，说他性强如牛也未必过分，长辈都叫他榜茄子（傻子）。他和母亲不和（有二奶的）。在解放前的三年，祖父逝世以后，即将我和弟弟及母亲三人，与他分开另住一处，并说要规定我母子三人的粮食及油盐，每人每天0.8升米，三人一月一斤油。但也没有兑现，他对我们也无法实行，并说我母子三人是饭盆饭钵饭箱，有多少都能装。实际我的少年时，饭量是真的大，餐餐能吃2斤大米，还不费力，所以我在解放初期的劳动改造中，身强力壮，能勉强高强度地去劳动。父亲给二奶赵陈氏的儿子赵书奎买了一条竹筏（等于一部五吨的汽车），由赵书奎自己经营。解放后他母子对我父亲也可以说有一点回报，我父亲经常到她家去，关着房门，捧吃捧喝，一住就是10~20天不等，其屋里的人，因为同我家旧时很好，也就睁只眼闭只眼，装作不知道，也不说什么的，也因为赵陈氏是一个既善良又泼辣的利害女人，也就如不知道的样子过去了。
        我母亲嫁给我父亲是由塔镇姑父家中（是二祖母的女儿家）姑父的叔叔闵绍兰介绍的，此人有功名，前面已说过。我母亲经常受父亲的重打，受打以后就是回娘家，但又每次都必须经过姑母家，姑母家住在路旁，于是将受打的情况及引起的原因，就全部告诉了介绍人闵绍兰，并真言说了，我父亲打她时骂的情况，闵绍兰那个老儿子，老子要捣她万代的祖宗，害了我老子这一下不轻等，恶言恶语一切都告诉了介绍人，向介绍人告状，痛哭流涕，这真是你老人家害了我，我这个日子如何过得下去等。于是介绍人就安慰了我母亲一下说，你暂时到娘家去住几天，我会去教训他的，要他自己来接你回家等语。介绍人闵绍兰马上就坐轿子到我家里来，据说他有坐四人轿子的资格，有时他用四人抬，有时他用二人抬，由他高兴怎么办。旧社会坐轿子要凭资格，有规定，也还有8个人抬的，于是闵绍兰得了个好机会来我家玩玩，也是他巴不得的好差事，他来了我父亲总是躲着不见面，但他总是坚决要等着我父亲回来，向他下跪赔礼再走，因为他是长辈，在旧社会也没有办法，并且还要我父亲表态，今后改正，才坐轿回家。对来回轿夫的工资，当然是我家要付的，往往是祖父叫人把父亲找回家，下跪赔礼了事，因为闵绍兰也吸鸦片，时间长了开支太大。象这样不止一次了，好了一段时间，有事又冲动了，又打了我母亲，把母亲的嫁妆，打得精光，稀巴烂碎，于是又照上次的有的原话大骂介绍人，我母亲又回娘家，30里路程，必须经过介绍人的家，在塔镇，又顺便告了一状，于是介绍人又旧戏重演。据说象这样的情况有好几次，因此我母亲发生了精神病。后来好了，我听见有人叫他陈茄子，祖父也曾信过迷信，请道士作过解结法事（叫做解），请神仙保佑和原谅等迷信。我母亲的这个病有3~4年才复原好的，我还听人说，我母亲的病在最严重的时候，她爬上路边的大树梢上（在我家附近），拉屎给过路的往来行人头上，来往的行人并没有发现她，她却在树上大笑起来。
       父亲曾多次作过板栗生意到江西的九江。板栗是从家中用特制竹篓子装的，每篓150斤，自家中用竹筏运到棋盘石，再由棋盘石请独轮的手推车运到宿松的小姑矶长江边上，再用帆船装运到九江出卖，帆船靠利用风力和用桨来划动走。有一次板栗部份坏了，贩子不要，父亲整篓子的倒在湖水边，贩子的小孩子们，脱掉衣服只穿裤头下水去摸，他们摸起来回家加工，炒熟以后卖两个铜钞一粒，卖给别人吃。我父亲气坏了，于是他后来将要烂的板栗，请划子装到湖中间去倒掉。船老板问他，先生你这样，你不是要多赔本吗？他说老子情愿的，不让那些龟儿子摸去卖钱，龟孙子吃的。又有一次，他在路上将行李给扒手扒去了，是当时在船上歇夜的时间要长，所以要带行李被条，回到家中，祖父听说他的行李被扒手扒去了，祖父问他，你的人怎么没有被扒手扒去呢，你还算得上有本事，是如何扒去的呢。他说是在轮船码头上，将被条放在地上，垫着屁股坐着等船时，有一个说（不知他是扒手），先生请你坐挤一点，让点地方我也坐一下。当他爬起身子，准备移被条时，那人将被条扳起来向后一扔，后面又有人再向后一扔，不到几分钟的时间，被条的影子也看不见了，那人呢不知何时早已溜了。因为码头上人多，也无法追他，就只算了，自认倒霉，行李就是这样被扒去的，
