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回忆录

古石厂

父亲汪仁甲，1927年农历4月27日生于本县天华乡（原辛冲乡）义仑村，清治河下斜对面，的小地主家庭。83岁了，耳聪目明，没有半点老年痴呆症状，但近10多来年痴迷麻将到了可以少吃一餐的地步，（没有多大输赢）在我多次请求的情况下抽空写了一些回忆录，我现在节选部份贴上论坛，有兴趣的朋友看看上上辈老人是怎么样过日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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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石厂

1、序言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人生若梦，转眼之间，吾将七十有八岁矣，兹取  儿（三子）之意，欲将吾一生之曲折、及所经之打击，艰难与困苦，受尽人间之辛酸，经历国共（国民党，共产党，编者注）之反复，就吾薄知浅识，执拙笔书之，自当言不达意，故只就一事而言，无法连续章节，亦不能前后首尾相应，更难免有错误重复之处，（情节或有不实，勿为正史资料）只就吾身经其境，拚命苦干之情节，及所经历之笑料，写此不成文之回忆录，以供儿曹休闲消遣，可见斯时吾之艰辛，而不忘忆苦思甜之举，亦可供后人借鉴矣。
                                                                      写于2004年冬季初稿

附记

         兹就吾幼年，能通晓事故，有知识以后，所经历之处世为人，回忆童年，耳闻目睹，及常听人言之往事，与吾而立之年前后言行，以上各种情况，经过收集整理，按情况分别段落，为上下两部。在移民之后，于上江西之前为上部，以壹拾伍节而分述之。在上江西之后，到落户金徐组至今为止，为下部，下部情况，比较复杂，又值文化大革命困难之中，其艰难困苦，罄竹难书，故待吾以后将续书之。
                                                                      写于2004年冬季初稿

2、我喜欢过年

       旧社会有句俗话：“大人望插田，小孩望过年”。大人望插田，是粮食不够吃，早插了就可以早点有饭吃，小孩望过年，当然是有好吃的，多少有点新衣服加上去，同时过年又非常热闹，因此我儿时就喜欢过年，除有好吃的，新衣服穿及热闹以外，还可以得到4~5元的压岁钱（银元），其中系祖父给1元，祖母也是给1元，辛家上屋的舅爹也要给1元，舅爹是祖母的好弟弟、二叔的岳父（佐良公），这3元是固定每年都有的压岁钱。其他的叔叔及亲友等，加起来也有2元以上。我每年同二叔一阵去舅爹家拜年，舅爹叫辛风阶，其人非常古怪，拜年时他要注意你是否真的双脚都同时跪倒在地，还要检查你的裤子膝盖上有没有泥土的痕迹，落实了再给你压岁钱（是红纸包的银元1块）。我为了想得到压岁钱，不得不照他说的来办，其他凡是给我压岁钱的长辈，都得用真的下跪拜年。我祖父在世时，每年的十二月里，发给我红灯笼一个，从廿四日起过小年，到第二年的正月十五日过元宵为止，每天发给我红蜡烛一支，每天也是小鞭炮一包（其中每包10挂，每挂有20个），有时他老人家故意迟迟不发，我便要跟着他作要哭的样子，寸步不离他，等到蜡烛鞭炮到手了，我又会笑起来的，大半是祖母催着他：“作点好事早点给他算了”。这些过年玩的东西在过年中玩不完的，就保留在年外平时玩。每过一次年，有四餐肉蒸面，十二月廿四日过小年有一餐，卅日过除夕一餐，正月初七过上年头有一餐，正月十五过元宵有一餐。
      我每年都是过双年即过两次年，在店上是12月廿八日还年，还年的意思是感谢天地与祖先，保佑了这一年已经平安地过去了，要办鲤鱼、公鸡、猪头猪脚等（叫三牲），另加豆腐、年粑，当年是平年十二个月就是十二个粑，如遇闰年十三个月就是十三个粑，再加上年酒与年饭，烧纸钱先天地后祖先，毕恭毕敬地跪拜，然后放大小爆竹，再就是吃年饭了，要办好多碗菜，是早已准备好过年的东西都得吃，大搞一餐，时间很长，真可以说是酒足饭饱才收场。饭后雇工们补足他一年的工钱（一般平时已预支去了大多数），整理行李衣物回家过年。仅留一人不走，在卅日晚上看灯加油，要付压岁钱的银元1块，在卅日晚上每年房间里都要点一盏油灯，其时点的是木子油（也叫水油或叫青油），必须随时查看，要加油或是换灯蕊草，后来是点煤油，也要加油，不能让它熄了火，在那个房间里卅日晚上熄了火。在迷信上就说住那个房间的人，第二年身体就不健康，甚至说要死人，所以照顾灯火就最重要，故而要专人负责。
       于廿九日下午，我到塘坝屋二叔住的地方。他是十二月卅日还年，二祖母及二叔夫妻住在那里，也要和店上一样举行仪式还年，是全屋统一同时举行，然后可以大吃一餐，也要给少数的压岁钱。其时二叔夫妻未生孩子，旧时说的，卅日除夕夜里床上有小孩子睡觉，第二年就可以生孩子（好笑吧）。但是我不记得跟二叔夫妻同睡了几个卅日除夕夜，最后才生了一个仁宏弟。
       正月初一早上出方，所说的出方是迎接新的一年的到来，同时是祝福在这一年里，必定是万事如意，凡事吉祥的意义。要办糕点、点红蜡烛，先天地后祖先，下跪拜年，然后向家人及同屋居住的长辈拜年，放大小爆竹以示庆祝。正月初一这一天，遇到长辈要问好，要口头说拜年，说吉利话，如新年好，万事如意，身体健康，一本万利，幸福吉祥等。
       正月除了走亲戚拜年以外，最好玩的是晚上出灯。简单的灯叫百子灯，青一色的是红灯笼，盘龙舞狮子，打连香，挑花　，踩龙船，走高桥等，还有大头和尚戏柳翠，王妈妈追鸡，刘二姐赶会等。精制灯叫花灯，那就更好玩了，每一台灯都得用二人抬着走，起码比方桌要大一尺，每盏灯都同时点着几十支蜡烛，如百鸟出林，是100支蜡烛火同时点着，此外每一盏灯都是一个旧时的剧名，如刘备招亲、蒒仁贵征东、樊梨花挂帅、穆桂英大破天门阵等。所有的老剧都有，当然锣鼓是少不了的，起码有3~10班不等，喇叭也是同时有好几支队伍。到附近的各屋场去游戏，屋里放鞭炮迎接，而且要送点东西，如米糖、芝麻糖，糕点，香烟等给玩灯的人，也有给钱的。出灯必须由少数有名望的人出面组织，其主要的一人叫着笼灯头。我家三叔万英公作过笼灯头，计划要到哪个屋场时，要先送帖子，好让人家做准备，是过年最好玩的事情，从正月初三玩起，一直要玩到二月十五为止（叫大花椒），收工后即烧掉所有用纸扎的灯，叫做元灯（燃烧的意思）。
        我还记得有一年正月初一，时年我5~6岁，和对面的人家打赌放鞭炮。他家姓辛，是祖母的娘家人，我父辈叫他大母舅，二母舅，我是叫他大舅爹，二舅爹，他家是兄弟二人，哥哥辛佐良，弟弟辛协廷，开了一个油房。他的资本大多是我祖母外借去的。我家与他家，仅隔着一条长河，要是互相大声讲话，都能听到部份声音。解放以后他家也是地主。当时他家也很兴旺，每个人都有三个儿子，还有女儿。平时他笑我父辈说，外甥也小气了，太节约了，过年放的爆竹太少，总是舍不得，好像有点酸颈头的味道吧，太不热闹了，我家虽然是你母亲那里借来的资本开店，可是每年过年放的爆竹，要比你家多得多，倍几倍了，你们兄弟四人，也不怕丑吗？我父辈于是真气坏了，就说好吧，那一年过年时我们两家比一比吧，打过赌看谁家放的爆竹多，就看谁输谁赢吧，就是这一年，我父辈瞒着祖父，和他家约定过年时，在出方时赌放爆竹，祖父是不知道的，如果祖父知道了，他们两是郞舅关系，是绝对不准赌的，当时有个迷信的说法，两家赌放爆竹，谁输了就要死人的，后来果然兑了现，他家的老大辛佐良，约在一年以内就因病死去了。
       当时赌放爆竹的情况，是初一的未天亮以前出方（出方一般不到天亮，但也要接近天亮），他家放一个大爆竹，意思是约定开始吧，我家也放一个大爆竹，意思是知道了你先放吧，以后就是你放一下，我也放一下，互相催着开始，但谁也不愿先先开始放起来。因为顾忌了迷信问题，怕后来如果真的兑现死人的话，以致后悔就不好办了。互相拚久了以后，果然双方都发火了，在不知不觉中，开始赌放起来，一直放到傍晚，他家放完了，我家也糊涂了，继续还放下去，祖父在鸦片烟床上，嗟声叹气舍不得。我父亲金榜公，也发了火说，总比你吃黑痢好得多了（黑痢指鸦片烟毒品），祖父的舍不得，因为是看到我父辈用稻箩抬爆竹，从楼上一箩一箩往下抬。我家当时也作爆竹，是父辈一年中平时少卖，将爆竹零星收藏起来的，不让祖父知道，是一心一意地准备了充分的爆竹，要和他家赌一场，争个你输我赢出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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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作清明最好玩

