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月亮
孔银姣
多年以后,一个冬日的下午,我独自来到那个农场,杂树掩映的房屋已经在时光中风化,土砖墙上的白石灰斑驳脱落,那个时代的标语和语录牌只虚幻地存在于我的记忆中,没有给这个冬日的下午留下任何印迹。
两排瓦房依然静默地立在风中,阳光从瓦缝里照下,屋内的墙根下长起了泡桐树,门上的铁锁已经锈蚀。房屋的东边是一片茶树林,因年久无人管理与灌木蒿草荆条混乱地搅在一起,像某些纠缠不清的往事。西边是一座小山坡,也植满了茶树,翻过山坡但见一口池塘,我少年的时候这口池塘好像很大,杨树上的知了硕大肥壮,尖利的声音穿越漫长的夏季,我无数次在长满灰色蘑菇的木桥上看着自己映在水中的倒影。冬天,大木桶打开薄冰发出“咔嚓”声,水桶掉进水里搅起一层层波浪。从农场到池塘中间有一条碎石小路,路边茶树四季葱郁,白色的茶花在冬季落满小径,我看见自己的身影在小径上晃动,那样的凄凉和孤单。
这两排平房历时三十多年,是社岭大队最高权力机构所在地,有社岭大队革委会办公室、学校和医疗室,住着十几个下放知青和从各生产队抽调来的农场队员。我的父亲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掌管着那个革委会、农场和医疗室,那时我读小学和中学,享受着父亲的宠爱,和因他的权力而带来的一些特殊的照顾。
父亲去世几个月后,大队安排我到公社卫生院学习,半年后回队顶替父亲做赤脚医生,那一年我十四岁,身子像菜地里的青葱一样脆弱而单薄。随着我家庭天崩地裂的变化,时局也发生巨大的变革,先是知青大返城,随后农场也解散了,我做赤脚医生时大队址里逐渐冷落萧条。那时我拿工分,常常走乡串巷去给社员打针送药,特别是夏天,乡村疾病多发季节,小小医疗室里坐满了打点滴的病人。半夜里如果有狗叫声,那肯定是找我的,很多的时候我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里爬出来,踏着灰蒙蒙的月色,跟着患者家属翻山越岭去给人接生或打针,而生孩子又大都在夜间。我第一次接生是跟着师傅,那是一个冬夜,产妇坐在踏板上,旁边还放着一个草灰袋,我看见那样子吓得转身就跑,师傅拉住我,叫产妇上床平躺,随着孩子下地一声啼哭,那股腥味使我转身跑到门口吐得天昏地暗,后来逐渐习惯了,八个村庄之间不知留下我多少汗水和脚印。那个时候接生收5角钱,一剂中草药1角钱,全大队社员每人每年上交5角钱给医疗室,我们从县医药公司购回的中草药都是自己回家切碎和炮制。
大队部的炊事员舒老头,是一个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他总是一副居功自傲的样子,烧饭、担水的时候都要骂骂咧咧。我们医疗室用水较多,我自己也要洗头洗澡,常常要看舒老头板得铁青的脸色。有一次我去打水,舒老头从我的手上接过水瓢用力摔向灶门口的墙壁,水瓢又弹回来了,正好砸在我的脚背上。我居然没有哭,而是静静地望着他,然后默默地挑起那担木水桶,走向那口池塘,我的师傅看见两只木桶拖在地上,接过我的扁担,把那两根棕绳在扁担头上绕上四五圈。许多年后,我再一次走过那条落满茶花的小径,再一次来到那口池塘边上,看着熟悉的一切,竟莫名的留恋和伤感,抱着那棵老杨树嚎啕大哭起来。
人大都会顾影自怜,那个瘦弱孤单的小女孩,挑着一担笨重的木水桶,走在那条碎石小路上,半担水在木桶里晃动,走到半路上还要停下来歇息,后来不管工作多么忙,不管出诊回来多么晚,我都要把那口大水缸担满。傍晚的月亮常在我的水桶里晃荡,木桶里一头一个,我挑着两个月亮,从弯月到圆月,一挑就是五年,而我居然长得身高个大,并没有被那两个月亮压得矮小。我从那个医疗室走出来的时候,已经是大姑娘了,社岭大队的老百姓没有不喜欢我的。舒老头对我的态度也早就有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逢人便夸我,甚至抢过我的扁担,不让我去挑水,而我那时候已经从内心觉得应该为老人分担一些压在肩上的重量,是的,生命的重量有时是多么需别人来共同分担。
在我踏入社会的最初阶段,是在悲伤和孤寂中度过,承受着命运的磨难,看着别人的脸色,默默地看书,背《药性四百味白话解》、《汤头歌诀》,谨小慎微地做事,从不拒绝别人的要求,宽容和忍辱负重成了我的一种生活习惯。人的一生,很多习惯一旦养成,便会成为一种性格和生命的品质。很庆幸,生活教会了我坚守这种品质。
我在那五年时间里好像从没有开怀大笑过,父亲的英年早逝,在我的心上刻下了无法抹去的伤痛,在那些思念至极的日子里,我甚至幻想在傍晚的山坡上能够遇见父亲,能看见父亲的魂魄从远方归来。许多年后,我在一首诗中写道:“沉默将世界变成幻象\父亲,怎样的方式\才能让泥土不会走散?\这是我们的节日\这山岗,这沉重的苍穹\时间的深谷里\我听见生命如此寂静”。
后来分田到户,医疗室解散了,再后来学校和村委会也并到了外村,社岭大队和农场、知青点、医疗室这些名词一起进入了历史。荏苒的光阴像荒草掩埋了曾经喧闹的平房和落满茶花的小路,这些房屋已经废弃了,它飘摇而苍老地立在旷野中,像历史的墓碑。而历史也会在时光中走失,唯一不会走失的只有那些承袭在生命中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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