       父亲有时也赌钱，不大欢喜，玩得不多，但喜欢与人打赌，赌实物。有一年热天，屠案上剩有未卖去的猪肉15斤，市称17斤，赌给顾连山、赵兴兴、汪华聪三人吃，吃完了，算白吃，吃不完就付双倍的价钱。结果他们三人是分工的，一个人吃肥的，一个人吃瘦的，一个人喝油，他们三个当面吃光了，算是白吃了，其中喝油的赵兴兴回家以后不久就病死了。又有一次，我家店的东边，有一棵大木子树，约有20多米高的树梢上，有一只松鼠在上面坐着，我父亲向赵丙先说，你如能一枪就把那只松鼠（也叫刁老鼠）打落下来，我这肉案上大约有10斤肉，你拿去算白吃，如打不下来，你就给双倍的价买去。当时我家长短枪有四枝（猎枪），赵丙先当时选了一支，（都上了药防止土匪用的）对准松鼠瞄准一响，果然松鼠落地，他放下枪拿着肉像飞一样跑了。我拿起松鼠一看，果然满身都是血眼子。赵丙先的母亲赵朱氏，与我祖父关系很好，又是我父亲的二奶奶的弟弟，也只好算了。
       根据石桃妈说，有这么一回事，她该死因有事到我家店上去了，一进门就看到祖母的房门是闩到的，后来才知道我祖母是躲在房里的。你父亲发茄说老了饿了要吃猪油炒饭，当时没有人在场，就命令我给你老子烧火，出于无奈我只好服从照作。他用手扳了一大把咸猪油丢到锅里，我的火一时烧不旺，他用手代替铁铲去用手指头去压油，骂我无用的东西，一点火都没有，老了饿了。我慌张起来，就加了许多柴，火于是大旺了，他又骂我烧痛了老子的手，还是以手指头代替铁铲去压，结果满锅都起了烟气，一会儿引起火光，满锅是火，我只好拚命地爬起来就跑，可怜我脚又小胆颤心惊那里跑得动呢，只好跌到了爬起来再跑。后来我听说你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添上一瓢冷水，饭也没有吃到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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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曾在众人面前说过，你（指我的）如能成家立业，你在坝上拉屎，我在坝下吃。可能是俗话说的很对，只能估计四只脚的猪，就不能估计两只脚的人。现已是2004年的冬季，我作梦都想不到能有现在的生活，衣食住行，样样都无忧又无愁，有四子六孙又三孙女，总计19人的大家庭。现有三家是新型的楼房，我俩夫妻尚还健在，人必知足常乐，这也可以算得就是好日子。
       我父亲曾多次打过我，有一次他拿刀要杀我，但是他没有杀到我。后来是他自己想转来了，觉得解放前对我母子三人的万分厉害，大家都知道的清楚的，所以解放后不好意思，不愿靠我们一块吃住，又年老体弱，不能劳动，也不愿劳动，我和妻子向他讲好话，请他摇孩子，我们好做事，他都不干，溜之大吉，因此情愿到外打流浪，差不多所有的亲戚和朋友都走尽了，都全部打扰过了。由于他的性格被打击，生活下降，像他那种性格的人，对家中的全部财产被没收如何能立刻转得弯来，来适应环境呢？因为是饱一餐饿一餐，吃一餐算一餐，所以他的体质越是下降了，他看见花凉亭作水库的劳改犯人，一日三晚大米饭，就经常说坐牢好。于是他在太湖县城里大街上，青天白日抢人家的钱，被抓到看守所，时间不长就被释放出来，他第二次又抢钱，再次被抓到，又送看守所关着。大概是1956年的热天，看守所以内的人，大部分都拉痢，看守所里大量死人，其时公安局捎话，叫家里人去把他抬回来，可能已病危。我因为在社里有急事，不能立刻就去，第二天三叔去了，就死了，已经埋在沙滩上。其时天气太热，沙滩里埋了好多的土包子，臭味难闻，也无法认请是那一个土包，只好空手回家，就这样没有找到尸体就算了。