       在旧社会里，宗族特别严重，而且族权也不小。为了饮水思源，各姓都有公堂，并都建设了祠堂，以备子孙后代祭祀祖先之用，都有田地山林，每年收租稻卖钱，办理祭祀，以表报本之意。
       我汪姓是大户（旧社会有大户与小户之分，如抬轿子吹喇叭的人是小户），居民大都住在太湖县黄镇乡及李杜乡一带为才股，及南阳河严姜岭和百里墩一带为增股，也有少数的户头散居于本县的各地，及外县外省的。汪姓的汪栋公在我处是总祖先，我二叔佐良公管理公账，每年在作清明以前的准备工作，及清明后的结算账目，大约要一个月的时间，秋收后收租稻大约要15~20天时间，结算全年的收入与支出。汪栋公的祠堂在大湖河的凤形（地名），建设很大，有收租的稻田10多担，约60多亩。过去收租稻的规定，大都是每一斗田0.6亩，收租稻2担（约320斤），每年收租的稻卖钱，用作一年一度的作清明开支，凡属于汪栋公以下的儿孙，都得参加祭祖先，和游清明上坆山烧香，祠堂里祭祖先，每年都是祖父统站，配有领生，管账的人主祭，祖父对大三献的礼仪很精通。祭礼是儒教孔夫子的主张，孔夫子曾将对父母的孝道：“生，事之以礼，死，祭之以礼，葬之以礼民，可谓孝矣。”当时是儒释道三教，儒为读书人，以孔夫子为代表人物，释系释伽模尼，道即道士道教以张天师为代表。除了祠堂祭祖以外，还要游清明，到各个坆山上，作一个简单的祭礼，大湖河离我家有十多里，我曾坐个篮子二个人抬着去游清明，抬着猪，抬着羊，还有福礼之类的祭品，打锣鼓，吹喇叭。另有一种乐器，叫咚和叫破的，这两种均如米筛一般大小，其正中心凸出处，一寸园形如玻璃茶碗口子大，打出的声音与锣鼓差不多，均系铜铸的。还有特大的筛金，是两个人抬着打，其打时三种乐器，必须配合先后相联接，于是其声音为咚、破、嗙。每户自制旗子一只，另外凡族内祖先，曾在朝廷作过什么官，就可以扛那一种旗子。如果你姓内有人曾作过皇帝，可以扛叫伞的旗子，和古装戏里的皇帝出行时一样的旗子，如有作过宰相和其他大小官员，都可以规定各不相同的式样，严格不准乱扛旗子。我们汪姓以越国公的官最大，生有九子，我们系其七子的后人。作清明除吃清明饭以外（大多以猪肉、鲜鱼、豆制品为主），猪是吃完一头又宰一头，汪姓也有几个杀猪佬，每丁可领猪肉一斤（叫作丁肉）。丁是指在该公场所属以下男人，汪栋公以下有几千丁，即几千个男人，女人不算，如族内有人与别姓闹事或打官司，一般私人（当事人）不用付钱，大的费用，由族内按户抽，可按丁抽，少数的由公场开支。我汪姓曾有人说，与外姓人打官司只需要每户抽一个鸡蛋就够开支了。还有凡汪姓的人家中，有成绩好的学生，但其家中又没有经济力量给他读书或是升学的，汪姓公场按情况补助或是全部负担费用。凡年满60岁的老人，可领猪肉3斤，年满70岁的可领猪肉6斤，年满80岁的可领猪肉10斤，从年满90岁以上到100岁的，则是尽他的力气拿，能拿多少就给多少，但是要他自己拿出祠堂的大门以外，由可由子孙代替拿回家去（叫做老人肉）。其年龄就必须是实打实事，不可虚报，祠堂里有谱可查。过去男尊女卑，祠堂里作清明，我没有看到过女人，更不用说吃饭了。但凡是其他姓男人，只要你是我汪姓的女婿和外甥及外孙等，都可以参加吃饭，这样一来凡是在祠堂附近的人们，只要他有点沾上亲戚关系的也就是马虎带一餐，凡是女婿或是外甥及外孙的，如有坐轿子的资格，还可以坐轿子来吃饭，除可以吃饭外，还要付轿伕的工资，这样的情况却认为是我汪姓的最大光荣，另外如雪义河、龙湾河、大湖河、小湖河等的渡伕（是叫义渡，过路来往的行人，不收钱，其渡伕全年的工资，都是由各姓捐款付的），都可以参加吃饭，并且还要发给他请人代替撑船一天的工资。邱公因路近曾去过多次，其他路远的渡伕，那就不知道来与不来了。
       作清明最热闹顶好玩的事情，是我儿时最喜欢的事情，而且是老早就伸长着颈子望它早日到，除了汪栋公的大清明以外，还有小清明，如汪清祚公、汪得如公、汪照万公等的小公场清明，祠堂是建在塘坝屋斜对面的黃坆林（现以水淹了）。大半都是隔了一年就作一次清明，是轮流作清明，但每年都有一个公场作清明（不会空的）。在这个祠堂作清明，我的油水就大了，祠堂离我家只有半里路程，一下子就能到，上半年作清明，我可以有十多天的油水，下半年要收租结算，及三个公场的收入与支出，都是我二叔管账，而我差不多有一个月的油水可捞，除了有好吃的以外，还有差不多的特别收入，那就是他们赌钱，以推牌九为主，他们以结账为名，实则吃喝玩乐，一般结算有各小房的代表7~8人，专请一个人做饭搞生活，他们赌钱时不问是那一个赢了钱都得给我一点，不给时我就讨要，多少就不一定（叫打头子）。所以我小时候，就希望祠堂里有人办事，我就打滚不离，他们也不嫌我，而且还经常有人逗我玩，这当然是祖父和二叔的面子，结账时出现大小问题，都得由祖父说了算数。
       祖父生前时曾说过好多次，他的家产在分给父辈时，至少要提留二担田（12亩）及少数山林，成立一个汪济堂公场，每年收租稻卖钱，来作为以后的每年清明和冬至祭祀的开支（冬至也是一种祭祖的时节，也有人家称作冬至的）。然而他老人家的希望，终究成为泡影，而且他的勤俭节约，辛辛苦苦经营出的产业，他老人家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一时化为灰烬，他的下人不但不能得到享用，反而给下人留下了一个地主的帽子，受尽了人间的艰难困苦，差不多有半个多世纪了，实属可惜。但自共产党的政策有所改善的今天，我们下一辈人的人的生活依然走上了小康，也就知足了，祖父你老人家好好地长眠，永远安息吧。

4、幼年的家庭状况

       我家全赖祖父济堂公（别号汪宏珍）一手兴家，从事商业，坐落于太湖县的西乡青石河口。我们太湖县竖的是以长河为界，横的是以太湖县城为界，分为东西南北四个乡来区别，县以下长河以东为东乡，县以下长河以南为南乡，县以上长河以西为西乡，县以上长河以北为北乡。俗有吃东乡，花园为我县产粮最多的地方。穿南乡，徐桥出产的土布有名，质量好的叫桥装，其价格高于潜山县的黄泥港出产的港装。用西乡，弥驼、百里、耿家盛产漆桐油，价格也很高。烧北乡，黄寺、天桥仅产竹木柴火。所以青石河口，河东为赵河乡，河西为辛冲乡，因此是我县的西北两乡的交通要道，店号叫“汪同兴号”，出售香糖、纸张、布匹、糕点食品等，杂货诸全。另开药店一部，顾用医生药剂各一人，由二叔佐良公经营管理。屠宰杀猪店一部，由我父亲金榜公经营，并开设水作坊一部，顾用一人，出卖豆腐、乡条、千张、挂面等，同时卖稻米。全部店房23间，另有祖居在塘坝屋的房子8间，外有毛竹筏子二条，每条一次能载重五吨，上水可到达弥驼，下水可直到安庆，除自家搞经营运输以外，还可以给其他的客商运输货物，顾用的工人六人，家中也顾用了四人（其中主管掌握生产一人，生产助手一人，专门饲养耕牛一人，一般在二条以上（包括牛犊），由祖母掌管饭菜）。其时我家的田在120亩左右，地有30亩上下，山林约有50~60亩左右。每出卖一次杉木，即出售几十两码子（一两码子约等于一个立方），卖毛竹则两年可以出卖一次，每次都是几千根（当时是以根计算，不计重量），此外松树、杂树、板栗、茶叶等，每年出卖的收入也不少。
        在我13时祖父仙逝，祖父享年72岁正，是在解放的前三年。以后有家庭状况散荡，逐渐衰落，其时虽由我父金榜公掌握，管理家业，但其无能，不能团结和约束二、三叔，以至各饱私囊，大量余积私房钱，田租各人抢收自用，经济不能统一。
后来我已成人，也同时捞一点，佃户们都知道我母子可怜，有时父辈们上午去了没有钱，我在下午去了多少还要给一点。我父亲及二叔均有现在所说的（包二奶）情况，只见家庭更是混乱，于是父辈互相之间，你不管我，我也无权管你，大家都好比　掉下了粪坑，不能张嘴，大家都听其自然地混下去，家境便快速下降，各行营业，相继停止。其时土匪烽起，遍地打抢，夜不能寢，人心慌慌，一直也就没有人提出分家，当时的分家可耻，为要面子就长期拖下去。当时国民党的杂费特多，分了家可以以三户负担，那就更重了。我家是全保（大约有5~6村的面积）出杂费的四个大户之一，例如：国家要收一万元的杂费，由四个大户要负担五千，又有二号的大户四家负担二千五百元，尚缺的二千伍百元，则由全保贩千户分摊，可想而知，压力很大，后来虽未出卖田地山林屋宇，但也接近破产，即便是共产党不来解放，我家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直到1947年太湖县初次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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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解放期间的情况