      后于1980年，因二儿子生病，我去请郭世龙老先生卜卦，得知与其祖父有关系，郭老给我想了一个办法，如何进行解决，但是需要他的出生年月日时才行，这就要查谱方可知道。我汪姓原有24套谱，每个小房有一套，在反宗教主义的时候，有的被烧掉了，有的当作废纸卖掉了，经过多方面的寻找，都没有找到谱。最后得知，马龙的魏家冲老山头上，一般人称他叫外国，住着几户姓汪的人家，我在汪代毛家中找到谱，他说我这套谱在红芋洞里藏了近30年，于是找到了我全家人的出生年月日时，当即以郭老教的办法来做。将我父亲的出生年月日时，作一个牌位，写在上面，装在一个长方形的木盒子里，以代表棺材，扎了衣箱，大造舆论说是埋葬我的父亲，在太湖县的沙滩上焚香烧纸钱，跪着祷告，请他同我一阵，回到老家的塘坝屋，后来杀公鸡取生（将公鸡的血糊在我父亲的牌位上），再包着沙滩，打过周围一转，口中不断地叫着，父亲你跟我回家去，看看过好日子。是自太湖的沙滩上，一直叫到老家，上船要叫他上船，下船要叫他下船，就这样将父亲安葬了，葬放塘坝屋后面和我母亲同在一个坟堆里。以后小和的病（精神病）经过三个月的治疗，其中在家中一个月不服医药，吃药不听，药无效果，后到安庆的两个月，吃药挺有效，将好三个月就全好了，而且至今没有后遗证。
      （四）我母亲陈氏叫吉地。她的娘家在罗溪河陈家湾，哥哥陈科地，妹妹陈美地，是姐妹兄长三人，当时家境很好，也算是书箱门弟，是闵公绍兰作介绍人嫁给我父亲的（闵公前面已经说过），可以说是一生可怜，没有过到欢乐的日子。她与父不和的原因，据说是她出嫁到我家那一天，天上下着大雪，在罗溪河过桥时遇上了妖神，其实我父亲的性格可以想象，任何人也难以相处的。我母亲出嫁我家时，有六担嫁妆，12人抬的，还有抬轿子的2人，当时一大阵很热闹的队伍，到我家大约只有2~3年的时间，就累受我父亲的打击，故而就发病了，前面已经说过。
       我母亲身体较长，听说年青的时间很美，是小脚，比祖母的脚略大一点，平时也是穿双鞋，是很有程度的女人，她的心算很快（即默算），基本上（+－×÷）小的数字账，珠算慢的还没有算出来时，她却心算了得数，还能准确不错。另外她还有一个特殊的记忆力，在全屋约有100人左右，出生年月日时，她能记住80%左右。我看到屋里有人算命的时候，还要跑来问陈奶奶，他（她）的出生年月日时，她基本都能随口回答准确，岂不怪哉。我母亲从病好后复原起，就吃黄烟，听人说可以通气血。她没有私房钱。据说我第一次到母亲娘家去（外甥去上门），母舅也买了一条小黄牛，披上红色布，给我牵回了家，当时是要面子，母舅吃鸦片，后来穷了，母亲将卖小黄牛的钱及金银首饰等，都全部卖了，用多次分批来借给母舅，支援了母舅家中的生活用度，一直都没有还，以后母舅家渐渐地更穷了，也就只好免去了。我母亲确实可怜，从到我家，时间不长，就没有过到好日子，累受我父亲的欺凌，同时也爱祖母的冷眼，但是祖父则不一样，非常同情我母亲，只是骂我父亲，父亲因为首先没有祖父的气力大，也就无可奈何，只得样样服从，因为不够对手，硬不过来。我父亲除了怕祖父以外，其他的任何人他都不怕，他是天不怕，地不怕，老子天下第一，可是还有一个敢于与他作对的共产党来了，解放他就死了猴子。