           1947年冬季的初次解放（时年我20岁），家中所有的一切财产，全由农会搬去没收了，其时还没有划分成份，就认为我家是地主（本也够地主条件），一次给搬光了，仅随身衣服。有的个别作恶人家，好的衣服还要当众脱下来，是寒冬季节。碗筷每人一套，并扬言壁上的钉子都得取下来拿走，但也未必作到了。于是家贫如洗，各奔前程，分散逃走，人人都是惊弓之鸟，个个变得胆战心惊，从此也就算是分家了，少数的资金，各人自带，留作用途，再也没有大家庭了。
        兹就是当时共产党，国民党，相互拉据杀人的惨痛情况，略举几例。（1）是汪其相的女婿殷学宏，是赵河乡人，侯六村殷家岭人。此人忠诚老实，一肚子古典文学，是一个教古书的老先生，性格随和，与人处世一向很好，从不与人争吵及得罪他人的情况，人们称他是一个学夫子。旧社会称夫子是对读书人的最高的尊称（如孔夫子、孟夫了）。当时与他同阵被杀的有十余人，是将他们带到山沟的平坦上，命令他们各人自己捡石头，准备砸各人自己。当时其他的人都捡小石头，唯有他拼命地搬了（50~60斤）的大石头，是他平时无论如何都搬不动的，殷学宏年近花甲，其他的同阵被杀的人问他，你搬这么大的石头作什么？这又何苦？他说你们搬的小石头，一下两下不能把自己打死，慢慢受罪，是难痛的，多吃苦啊。又何必自己给自己添罪受呢？我搬的大石头就一下子能成功，呜呼哀哉，是不是痛苦少些。当时是以八路军为主，及民兵围成一个圆圈子，将犯人站在中间，如同群狼争食一样，然后用石头去扎，直到砸死为止，可怜这十多人被砸死。除其家属痛哭流涕以外，凡是听说情况悲惨的人，无不心寒而泪流，真可以说是铁石人儿也伤心。其实殷学宏，也不过是犯了满肚子读书的罪，也未当过国民党的官，没有杀人的血债。在那十多个人中，大部份都是有学问的人，是犯了什么罪，也就当时农会里面的某个人的几句话就能定下来。
        （2）李小昌是辛冲乡寒伤村潘家河的人，是在辛家冲陈家祠堂的操场上杀的（原六邑分部）。当时是以八路军为主，召开群众大会，参加的群众不多，也像小学生作游戏一样，围成一个大圆圈子，将犯人站在中间，叫人们用石头去砸。可是谁也没不敢不砸，只是以小石头去砸，而犯人被砸倒以后，一时尚不能死去。最后是其亲母舅汪得庭，见其可怜，不时又不得断气，痛苦难受，与其他难想活命，系将田缺口上的石块，约有100斤左右，供人们过路用以搭桥的石块，拼命一下将犯人砸死，于是犯人就一动也没有再动了。事后有人问他你何必这么狠心下得了手？他说没奈何，让他长痛不如短痛，少受点罪来折磨他哩。像这样的情况，又有谁能认为不伤心呢？
       后于1948年共产党下课，国民党上班，成立了还乡团，以太湖日报社（北门）为指挥中心，甘名山（太湖南门农场附近人）为主任，辛治民（辛家冲人）等主持。其大门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莫说阳间无地狱”，下联是：“此地便是活阎罗”，横批是：“也有今朝”。大势杀害农会的主要人。陈佐寿，也是辛冲乡寒伤村陈家塝人，对他的杀法更是惨，是先将犯人的两只手从肩膀上砍下来，再将犯人的双脚从屁股下面又砍下来，让其慢慢受罪，折磨而死去。然后将其四肢及主体分散丢弃，家属不敢寻找。被杀地址，大山马庙一带，详细地址已不记得了。
      农会的次要人物，则罚枪款，或罚一枝枪的钱，或罚半枝枪的钱，追回农会没收去的财物，搞得轰轰热热，鸡犬不宁。
只有汪其相家和我家不收回农会没收去的财物，我伯父汪其相，系北京的政法大家毕业的，曾历任过好几个县的法官，在每年的除夕夜都要和我谈心，说他读大学时，有好多的学生，衣箱里带有手枪，是共产党的人，现在国民党腐败不堪，政府不像政府，当官的不像当官，搞得民不聊生，真可以说是一塌糊涂，我看有朝一日，共产党可能要执政掌管天下的，你们要注意（其实他也是急着自己的财产无法保留，将来要化为乌有）。
       我家的东西有人自愿送回来的，还接受了少数部分，但决不去追人家要，汪其相则不问多少大小一律不收，并向来人作揖拱首行礼，要求来人再拿回家，说要了也没有用（他无儿子，仅生了四个女儿。后抱养一子叫汪鸣凤，死于移民在桃铺），所以后来汪其相划了一个开明地主，共产党一点也没有难为他，解放后大约一两年就死去了。其实他应当是正儿八经的地主兼恶霸，在旧社会大约解放前4---5年间，他家中一妻一妾两个老婆同一锅吃饭，二人都吃鸦片烟，同一块过生活，第一任妻子姓殷，吃鸦片烟，第二任妻子姓童，时新装样短头发，穿旗袍，第三任妻子姓闵后来风瘫了。他给人家官司准赢不输（是老讼棍），邻近的几个县，如怀宁、桐城、潜山、望江等县，都有人慕名前来请他，收费相当高。他的眼睛后来不大看见，我曾替他执过笔，他说我写，也能得些小费。
        在还乡团横行中，我家父辈及我决不参加，乡长潘道南（是父辈的老俵）曾多次上门邀请参加还乡团，一律都遭借故拒绝了。还乡团的人拚命挣扎，他们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好的，是没有好果子吃的，于是想互相拉大家都去干，拉人下水，我家没有跟从，因此对我家不满，非常恼恨，故而就抓我去当兵。其时我也有兄弟二人，独子可以不当兵，系将我于1948年的农历四月廿四抓去。当时是想搞我家的竹木，叫我家拿300元去买，可以放人回家，300银元可以买150担稻（约重20000斤）。我父辈不同意，不愿就这样的给他们砍一刀，其实钱当时还是有的，只是父辈不舍得，叫我就当一次兵吧，逃跑回来的人多的是，别人都能逃跑回来，你有点文化难道就逃不回来？那时当兵的逃跑回来没有关系，政府不予追究。就给我买了一个叁钱多的金戒指，叫我用作逃出来后也卖了作路费回家。我同意了去当一趟兵，后于该年农历七月卅日，安全地回到了家中，奇怪的是将好100天的时间。
       后于1949年的冬季，太湖县再次解放，重新成立农会，结算赔偿，反匪反霸，斗争地主，镇压还乡团及反革命分子，大闹革命，于1950年土地改革，划成份我家当然是地主了，于1951年发证整契，我家23间店房，及塘坝屋的8间住屋，全部没收了，同时我家所有的田地山林，一并没收，然后再同普通群众一样地分得一份，但是要尽量给坏的部分。我自1949年为了保全生命，也只好跟他们一同闹革命，当代笔组，当时初中文化的人很少，老一辈有文化的人，多数被化成地主。那时在1950年，土地改革中，有一种7表和13表，是互相关联的，要表与表的数字相对，能够接起来，当时我各陈佐良，合伙研究能圆满完成全乡的各种表格，因为他最会珠算，并且相当的准确又快速，是经过反复多次研究完成的。所以就取得了工作组土改队的喜欢和信任，同时在全乡很有点名声。后于1955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时，老对溪冲起名为新华社，我当会计，汪恭友当社长。到1958年成立人民公社时，我调到辛冲业余剧团，当会计兼道具保管，其时已是半脱产，集体生活。直到1959年的三月，剧团解散，因花凉亭水库已经完工，急需蓄水，故而开始了移民。是当年的三月份，我们新华社全体集中移民到桃铺乡星光大队的朋屋和走马堰两个小队。在当年的中秋节后，我偕妻辛氏带子奇和，（大儿子）逃跑到江西去了。后于1964年，回到原藉辛冲乡义仓村河口小组，在我家原店房旁的靠山坝造了一个半是山洞（后半）半是茅舍（前半）的棚子，虽说无供应的粮食，但在亲戚朋友的支持下，维持到1966年的三月份，后迁到这里，即现在的大石乡张林村金徐组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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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我被抓去当兵