       我母亲是解放以后，1953年冬季死的，当时没有棺材，是临时现作的，不知她会要死，家中的杉树尚缺一段，是邱公家里驼来的，后葬于老家塘坝屋后面，于1980年，经郭世龙老先生卜卦说，真是怪哉，人们统一认为坐再朝北的方向，对坟地是大不吉的，而你家的坐南朝北的坟，其坟地却例外的好，真可谓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个坟与众不同，并详细说明了其水流的形势，是一穴最好的坟地，对你的家中人和财都能取到很好的作用。当时我不假思索就想到了，是我母亲的坟地，我母亲一世可怜，但死后得了一穴好地，这也是天作之合，可怜人应享受的好处，母亲呀母亲，安息吧。因为该处很好，后来我将父亲设法办妥，也葬在母亲同一个坟穴里，不孝的我要他她二位老人家，在世不和，死后同穴，我希望他她二位老人家，和睦相处，共同安息长眠吧，让他她二位老人家能够同阵享受后代的祭奠，并在徐桥刻了一块石碑，刻上他她二位老人家的名字，作为纪念的标志，便于今后的查对，为祭奠的方便。
       （五）二叔佐良公，是我汪姓的二等户尊，古典文学很好，大致有现在高中的教语言和历史教师的水平，曾当时国民党旧社会的联保主任，相当于现在的两个乡的范围左右，也当过保长，后是一个较老的小学教员直到解放。他管理汪栋公的大账，有几十担田的田租收入，同时还管理了各小公堂的账目。他的私房钱很多，其中也有二祖母给他的，特别是他经营的高利贷特多，是解放以后受群众斗争的最大的一条；同时也养了二奶，并给二奶奶的儿子尹家齐读书，供给他的全部费用。他过继于二祖母，二祖父死后，即同二祖母和二婶单独居住，但并未分家，后来抱养了童养媳王巧莲（前面写过），后嫁出去了。他在解放前的4~5年时，生了一个弟弟汪仁宏。祖父在世时他兼管了家中药店，也学过医生，没有学成。解放后受群众的斗争，经过了劳改三年，释放以后回家。虽是生产劳动改造，但他不会农业，身体也不大好，均系养媳王巧莲主持生产，二婶更不会劳动生产。二叔于1959年移民到桃铺，当年他跑回家中，没有吃的，饿死在家中的床上，不知过了几天，才被人们发现。据收埋二叔人讲，当时的一个眼珠给老鼠挖吃了，其时我不在家中在江西，至今还不知道他埋在那里。据收埋的人说，当时人们肚子都饿，慌慌忙忙，找个低处的地方，放上去，埋上土，填上土，就算了，现在的地形改变了，因到处都是人们开荒，地形也就搞变动了，问收埋的人，他们也说不清楚。二婶是饿死在走马堰，埋那里也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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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三叔万英公。平时长辈叫他小毛尒（绰号朱老五是个讨饭的），读书不多，能算账和记账，父辈则叫他老三，是一个一生最快乐的人，曾娶过两个老婆。第一任妻子马氏，仅结婚一年就死了，未生育，后娶王氏为妻（前面写过），生四儿一女。三叔曾包过太湖县西北两大乡（即太湖县城以上的整个管辖范围以内）的屠宰税（是可免当兵），即屠税征收员，曾养过一匹大红马，以供收税时代步行，后因税难征收，与屠夫老打交道不便易，故而赔本多了就退去了，后为免当兵就当甲长，甲长可以不当兵，只管理10多户人家，不到100个人口。他当甲长有十几年，无事作终日玩，也可以说是吃喝嫖赌的人物，不是下河打鱼，就是上山打鸟。保里开会大都以赌钱为主，决不放过一次良机，我为了搞一点头子钱，曾无数次跟三叔一阵同去，一晚都不睡觉，第二天回家时口袋里最少也有几十个铜钞。平时三叔经常赌钱，我却描风捉影地跟他一阵，我记得有时三叔故意在前面跑，我却哭着在后面追赶，一定要跟他去，也可能是想捞一点头子钱吧。三叔有男女的性关系几人，不敢公开，他怕的是三婶，解放以后从事农业劳动，略好于我父亲及二叔的劳动力。在解放以前祖母在世时，对他十分痛爱，所以三叔对生活吃的方面，欢喜十分讲究（也可以说他好吃），祖父并不喜欢他，我听到祖父经常骂他好吃懒作，不务正业，后大约在1954年死了，埋葬在塘坝屋的东边山上。