       国民党的新兵，与犯人没有区别。我自1948年农历四月廿日被抓，即送到太湖县征兵团，大约住了半个月左右，五月份即送到安庆北门外的老机场。在路上是将你五花大绑外，还要五个人共用一条绳子联起来，就这样受着罪赶着你走。当时我心里想，国民党像这样的对待当兵的，能打胜仗吗？我要是跑不回去的话，有朝一日，上了战场，我如不把枪口调转头来，也除非是有鬼。到安庆大约住了一个月左右，再由接兵团送到滁县，移交给正式部队炮兵团受训。当时当兵的只要你在未交到正式部队以前不跑就行，跑了也会再抓你去的，在已交到正式部队以后，你逃回来，政府不予追究。如当时的县长隆武功，就公开的叫你交到正式部队以后，你就可以跑回来，因此当时就有好多的无业游民，以卖当兵为职业，你出钱他给你代当兵，其价格是大约一万斤稻左右，有人竟连卖过5~6次之多(老油条)。一般人家将儿子看得重，认为儿子的胆子小，又未出过远门，怕儿子当兵吃苦，又觉得儿子无用不能逃跑回来，其父母就只得请人代替当兵。请了一次兵，家里虽然不会立刻就穷了，但也一时很难得复原生活。我的价格更高，当时乡里要300银元(约20000斤稻)，他们是故意为难，是有意对付我家的(因为我家没有上他们的强盗班子还乡团)。
      我交到滁县的炮兵团以后，连长徐正行见我的表格上填的是初中毕业，第一天就找我谈话，我当时理所当然是要毕恭毕敬的，经过约两个小时的谈话，我假说是代哥哥当兵的弃书不读了，学古人的投笔从戎。他叫我好好干，当兵并不是没有出息的事业，人家说的“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完全是一种错误的看法。第二天他叫我去谈话，就安排我暂作军需上士，管理弹药。当时家乡的手枪子弹是卖价每粒一银元，在那里是整箱的一大堆，炮弹是整仓库，我看到真稀奇，心里也有点害怕。大约一星期以后，调来了一个老兵，就叫他当军需上士，因为我不在行，是一个生手，业务不熟，就改叫我当文书上士。
      旧社会的部队里规定，兵分为一等兵、二等兵、三等兵三种。兵以上为士，士分上士、中士、下士；班长的军衔仅小于最小的军官少尉，就是从上士升军官少尉，这一级最难升，有人当了几十年甚至一生的上士，也没有升到上一级。总之士还是兵不算官，士兵是白边符号，升了少尉就算官了。尉官分少尉、中尉、上尉，是篮边符号。尉官以上为校官，校官分少校、中校、上校，是黄边符号。校官以上为将官，将官分少将、中将、上将，是红边符号，再以上为将军元帅了。
       在我当文书时，连长很喜欢我，一切自由，凡是他吃的和用的东西，都要给我一点。他老婆住的地方不在连部，相隔还有一华里。我有时候到他家中去玩，找点事干(零星的事)，他老婆也很喜欢我，致使我甚至还舍不得逃走，我因为急着母亲的挂念，及邱家的事情(父亲及叔婶均无所谓)，因而就自己警告自己，赶快回家吧。当时部队特别戒严，新兵晚上睡的房子，房门口有持枪的双岗，晚上拉尿得先喊报告，经过门岗许可了以后，方可起身入厕所，并有一持枪人随后看守着。大门口有持枪的双岗，后门口也是双岗，院子里还有流动岗，我是睡连部发给的一床草蓆，有时还在连部的办公桌上睡，天热就在院子里的大树底下睡，要是太热了还可以到后院水井里打盆凉水来擦擦全身(凡岗上的都是老兵)。大热天新兵们院内建有一个水泥池子(约两米长、一米宽、一米高)早上放一池水，供新兵们当日三歺洗碗筷，晚睡前换一池子清水，供新兵们洗脸擦身体(全连近200人上下)，再就是集体用枪押着到河里洗浴，每个月仅有一两次。
       那年的农历七月下旬的一天，我终于鼓足勇气，准备夜晚逃走。当时因逃跑而被抓回来的新兵，是长时间地吊起来狠狠地打，到失去知觉才停止，然后就洒凉水。在安庆和滁县两地，因逃跑各地都曾杀过一人，原因是逃跑的人，因受严刑不住，而自己承认是卖兵的，替人当兵，就被杀了(该死)。在我计划逃走的那一晚，我先是准备从大门大摇大摆地走出门岗，可是门岗不放出，说今晚戒严，我说我找连长去好了，就马上跑回来，又怕事情暴露了就不好办。于是拿着脸盆装作到后院打凉水擦身体的样子，到后院刚好看见有一根毛竹，我把它从井边搭上院墙，离墙头不远，这时我拼命地爬上去，花了好大工夫才挣扎上了院墙，再慢慢地滑下去(约有五米高)，心里想着就是跌死了也得干，所幸无事落在地上，就是小街行人不少，我无目的地向前快走(是小跑)，那方的灯光少，就证明那方离郊区比较近，就向那个方向走去。不到一个钟头，就已经到了乡下，我记得当时我穿一套呢子军装，是人字呢的，最低军官穿的服装，我本不够穿它的资格，是服装有多的，连长特别允许叫给我算了，腰里绑着一双鞋(是辛氏给我作的翻底鞋质量好)以装作有手枪的样子。天气很热，老百姓大多数在屋外露在里睡觉，见了我都惊慌失色的样子，虽然到了乡下，不需要跑，但我仍是快步地走着，不懂话也无需问路，只是觉得距离县城越远就越好，将近快要天亮的时候，我跑到了来安县的伏家湾。这时才慢慢地问老百姓，知道了距离滁县的部队相隔有100多华里，就略微放下心来。
       在伏家湾有一对男女老人，也在屋外睡觉，我见他们俩很慈祥的样子，就向他们讲明真实情况，我是一个想回家逃跑军人，叫他俩不要害怕。两老人很喜欢讲话，并问长问短，也就不怕我，互相交谈了大约2个钟头，到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还谈得兴趣很好。她女儿作好了早餐(是玉米糊)，就叫我进屋吃饭。上午在谈话中，他俩人都叫我不要回家，路途遥远，路上又紧张得很，如果被抓到了要吃老大的苦头。二位老人对我很好，叫我就在他家过日子，我在他家住了两天，吃了她家六歺糊糊，只睡了一个晚上。原来二位老人有两个女儿，年龄与我年龄差不多，外貌也好看，也还能识几个字。在那两天一夜中，她俩还经常找我说话，也可能是出于好奇心理，也可能是考核我的知识与能力，并很自在地接触我，也好像是一见终情恨晚的样子。那地方吃的是玉米与杂粮，无水田，旱地多以杂粮为主，白米饭就很难想了，人岂能安得下来呢？只好表面同意内心十分复杂，归心似箭，哪有心思和他谈那一套。我表示要回家一趟，让父母知道我已经跑出来了，好让他们安心，大致1~2个月的时间，就可来了。老人给我搞了一个身份证(国民党也搞身份证)，名字叫冯国仁，上面年龄与我差不多，无相片与钢印，总比没有好，但是有也若无。第二天夜里把我送到附近的火车站，叫做担子站，大约一个钟头以后，我买票上了火车，心中忐忑不安，顾虑着回家路上的情况，是否与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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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日早上到了浦口，对江过船便到了下关。我心里着急，怕找不到上水到安庆的船码头，就叫黄包车伕拉我去，他知道我是找不到上水码头，就要30元，当我将双目向上水观望，好像发现了就是在前面不远处的时候，他马上改口说3元，我更发现不到200步便正是。于是对车伕大声说，不坐了太不老实，他知道情况不对，也就走了，果然只走了不到200步就正是上水码头，当即买了船票上了轮船。
       当轮船到达狄港时，已行了90里，船靠岸停下以后，立即有十余人荷枪实弹上船的军人，并非查船票，而是一个个旅客查证件抓共产党人，抓逃跑的军人。我见形势不对，注目四处张望(慌了)，寻找办法，当我看到轮船的火仓内，有小铁床一张，棉被一床，散乱地放在铁床上面(火仓是轮船烧煤加煤的地方)。我立即跳下去，双手向加煤的工人作揖(意思是请求他救我)，他并不表态，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我连将香烟2包，放在铁床上，很快脱去鞋子，丢到铁床底下去，钻进被条，伸直双脚，将自己卷成一个条子，滚进去紧靠着铁床里边船身的铁板，忍住呼吸，一动也不动。大约30分钟以后，轮船的启动铃声响了，谢天谢地，总算是过了一关，五分钟以后我走出火仓，见那工人不声不响，我也就不道谢，装作若无其事地走了，不过香烟我当然不带走，算作报酬。
       出来以后，船正行驶，船上情况依然如前，因为这一次的受着惊吓，我心里想下一步怎么办呢？船到芜湖以后又如何办呢？但必须下船转上安庆的船，在一下一上中，那有不查证件的可能呢？我并不知道那船是短途，不是南京直达安庆的找长途，是已经上了船以后才听人家说的。于是用尽了脑力来想办法，在船上慢慢地走了两个圈子，找什么，自己也不知道(找办法找机会吧)。后来发现了有一个老太婆与众不同，身体很瘦弱，但精神却十分磊落，形象很是爽快，穿着更高级，而且特别华丽美观，金的手鐲和金的戒指，就连衣服上的扣子也好像是金的(我分不清真假)。我想这人必定有来历，因此我就想办法靠近她，同时找机会和她谈话(此人年龄在50~60岁中间)。我于是开始问她，请问你老大妈是到哪里？她回答芜湖两个字。我自言说我到安庆，她说此船不到安庆，只到芜湖，你必须在芜湖下船再转上安庆的船。我说我是上了船才知道的。当时因为我光手一人，既无行李连手提包都没有一个而且行动上有些慌张，我在受惊之后，有些语无伦次。她的思维敏捷，眼光精明将眼珠向我注意省视，而且将我全身上下从头到脚尽力扫视一遍以后，开始发问，你是从南京到安庆有事情，还是从南京到安庆回家呢？我说，你老大妈讲的两种都不是，我是安徽省太湖县的人，我直话向老大妈说吧，我是当兵的，从部队逃跑回来的逃兵。她啊了一声，怪不得我看你情况不对哩，你刚才受惊了吧，现在风声很紧，国民党到处抓共产党人也抓逃兵，你要小心啊，必须时刻都是注意哩，你从部队逃跑出来固然是很难不容易，但是要想安全地回到你家中，恐怕还有更难的关呢。于是我开始向她谈母爱，是女人最满意最愿欣赏的话题，我说我家中母亲生我兄弟二人，父亲早年病故，是母亲中年丧夫，含辛茹苦，勤劳节约，自力更生(未改嫁)，吃苦耐劳，把我兄弟二人抚养成人，我哥哥是一个老实农民，只知道劳动生产，努力干活，已娶妻生子，连县城都没有去过，怕出远门，母亲痛爱着他，这次乡保要派他去当兵，家中没有买兵的钱，看来只有自己去，整天地哭着，同时母亲也哭得更伤心。当我知道这一情况，我是一个小学教员，尚未娶妻，一切无顾虑，于是我不加考虑，为了安慰母亲，我向她老人家提出，我去替哥哥当兵吧。我的当兵条件，比哥哥要好得多，我有文化能识字，还在安庆城里读过中学，我出外的各个条件都要比哥哥要强。娘，你就让我去替哥哥当兵吧，其实我娘也同样喜欢我，痛爱我，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又无钱买兵，就只有让我去了。我经过两次正式交接以后，到了正式部队炮兵团，在滁县受训期间，白天紧张学习紧张无所谓的，可是晚上就落枕思家，日复一日，想我母亲的慈祥面貌，想我哥哥的忠诚老实，想着侄儿的活泼可爱，想着家中的一切情况，因此就想着设法逃跑回家中，但又有时看到逃跑的人被抓回去的情景，脱衣重打久吊不放，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真是不寒而栗，又不敢逃跑。我经过再三思考，归心似箭，终于将生死置之度外，舍命逃跑，万幸顺利离开了部队，但要想真正回到母亲身边的实现，还有重重的困难和阻力。我见她身边有一只精制的皮箱，就请求她下船的时候，我给她拿皮箱，请她带我下船，当时她满口答应：行!并说目前风声特别紧，你就在芜湖休息两天再说吧，生活方面，跟着我吃和住，都不必顾虑，结果跟她平安下了船，
       一同住在四平巷孟家小磨麻油店的后面，是两间寢室，一个客厅，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晚上，她白天在家看书与睡觉，一到傍晚就整装外出，大约要到1~3点以后方才回来，有时更夜深了，天天都是一样的情况。每天她都要我替她代写3~4封信，其内容大都是同样一个，我已于某月某日，安全地平安到达目的地，希望对方不必挂念，另外就是我准备计划某月某日能够赶到你处，希望对方作好准备工作，我会按时到达的。并且都是她指定的邮箱，叫我代去投递。她说她的名字叫胡偑珍，有三个儿子，就开有三个矿厂，对体力和脑力劳动者都十分需要，叫我不要回家，跟着她去工作，工资决不会低，我很喜欢你的才貌，你就着意地想想吧。我当时答复她说，蒙大妈的关照，同时又是抬举我，我当然是求之不得，十分愿意，但我必须先回家一趟，看望母亲他老人家，说明我已回来了，让她老人家放心，不必挂念，同时也看望哥嫂与侄儿等，安置好家中的一切事宜，然后我一定来，决不谎言。她很满意，问我是否有路费，我答复说有的，实际我没有钱。在那几天中，我是街上到处找金银首饰店，终于找到了，将带去的戒指，以大的换回小的，抽出其中部份钱来，作为路费用途，将小的金戒指伸直以后，插入一支香烟里，以防不测。在那里住的几天中，每天三歺，有一女人(约40~50岁)按时三歺送饭菜来，四个菜，并不换人送。我很奇怪，我俩吃完以后，她一言不发就马上收拾碗筷决不等待立刻就走。晚上老人睡觉时，我睡在大厅的长桌上，她并为我点蚊香，第四天我要走，她把我送达到开往安庆的轮船码头上，并给我她的详细的通信地址一张，叫我到家以后，是否平安顺利，一定要和她联系，好计划我到她处工作的事宜。就这样我与她分手了，买了票就上了芜湖到安庆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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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了船以后，我经过精心细致的分析，一再思考，认定胡偑珍 ，一定是共产党人的地下工作者，不竞害怕了起来，马上将她给我的通信地址撕碎后丢入长江中。附带说的，南京到狄港90里，狄港到芜湖90里，芜湖到大通90里，大通到安庆90里，即从南京直达安庆360里。可是我在芜湖到安庆的船上，出了一个特大的问题，唉，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原来我们连里有一个新兵，他逃跑回来了，可是在那船上，又被另处的部队军官抓住了，该军官见他在船上的势头不对，故在船上有时间，就一再地追问他，在回答话语中，从各个方面漏了马脚，结果他只好交待了是逃兵。那军官就叫他到他的部队里去干，也是强制的。我估计那军官里的部队恐怕逃走的也不在少数，因而就抓一个也是逃兵回来补补数字，补名额作替罪羊。当时在船上，他和那军官坐在一块，在初次看到我时，很亲切地大叫一声，汪文书你也回来了。我并不认识他，他倒是却认出我来了，真是糟了又糟见鬼了。那军官马上说，很好，很好，我们连里还正缺一个文书。那个逃兵也及时醒悟了，也感觉到不妙，不好了，太不该叫我了。后来我才知道他姓刘，系怀宁县人，他说这位官长叫我到他的部队去干，离家也比较近。那军官又叫我到他的连里去当文书，我没有办法，只到硬着头皮就汤下面说，去就去吧。我估计形势不对，不同意也是不行，只好来个缓兵之计，暂不违拗。心里想着只有慢慢地再想办法，可是那个军官硬是守着我和老刘一步不离地看守着，后来机会来了，军官上厕所，他估计我俩一切都是顺从的样子不会跑，实际上船上也无法跑得了，跑到哪里去呢？又不会飞走的。他看到我俩人没有反抗的情况，也就放松了监督。老刘向我道歉，我说算了吧，我何必不见风使舵，不得罪老刘不更好吗？你已经讲出来了，那又能收得回来吗？现在只有想办法找点子离开他、摆脱他的一条路可走。在《西厢记》里，红娘说的“言出如箭，不可乱发，一入人耳，有力难拔”，你已经讲出来了，也无法退回了。他说他想来想去，倒想了一个办法，到安庆下船的时候，我俩一个向东跑，一个向西跑，那就是迅雷不及掩耳，越快越好，他只有一个人，就是追也只能追一个，你看如何？我说等我想想看吧，军官来了，于是我就停止了计划。当第二次军官离开以后，我向他说，就那么办吧，我看也只有那样作，别无其它的办法，我心里暗想，莫非他跟军官说好了，叫他只追我不追他，军官莫非又是一个圈套。后来到安庆下船的时候，我俩人（早已就作好了准备）反正都是空手的，没有行李，一下船就拼命两边分开跑去，然而那个军官一个也没有追，天呀，万幸！后来我和老刘会合了，他叫我同他一阵到他伯父家里去，我当时因地形不熟，无奈之下，就是跟着他去了。半个小时以后，就到了他的伯父家中。他的伯父叫我两人洗过浴，吃过饭以后，很慌恐地对他说，你带汪先生到其它的地方借歇吧，我家你两个不能住，天天查夜，查证明，没有证明的人都要抓走，最近相当严格，你找个平安的地方去住一晚吧。可是我去洗浴的时候，将褂子挂在他家伯父家的墙壁钉子上，一边口袋里装着一只手表，一边口袋装着半盒香烟，金戒指在里面。在洗浴回来后发现，手表不翼而飞，半盒香烟依然还在，我庆幸他偷得好，手表是坏的，要修理，而且价值不大，我并不声张，也不说什么，装作若无其事算了。后来老刘带我去借歇，其情况却万分吓人，至今想起来都不寒而栗，仍有慌恐的感觉犹存。当时我俩到了一个地方，我进门时经过了三道门时，每道门都有持枪的双岗，我的心里就开始慌张，便像打鼓一般，但老刘都十分熟悉，并与各岗上的人打招呼，而且是长躯直入，大摇大摆地走到了办公室。老刘和里面的人只说了几句话，就说我有事出去一下，说走就马上走了，并对我说汪先生你等一下，我马上就回来。我便胆颤心惊，在当时如有地缝的话，我会毫不犹豫立刻死心踏地猛钻进去不可。可是老刘刚走以后，里面的其中一个人（大约是个领导）将嘴向我直线歪着，正对着我的坐位的地方说，叫手下人把那个家伙吊紧些，捆紧些，吊高些，他老是逃跑。其时我魂飞天外，默默地想着：汪仁甲呀汪仁甲，你这次经过了九磨十难，终于在这里翻船，身体就支持不住了，有如筛糠一样，轻微地摇动，但是我尽最大的毅力控制住了。大约只过了10多分钟以后，我好像过了十多年，里面刚才讲话的人，又开始发话说，汪先生我这里是安庆看守所，关的是犯人，其中逃兵更多，所有各地方抓的逃兵，都是往我这里送，我们关押犯人的地方，反而藏了逃兵，这是违法的，我们吃不消，责任重大，我希望你天将要亮的时候，赶快离开这里。这时我稍微定了一点心，话刚说完，老刘真的回来了，手上拿着瓶子酒，花生米及咸肉等，他作东请客，请里面所有的人和我喝酒。酒我是当然不会喝的，连吃的东西都不知道是什么味道，其时什么都不想吃，到后面去拉尿，门前有厕所由此入的牌子，发现了该过道的两边，两排小房子里，每个小房间都吊有犯人，有的舌头都拖出来好长的，不由自主地心跳又加快起来，连手和脚都同时觉得很不自由。后来大家都休息了，我和老刘睡在办公的桌子上，才了解到老刘是怀宁人，曾是这个看守所的工作人员，因出卖兵走出的，当时的买兵卖兵，几乎成立了地下市场，是普通的事情，政府也不管，管也管不了，但总有点儿瞒上不瞒下的味道。那一晚我全部没有合过两眼皮，可想而知，又如何能睡得着，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未必能安心睡觉，这一夜就长得如十年，我是翻来覆去的，老刘却呼噜大睡，当我碰醒他的时候，他反问我你为什么睡不着呢？滚来滚去的影响了我睡不过瘾，我有好几个日夜都没有睡过安乐觉，现在应该是很好地睡觉的平安地方，你何苦不享受享受呢？我却懒得回答他，心中却想着还是不碰上你这个冤鬼，害得我可怜。天将麻亮，我催他送我走，他说你急什么？正好睡再等一下，后来他被逼了起来，把我送到六邑中学的大门口，天还没有全亮，他把事先写好的他的通信地址给了我，双方分手了。他很快步地回去，我把他的通信地址，撕碎了丢掉了。我对他的好坏难分，从以上的情况来看，我给他来个二八开吧（好八坏二），总之，他不是一个走正路的人，所以主张今后不同他联系算了。
      捱到学校开门，我找到了杨三先生，即杨格远老师，是我在六邑分部读书时的语文和历史老师，也是亲戚和邻居。他的古典文学在太湖算首一，后调回太湖师范，是优秀的一等教师，在太湖的教师队伍里算他的工资最高，当时人们称他是“活字典”。他给我开了一个证明，说我是该校的工友，因回家有事，请沿途放行，盖上校章。当我自安庆的小西门四眼井上划子到石牌时就开始发病，手脚不自由地打颤，其原因是安庆看守所受惊的，到了石牌下船，刚好遇到从叔，他是我同屋撑筏的老板，我的钱用光了，正好向他借了几块钱，从石牌到家中是花了三天的时间慢慢捱到家的（以后作布生意来回都只要一天），至于安全到过了家中，甚幸甚幸之至，时为1948年农历七月卅日，我当兵一趟，来回刚好100天，为家中节省了300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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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我喜欢捉鱼