       （七）邱公家春。虽不是家人，但其与我如同父子一般，他对我比我亲生的父亲对我还要好得多，因此我附带写一下。他虽是日书未读，但能念歌传，因其家中曾有私熟的先生教过多年的书。邱公虽是一个渡夫，撑渡船的人，其性格随和，不喜欢说话（即说的阴毒），欢喜赌钱，在邱公中年时期都受过其母亲为赌钱打他，都禁止不了，所以在旧社会里他家能接识好多的人。如区长张克群、殷烈光，保长雷供及有名望的人们，邱公都经常同他们来往。解放以后邱公当过义仓村村长，及农会主席，当时有人提他包庇我，他曾慷慨地说，辛美合（我老婆）不是我生的，但是我在她还没有100天以前就抱来养大成人了，也等于我亲生的一样，所以我无法丢掉她不来往的。邱公在当村干中，因私心太重，如辛仲元（旧社会当过老爷的）的皮袄及棺材，他都搞回了家，那个棺材就不简单，是8段杉树作的（叫8角），是用景德镇的磁碗捣碎作石膏石灰用的，外面用几十斤生漆漆成的，里面装满桐油随它干的，后来这口棺材他自己也没有享受到，是给孟家塘弯的撑筏老板孟以德买去了。可见他很随和，听了几句好话一讲，他就没有办法，只好将就了。对邱公在村里主持工作时间不长，大约1~2年，就没有干，以后杀猪卖肉，杀猪的全部工具都是我家的。在解放翻身时他得了我家的好处不少，东西很多，因为俩家距离很近，大约只有300~400米远，所以我父辈将东西尽量往他家送，以免好了别人。如粮食曾放在他家的有几千斤，后来只回收了部份的，也没有结账；又如几支大水秤，杀猪工具，药店工具，四支猎枪，及零星的家具农具生活用品等，我父辈认为与其要给农会搬去，就不如多送点给他家，反正在解放前邱公家与我家感情很好，当然在解放以后各人的心中都应有数。邱公的渡船工作，解放以后因汪仁德由筏业社回家，将筏船争夺去撑了。邱公与我几十年都很好的，只有一件事发生了矛盾，那就是为了尚欠他的养幼费30银元，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那时还是我家大家庭的财产），他领来了邱姓的好多人，在汪家祠堂里抬去了大筑缝的棺材一副（是半抢的形式）。但我对那30元，本来就是想不给的（想打马皮靴的），想拖久了时间就算了，那知他却来趁热打铁。邱公在我家移民以前，生活困难当中，给了我很多的帮助，大概以解放初期的支援为多，大都是以粮食为主。有时我家中无米下锅，美合到他家走一趟，多少都有一些，决不会空手回家。邱公有谋心，人家评他的利心重，将长孙邱志华到汪仙元家去招亲，以后得了汪仙元的全部家产，搬回家中作屋居住。汪仙元无儿子，只生了两个女儿，是一个最好的木匠，家业丰富，土改时划为地主，曾多次被没收过东西。他说没收去的东西是无所谓的，东西好比是人身上的肮脏一样，洗去了没有几天它又会有的。邱公又将次孙子邱志磊到汪仁德家去招亲，除得了汪仁德的财产以外，还得了一个好工作，接替了汪仁德撑渡船，是全脱产，发工资吃商品粮油，大概只作十几年的时间，后筏业社取消了，转入了长江的水运社，就无形取消了邱志磊的工资和粮油的供应，于是青石河过河的人们，则由各个小划子卖渡，其过河的价格，则由他们自由协议，看山取柴（财）自延至今。

14、移民

       说起移民，苦不堪言，人人泪流，个个伤心。当花亭湖水库即将完成，快要关水的时候，政府于1959年的春季，号召移民，是规定须要受到水淹的户头移走，不受水淹的户头留下来。在对溪冲的当时的新华社来说，只有塘坝屋要受水淹必须移走，其余的新屋，对面屋，上屋等的三个屋都不受水淹，就不必移走了。我新华社只有四个屋场，辛冲社近长河边，他的水淹地区更多，须大量移走。当时辛冲社的社长辛谋庆是个工人，参加了公社的党委委员，将新华社的社长汪恭友（是新华社对济冲的罪人，造成了新华社也是对溪冲的灾难）诱调到辛冲大队当民兵营长，于是就将新华社集体移走，这样辛冲社就一户也不用移走，将新华社的人，移到桃铺乡星光大队的朋屋和走马堰两个小队居住，当时是68户283人。我出面说话，要求按照政府的规定办事，要受水淹的地区留下，我新华社共是四个屋场，只须移走一个屋场，还能留下三个屋场。于是用黑手段将我绑带到陈家二房屋，立即给我松绑说，这也是没有办法，新华社的人不能动身移走，就不放我走，叫我在那里玩两天，可自由供伙食。新华社的人见我被抓去，就一时慌张起来，新华社只有我和汪恭友两人，比较能说点话。辛谋庆利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软的对待汪恭友是党员，硬的对待我是地主子弟。新华人胆小怕事，立即开始搬家移走，可怜我新华人中，还有一个不识文化的，当时还在职的太湖县农业局的局长汪龙喜，都不敢出面说，还忙着给家里帮助搬家，我认为这样的人，是废料真可耻，然而阎三老爷也瞎了眼睛给了他一个人头，又为何不给他一个狗头算了。
       就这样新华社的人，大家哭哭啼啼移走了。但搬到桃铺以后，那年不幸天大旱，在农业方面可以说是全无收成，插的红芋只有小姆指那么大。我二婶辛氏到红芋地的沟里扫一点红芋叶子回家煮吃充饥，给当时的大队队长郭正华发现了（特别头等坏家伙），说我二婶破坏农业生产，当即大打了一顿，使二婶倒在地上爬不起来。无气特别炎热，夜里男女大人小孩都在外面露天睡觉，长达两个月以上，其时塘坝屋和新屋两个屋住在走马堰，共一个食堂，汪子仪当食堂主任，我当会计，对面屋和上屋两个屋共一个食堂。我们走马堰因堰长而得名，能走马可见长，实际是一个真正长的堰，每天都有男女老少很多的人，在堰的长坝上树阴下乘凉，也就是每天夜晚露天睡的地方，天气特别热不做事，也并且无事可作，长堰里水全部干了，晒成清一色的雪白的锅粑壳一样。有一个小孩子撬起一块来玩，则好发现一只该死的脚鱼（甲鱼），举起来给大家看看说，我走时运了，有好的东西吃了。于是全体在场乘凉的人，大家一跃而起，一齐拥到堰里，不到1~2分钟的时间，将全部裂开的泥翻过底朝天，共扳到该死的脚鱼十多只，大家庆幸起来乐得不得了。我们隔三差五到徐桥去买豆腐汤吃，要站队等待，每人只卖一碗（0.5元），要想吃两碗得再站队，多少时间能到嘴那就不一定了，你的肚子又饿了要叫起来。我们还为了吃饭，专程到望江的长岭去歇宿，因为那里的饭店，每人住宿一晚，进出两餐，供应大米1斤，还可以吃到兔子肉（只是钞票该死）。有一天我从徐桥玩够了回走马堰，将1元钱买了四个小黄古鱼（约有一寸长），是用糖粉包着烘熟的，全部将两个指头拿好，伸入嘴中，嘴里还得空空的，又将它拿出嘴来，用反手拿着三个，用顺手拿着一个，从鱼头到鱼尾，一口咬一点点慢慢地吃着。等到了走马堰，也才刚好吃完，真可以说是骗嘴巴，也可以说是自己骗自己是在吃东西，两地相隔有5华里。

彩林

文章好长哦！~·`~

古石厂

      从那一次经过起，我就认为在那里基本是无法生活下去，脑子里所想的只有一个计划，如何想办法逃走，日夜都想着离开这个鬼门关。时间不长，刚好有陈珍云叔母的哥哥陈昌顺来了，他听说江西的生活很好，他有一个叔父陈佐福是住在江西的乐平县，他想邀珍云妈同他一同去江西，原来山里也同样困难，也想逃跑的。当时我听在心里，这也算得是一条活路，后经过多方面的打听，及艰难与曲折的经过，终于如愿了，于1959年的中秋节后，我离开了走马堰，顺利地到达江西，其经过详细情况，在下部的回忆中续书吧。