       俗话说：“近水知鱼性，近山识鸟音”。我少年最喜欢捉鱼，吃起来倒无所谓的，捉起来那就真好玩了。自幼因为家离长河很近，大约不超过300米远，从3~4岁起，我就常在邱公船上玩，三叔也经常带我到河里洗浴。对小孩子喜欢玩水来说，是一种天生的习性，又有那个小孩子不喜欢玩水呢？到了7~8岁时，往往是偷偷地去玩水，经常被祖父抓到时，就要罚跪捱打，是脱光衣服用竹桠来打，伤皮不伤骨的，家人都笑我说，你又吃了黄鳝面条了吧，自从祖父仙逝后，时年我13岁，就除了读书外，经常是在水里玩，到了热天，就成了以水为家，学会了游泳，俯泳、侧泳及仰泳都会，即使游几华里，也不觉得疲劳，也不怕河水深浅都行。我在姜家岭太湖中学读书时，星期天经常到龙山宫的龙潭里游泳，其水却深不见底都不怕。游水主要是为捉鱼学来的。
       我摸鱼的本领自命不凡，是近人知道的，有时半天能摸到10~20斤鲜鱼，主要是钻入水中的石洞里或是木须里摸，我能在水里过着1~2分钟左右，能先忍住呼吸后换气，叫做杀跳水，只除非不下河去，决不会空手回家。家中来了客人，我就不花多长的时间，能从河里拿鱼回家招待客人。
       捉鱼必须懂得各种鱼的性质，就分别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捉它。主要是在水里把它抵到石壁上，然后用二母指去扣鱼鳃(此处也叫千斤)，一般鱼拿出水面就行，但是桂鱼就不同(也叫锯鱼)，这种鱼不问大小，在拿出水面时，它要拼命地大摇大摆一下(即務一下)，你必须在那时要特别注意撑握好了，在腮下用手指，要握紧握稳，不然鱼跑了是小事，你的身上很可能要被它锯着(即被刺了)，鱼刺人特别痛。据说锯鱼背上有13根刺，每月有一根刺值月，当人们在它的值月的刺上被刺了，这个人会倒霉要被烂死的，锯鱼背上有13根刺如锯而得名锯鱼，同时也叫桂鱼，也叫厥鱼，故古有“桃花流水厥鱼肥”的诗句。它在水里最好捉，只要你不搞痛它，任你如何捉，经过多次反复去抓它，它都不会跑的。只是你将它拿出水面时的一下工夫，它必定要務一下，你不小心注意，就会被它務跑了，可能还要刺你一下而去，锯鱼用叉杀更便易，一叉两叉杀不着，它还是不会跑的，它最喜欢在沙河的水窝(钵)里不动，因而好叉它。黃鱼也要注意，它的背上有一根相当利害的大独刺，故捉它时也要注意。总之凡是给鱼刺了，都是大痛难忍。其它的边鱼、鲤鱼、晚子都好捉，鲶鱼、乌鱼非常滑溜很难捉它，不论是那一种的鱼体重达到5斤以上的，那就不容易捉它，在水里它有好大的气力，3斤以下的鱼，就好捉了。
       鱼叉我家有大小轻重好几把，有一排伍根齿的叫排叉；有园形的也是伍根齿的，四方四根齿中间一根齿，叫灯笼叉。用叉杀鱼，既要准确比正，又要下力很大和稳当，只有锯鱼好叉，十拿九稳。用叉杀鱼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你发现鱼时，除非附近没有别人，如有人见你叉到鱼时，他也马上叉上去，当然他必定很快，或者是同时都叉到了，这个鱼就得两人分，如有第三个人，眼明手也快，接着就补上一叉的话，如遇上难讲话的人也要按三股份，分给他一份，当然一般人是作不出来的。但也要有9~10斤以上的，1~3个人都不会。如遇到20斤以上的大鱼，大家相互围剿共同追赶的鱼，如杀到了，估计每人能分得1斤以上的，都得大家分的，连站在岸上的人，或是站在高处指挥鱼去的方向，以嘴巴捉鱼，鱼到哪里去了，又到哪里去了，指手划脚、大呼小叫的人都有一份，不过第一个以叉杀到鱼身上的人，叫做头叉，可得鱼头一个，不问鱼的大小，砍到前划水处，是头叉人的。遇到难讲话的强人，他就要将前划水的尖梢，能比到那里就要砍到那里，这样就差不多拿去了鱼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其余剩下的就按大家平分。头叉的人叉到以后，即将叉柄放手，随鱼背看叉到处乱划，最后它疲劳了支持不住，自然要倒下去的。邱公曾用叉杀到一个80多斤重鲤鱼(是头叉)，鱼被叉杀到以后背着叉游了两里多路长，人也就跟着在后面追，凡是有大鱼或是多鱼，搞鱼的人都有几十个，非常热闹，大呼小叫，有大人有小孩。我还记得有一次甚至有还有一个瞎子，也无怪古人有“瞎子摸鱼手下熟”的说法，但是他确实也没有空手回家，有同伴们帮助他，和亲友们送一点。
       附带说一下，在山区的沙河里，不问水的深浅，即使有10米深的水，都能看清楚河底的情况，鱼游的方向，除非发大洪水以外，都是很清的水，深蓝色。发多鱼并不是时时都有，是要在雨水多的季节，发了洪水以后，由长江上来的鱼，叫做吐水，沿着长河受洪水的冲动，如果到处都有因山岸引力造成的深水潭子，部份的鱼在潭子里，没有及时随着洪水回到长江，尚留存潭子里，以后潭子里的水逐渐干了，却又无法再回长江，就只好暂时在潭子里住了下来，再后来潭子里水更旱了，可以望清楚水底下的情况的时候，就会被有人发现潭子里有鱼。
       于是大家都来捉鱼，群起而攻之，大家似乎是不约而同，有拿叉的，有拿网的，甚至还有人拿嘴巴捉鱼的，站在岸上，指手划脚，想吃白鱼，当时这种人，即今天的痞子无赖一类的人物。用网打鱼有10斤以上的鱼网就无用，无法网得起来，打鱼人见大鱼就不敢下网，即使你网中了，你的网也要被它冲破，成了鱼不死而网破，不是“鱼死网破”，甚至破得不堪设想的地步而报废了网，还有个说法“十网就有九网空，还能胜过卖长工”，网的种类很多，有叫千口网，其网眼最小，可网1~2寸长的鱼，网眼只能送进小母指尖，有一指网可以伸入一个指头，二指网可以伸入两个指头，三指网可以伸入三个指头，网眼大的网大鱼，均不超过10斤重。我家的有三副网，我很少用网打鱼，因为平时拿着又重，洒起来时更要出大力气。网自小到大的，约有9~15斤重的锡铸成的网脚子，撒起来时既要用力气，又要眼力好看得准，理我要手快撒得稳，所以就很费工夫。
我搞鱼只带一个叉，和一条用来穿鱼的串子，是用麻绳作的，约有3~4尺长，一头装上如针的铁丝，用作好穿鱼鳃的，一头横捆着约3寸长的木棍，用以拴着已穿上的鱼跑不掉，将串子绑在腰上如腰带，捉到鱼时取下来用以串鱼，有时1斤以下的小鱼可以穿满一整串。鲶鱼如果遇到一洞的话，就可以穿满一个串子，所以我捉鱼十分方便，只需拿一个10尺左右柄子的叉，也不啰嗦，逍遥自在，遇到深水就游起来，疲倦了躺在沙滩上睡一下，休息一会儿，守着时机。搞鱼并不一定在勤劳，只是靠碰运气，这样玩半天，无论如何都有一歺吃不了的鱼，就将它淹起来晒干炒胡椒。
       我记得有这么一回难忘的事情，我碰到一条赤眼鱼，是红眼珠子，其体形像草鱼，大约有2斤左右。我本来知道这种鱼会跑，是很难叉到的，只要有1寸深水的水，它也都飞一样地游来游去，我拿着叉子追了好远，硬是叉了十几下都不能叉到它。我的性格本来强硬，于是我发火，不叉到它永不叉鱼，死追不放，我估计大约跑了两三里路。在水里追更难走，怕叉到自己的脚背上，叉鱼在慌忙着急中，时常有人或是叉到自己的脚上，或是叉到别人的脚上。结果因我追的时间长，又追得太紧的原故，鱼也慌了又累了便糊涂了，它一下子蹦到沙滩，它来去地打着滚，翻着身体，舞着尾巴，滚满了全身的沙子，但它仍然是翻滚着不停。我呢，却真正累到了极顶，像死了一样，躺在浅水里，气也吐不过来，就连手脚也动都不能动一下。这时邱公从家里来到渡船上，发现了我的情况凡问我你是什么搞的？我也无气力回答他，又看到我的鱼叉是空的丢在旁边，这时他又发现沙滩上有一条鱼，是赤眼鱼，拿起来一看，鱼的全身完好，没有叉着的血洞，再转身看着我。我才慢慢地回过神来，等于睡觉醒了一样，坐起来吐口气，有气无力地说，是它自己飞上沙滩的。邱公说，这样鱼下次遇上了最好不要追，它会跑又滑头，你的身体要紧，不是很受累吧，为了这么小一条鱼，吃苦不值得的，这不是它觉得你累了，实在吃了苦，它自愿贡献给你享受，你还是品尝不到它的鲜味哩。最后我爬起来拿着叉还是狠狠地叉着它，背了起来走回家去，对我母亲说，今天我捉不了一条芝麻包泥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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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当代笔组