       据后准确的统计，新华社的人，除所有的整个生活用品，及所有的整个家具和所有的整个农具全部丢光了，而且连18条耕牛也一同丢掉了，全部都丢在桃铺乡星光大队里，所受损失之大，是无法统计出来的，这是在物力与财力的损失，尤其是人的损失更惨了，死亡了不少。据正确统计，塘坝屋死去了45人，绝光了柒户断了根，新屋死去了17人，绝光了四户断了根，对面屋死去了15人，绝光了三户断了根，上屋死去了30人，绝光了五户断了根。统计在桃铺乡共死去了107人，绝光了无后代19户，我们新华社的人，在桃铺乡星光大队，到1959年终的十二月三十日除夕之夜为止，68户283人，死的已经死了，能逃跑的活人也就跑完了，最后只剩下赵风云一个人，因为她是在食堂里烧火，而且是重新换了一个食堂，当然她跑不了，后于1960年中，她也回到老家中。俗话的“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我新华社的人，也算得是在劫难逃，而幸存者依然是昌盛发达，对人口已超过移民前，对生活算是美满幸福，如今已是楼房林立，遍地歌声的好时光了。对我家来说，当时是四人，小女儿死了以后，仅存三人逃往江西，如今已有19人，也超过了刚刚解放的时候，我家未分家的大家庭，未分家以前是17人，而我家还有二叔家及三叔家中现已发展了分成三家，总计有20余人，加上我家已达40余人。毛泽东曾说过人多力量大，我认为他说的不错，很对。如今新华社人茶余饭后谈起移民之事，回忆起来追思一下，当真找不出在当时没有死人的人家，我至今还不知道我那可怜的小女儿死后埋在哪里。
       有一个笑话，新屋里的汪仁来和汪仁俭，同父同母所生的兄弟式人，其母亲死在走马堰，是他兄弟式人同阵埋的土堆。后因生活好转，请了邱家春公帮忙，三人到走马堰取其母亲潘氏的尸骨运回老家对济冲，当时是他兄弟式人看准了土堆是他母亲的，说这个就是她母亲，前后都有小松树一棵，一点也错不了。后经邱公及其兄弟式人，挖开一看，邱公说此堆不是你母亲，女人有头发，这是一个男人，男人无头发，并且此人身体长大，你母亲是一个矮个子。兄弟二人同声说不会错的，头部与脚后都是我俩当时垫的青砖，决不会错的，当时死的人基本上就没有棺材，都是白土埋的。邱公就按他兄弟式人说的，检好运回了对济冲。以后邱公与他人谈及此事的不像她们的母亲，经过多人回忆，后来又有人去取尸骨，讨论研究发现，得知真的不是他俩的母亲，是男人是汪鸣风的尸骨，以后他兄弟式人也没有再去取了，怕一错再错了，岂不奇哉！

15、后记

       当我写完这本回忆的上部以后，不觉感到自己笑自己，我既然文化程度低下，又何必出丑动笔写这些微不足道的事呢，我想也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事非经过不知难”，也无怪古人说的“不是撑船手，莫动竹篙头”这句话，我觉得真不错，使我非常抱愧，不应冒然动笔写这部回忆录。
        在这段回忆中，其语言粗俗又很多烦述，其情节很多重复又写的不通顺，更为突出的是我的脑力下降而衰弱之致，从而提笔忘字，因而错写的字很多，别写的字也有，要猜写的字不少，岂不成了丑人多作怪吗？以至想看一看的人，要花很多的脑力，去推测与想象，要花很多的眼力去注视与侦察，岂不是要叫人添麻烦吗？但是我抱着记帐的心理，以开玩笑的主题为多，虽然不成文体，但是我还是尽我所能，不厌其烦地写了这上部回忆录。

上部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