这种工作，名无工资，是义务地为人民服务，实际里面也不能说完全没有好处。开始我实在真的不愿意搞，后来看到毛泽东有一份文件，将全国人民分为三种：一种是革命份子，一种是反革命份子，一种是不革命份子，并说明不革命份子，亦即是反革命份子。在这种情况下，我当时的思想斗争非常激烈，现在我的家庭到了这一步，祖父的一生创业，所得到的成果，从此化为尽光，现在财产一律毁尽，说实在话我对共产党是满脑子的不满，先后都有参加工作的机会，我都借故拒绝不干。后为形势所迫，不得不委曲求全，苟且偷生地将怒火强忍着，只好同大家一块糊糊算了，所以参加了代笔组，也不是为共产党干事业，而是给农民办点小事，因为乡与村里的干部，全是些工农份子，大老粗二流子甚至小偷都有，在一定的情况下，还有自卫的可能性，任何一点小事，都要集中到代笔组或乡或村统一去办，尤其是动不动就要代笔组集中到乡里。在每一项工作中，差不多都离不开代笔组，每年的秋征核算，是按一户一家的田地分别算出来的数字，要交多少公粮及附加数字，每个村都得半月时间。我还记得搞好全乡的累总为止，在土地改革时，需要一个月以上，必须逐丘登记，逐田评产，既要按土地的面积多少，又要以产量多少，还要评论土质的好坏，然后按各种情况互评来分配。田是这样作的，地和山林，也要同样进行以上的情况来分配，发证整契时间更长。总之，代笔组每年有两个月以上集中在乡政府办事情。
当时的代组事情相当多，如查田评产，每一丘田都得由农会人员当面查看，评定产量，当然代笔组是要跟着一阵写的，三定四定也要逐田评定数字。尤其时值土地改革时，代笔组是日夜跟着农会的人员一阵转，真是阵阵不脱穆桂英，每个田地山林都得要评定数字多少，评定质量土地的肥瘦，甚至评山林的坐什么方向，朝什么方向，然后统一分配到户，逐丘逐块登记，以户以人落实。当然也肥猪难逃屠户手，我所分得的田地山林房屋，都是我自己选择的，农会的人员十分照顾我。土地改革后的一年，发证整契更难，系于1950年土地改革，1951年发证整契的。当时以每一丘田，每一块地，每一块山林，在土地证上都要写明，坐落在什么地方，叫什么田名，叫什么地，叫什么山名，还要东南西北与什么人接界，东至那里与何人接界，南至那里与何人接界，西至那里与何人接界，北至那里与何人接界，要周围的四界写的明白，写得清清楚楚。对土地证的写法，规定万分严格，要用毛笔只写芝麻那么大的字，要正写一笔也不能潦草。当时我乡的掌握人乡长朱成法，是黄寺乡人，卖火炉瓦缽出身，十分凶恶。他规定如果写错了一个字，就得罚跪，写错了要举手报告，坦白从宽。我记得当时是在辛家冲的陈家祠堂里写，各村都是日夜不分地干，点着汽灯，大约在50~60人左右。有个辛冲村的村长陈克云，将其侄儿陈琨的土地证写错了一个字，因为自以为是村长所持，举手说我写错了一个字。乡长问他是写错了何人的。陈琨本来是他的侄儿，他在慌忙中回答是他的叔叔。当即被乡长恶狠狠地抓到黑板前面，令其跪下去（是在教室里写）说，原来你是给你叔叔作假，并且狠狠地打了5~6拳。其实每个人都有写错了的情况，没有一个人不错的道理，证又繁杂，字体又小，空格规定很严。当时陈绍先坐在我的后面，离我很近，小声对我说，还是不能坦白，坦白从宽是假的，坦白还是要吃大亏的，你看我也写错了。我回答他，我又何尝没有写错呢？因为如果人多的大户，一户要填写1~3张，工程很大，一时不能完成，所以各村都增加人手。对济冲叫了个汪道鸾来帮忙写，可是他接连错了三张，并且还是一家人的，一户也没有写成功，都要作废。河口叫了汪仁发来帮忙写，可是他却一连四张都写错了，也是一个户的，一个户还没有完成就作废了四张。土地证作废了这么多张，是如何办呢？规定是你有多少户就只能领多少张，是按户发的，后来只好叫汪仁福去偷空的土地证。他是抗美援朝的军人家属，当时的贾政委很喜欢他，结果他拿了四十多张，他是小孩子，胆子不大，是大家都鼓励他干的。于是大家就放心了，关于写土地证的事，即使是现在的文化水平，我认为写起来也要叫难。
我自1949~1955年，都是搞代笔组，既要搞对溪和河口的，还要全乡的总结，其中虽是义务性质，自带米菜，有时村和乡也加点很肥的餐，有时也付一点工资和实物，有时也补部分的工资。到1955年，成立新华高级农业合作社时，是整个的对溪冲为一个农业社，没有经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阶段，一步登天的作法，是越级办的。我被乡里批准当会计，没有工资，是按照全社的社员中能作的最高工分来付我的报酬，全年都不需参加劳动，这是我很乐意。这几年中，曾到太湖县会计训练班参加学会过三次。每次是一个月的时间，生活费用由农业社负担，县里也另外补了一部份，在我当代笔组大约有五年的时间，花费了农民们的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其数字之大是相当惊人的，是无法统计出来的数字，实事也当然是由没收地主来的。在土地改革，查田评产，三定四定，尤以发证整契，在历年的各项工作中，代笔组从0~9的十个数目中，不知道写了多少个千百万次，用脑用手翻来覆去盘算着。尤其是为了写土地证，代笔组全都是颤颤惊惊，用尽了脑力，甚至还有好多人受欺凌，捱打捱骂及罚跪等，象这样经过了千难万险的磨练，精心细作写出来的土地证，敲锣打鼓，火炮连天，万人大会，欢兴鼓舞，热热闹闹地发到农民手中。农民们真可谓是手舞足蹈，欢天喜地，快乐无比，歌舞升平，分得了田地山林房屋，并领到了这一个宝贝的土地证，盖上大红章。农民们乐得一时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最安全最保险，一心一意要好好地保留万年，作梦也没有想到的，在1955年成立高级农业合作社，政府一声令下，废除一切的私有财产，及土地证作废的命令，于是就将这个宝贝儿土地证，集中起来，在互相监督的情况下，以一支火柴的代价，把它送到了安乐的西天世界，我认为太惨了，它是代笔组人员在五年朝朝夕夕，日日夜夜所花去的脑力精华结晶，以低代价的牺牲而告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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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搞剧团

       原为辛冲业余剧团，后改为先锋剧团，是我最乐意干的集体单位。每个团员都有文化，人人滑稽，个个古怪，有大学生几个，高中生、初中生、师范生、及社会名人、各色齐全，也有老剧班的老手，敲鼓的打锣的弹琴的，吹号子的（号子是我家没收去的），可以说样样的脚色都有，也算得各类的杂贷齐全。其时叫作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如按文化大革命的说法，则全是清一色的牛鬼蛇神，互相之间，七谈八说，无所不言，包括反革命的话，都可以高谈阔论，决不会有人去告密的，大家都希望能有剧演出，可以聚会谈天。也确实改造得快。一开始就有这么一回事，辛先制老师，是太湖中学的训导主任，专门管理学生的秩序，非常严格认真得很，包括学生吃烟被他抓到也要受处罚。那时他也参加了剧团，有一天他将他吃过的烟杆，伸向我并说，老汪吃烟吧。我当时推说我不吃。他说你在学校里我看到你吃过烟的，吃呀，不妨事，现在解放了，我们要劳动改造，一切都得重新作起，重作新人。因为我在太湖中学读书时，曾因吃烟被他抓到了受过处分。可见当时的情景，确实有改造的现象。
       于1950年，我们剧团到黄镇演出，是演京剧《白毛女》，第一次的演出，一炮就打响了，于是名声外扬。以后有话剧《小二黑结婚》，歌剧《王绣銮》，尤以古装的黄梅戏剧最善长，因而多次演出黄梅戏，群众也很爱看它。剧团自1950年成立，到1959年解散，也有十年的寿命，我是唯一的老资格，自始至终我都没有离开她。开始有20~30人，在这十年中，前面的人参加工作走了，后面又马上补上新的人员，当然业务上逐渐差了，却始终有20人以上，其中妇女也有8~9人，有时演出也会有几人缺席，但主要角色不能少，配角可以随时找人。我搞外交兼道具保管，大家公认我做事细心，后因道具太多，又兼十分复杂，就增加了汪丛珠一人，同时协助我。道具有四大箱子，是要用两人抬一只的。有时缺少了角色，我也抵一个，马乎过去算了。如小二黑结婚一剧，里面的兴旺一个角色，其中有一段快板（顺口溜）有30多句，大家要我搞，大家说便宜了我消闲快乐，所以为难我，要我也担任一下，想拿我出洋相。我也愿意显一手给他们看看，结果在黄镇区演出，不过其中有两句黄梅腔，我不会唱走了板，当时观众还认为我是反派角色，是有意唱的。在道具方面，有一件龙袍是绣花的蟒袍，其价值300余元，其它的服装都很美观。群众乐意接受演出，每个自然组每年要演出一次，也有演出两次的。本乡一共有10小组左右，还有乡里和区里及外乡，所以空不了几天，又有演出，大家就活跃地欢乐起来，能有机会大家集合在一块互相团聚，于是就各人提供发表最新的奇闻，随心所欲地谈笑。我就是夹在代笔组和剧团的夹缝中过日子，因此家中的时间就很少。在每次演出中，我必须在上午就赶到演出点，掌握搭台子，台子需要有5×5的25个平方左右。当时的群众对演出的接受情绪相当高，非常拥护，是因为分了田地山林屋宇，及粮食衣物等的甜头。到那里演出，就由那里的四类分子接和送道具箱子，必须要7~8个人，很热闹一大阵，大家沿路谈笑，有互相对唱的，有互相敲打的，其乐无穷。有时当天演出不需用道具，我可以把它留下来不带去，减少搬运的人力，在演出时也少手脚。到各个自然村演出时，生活方面也很不错，有的是集体吃饭，有肉和豆腐，有的是分到各户，或是每户1~3人，也有一户一桌的8人。在饭后互相回报，你吃什么，他吃什么，好与坏都要评论一下，虽然都有点文化，实际是一班好吃鬼，那时对吃的方面，是大家最乐意谈的话题，有一个头号好吃鬼。辛永昌，后来是小学的教师，他真的本事，一餐能吃一大碗肥肉。在农历六月份，下乡演出时，大都是吃豆粑、糯米年粑，有的喜欢，有的又吃不饱，于是又互相交流起来其质量的好坏。不知道怎么搞的，当时的那些人总是喜欢谈吃的，只有我无所谓的。后来这些人，都各自找门路都先后参加了工作，有工程师1人，中学教师3人，小学教师8~10人，医生4人，其他的工作者也有不少。到1959年的春季，基本就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少数的人，我便是其中的一个，但又吸收来培养了一些人，即前面的走了，后面又收进来。
      1958年大办人民公社时，剧团集体生活，是半脱产的形式，搞副业以运输为主，与合作社的辛冲供销部挂钩，搬运粮食，当时的粮食调节，全都是水运用竹筏装上装下，没有汽车，有时是将粮食运到河边，有时是将粮食由河边运到粮站，我们剧团相当于是半个运输队。在1958年，当时新华社改为归义仓大队领导，我调剧团当会计。团长辛汉堂，是寺前区的区委，因犯婚姻错误回家的，他老婆也参加了剧团。团内有一个最小的演员辛美地（女），每次演出后深夜回家，都是由大家轮流背着她走，前后都各点一盏汽灯，两人抬着照明，如同白天一样，沿路谈笑风生，快乐无穷。有一次在杨岭大队演出，地点是秋灯树，老天下着大雪，特别是寒冷，看的人差不多都走光了，好象到最后一个人也没有了。有角色的人要求要停止收场，冻得吃不消，无角色的人不同意，要继续演完，是黄梅戏，是有意要搞有角色人的家伙的，结果照旧演了。没有角色的人，全部充当观众，大家乐得享受一次，每次的演出后归来，都得总结经验，互相提出看法，对今后工作的改进。那一次大家争论的结果，无角色的人占了上风，认为要适合群众的意见，搭了台，吃了人家的饭（一般只有一餐），坚持演完是我们的团的艰苦作风。
凡在黄镇区里，或是辛冲乡里，每次召开大会，都必须剧团要去的。首先要去掌握搭台子，台要平稳，不能摇动，开完会以后要演出，有时开会前也演小剧，等待迟到的单位。尤其是杀人，必须搭台演出，一般以全区开万人大会为多。在反匪反霸和土地改革中，就我辛冲乡而言，杀掉一十好几人，连甲长也曾杀掉一人。国民党实行的行政组织是以省、县、区、乡、保、甲的系统。一个甲长只管十多户，不到100个人口，象这种真正的芝麻小官，都杀掉而不留，更何况乡保长呢？我记得我们剧团参加区里召开万人会，也是杀人会，大约有8~9次之多（时间久了记不清楚），都是区里定为犯人。凡万人大会杀人的地点，在大湖河的沙滩为多。当时水库没有关水，大湖河的沙滩，大约有几万亩，5~10里路的长度。
       在我脑子里记忆犹新的有两次。第一次是杀潘道南和章立早两人。这两人都与我家是亲戚的关系，而且我和他俩也经常往来。潘道南是我的表叔，我被抓去当兵时，他是乡长，邀我家参加还乡团的也是他。章立早是我大伯汪其相的亲家，是我房姐的婆父。我在后台，仅隔一层布幕，我看得很清楚，他俩人在台前受审判的表现，两人特别不同，有天地之隔。章立早将头低到胸前，离台面不到一公尺，胡须上的口水和鼻涕流下来几乎与长皮袄连成一条水沟，可怜万状，长哭不止，声音不大，很惨，浊声哼着，好象小孩子哭吧，多惨啊。潘道南就不一样，昂首挺胸，身体毕正，英武威立，站在台上，并且时时将两眼向全场搜索观望，脸不变色，有视死如归的表现。他心中很清楚有数，早知道没有好果子吃。当审判人员问他，***是你杀的吗？他大声回答一个字，是。又问***是你杀的吗？又朗声回答一个字，是。以后又问了好几个人，是他杀的不，他都一一高声承认，而且回答的声音，越来越高。我估计他是想压倒对方的声音，可实际他的回话声音，已大于对方的问话声音，最后审判人问他，你杀了这么多人怎么办？他大声高叫道，我潘道南好汉做事好汉当，理所当然要杀人还命，欠债还钱，你们杀我吧，我决不后悔。讲的十分清朗，精神也很镇静，就这样视死如归，大会将要结束以前，将他俩押走了。式分钟以后，枪响了，锣鼓也响了，号子也响了，他俩倒下了。我为他俩人的死伤心，也为两人有万人送终而自慰，更为他俩人的二分之一而自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