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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4日,中国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玉树县发生了7.1级地震,目前已造成两千多人死亡,一万多人受伤。地震后,中国军队和武警部队在第一时间投入救灾和救护工作中;中国领导人即刻调整日程,迅速赶到灾区进行视察和安抚;社会各阶层民众都被动员起来参与抗震,调运救灾物资,募集爱心款项,转运伤员到全国各地,充分反应了中国各个系统的快速反应能力和强大的国家组织动员力。此外,中国官方还决定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使领馆下半旗志哀,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从整个大的层面看,中国政府在应对发生在青海高原藏区的这场自然灾害当中,表现积极,行为恰当。但是部分西方媒体看到的,却不是灾难里中国各族民众之间所体现出的人道主义价值和民族友爱精神,而是以其传统的东方主义思维下的西藏观,来评价发生在藏区的自然灾害当中各方的表现。
《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的封面文章是“震后废墟之中,民族紧张升级”(Amid quake rubble,ethnic tensions rise)。细读这篇文章,里面尽管花了少量篇幅,叙述中国政府和各族民众在救灾中所做出的客观努力,但大部分内容则片面地反映当地民众和僧侣对政府救灾行为的不满,“军队救人作秀”,“他们不让我们救人”,“他们在清理废墟的时候很不小心,弄坏了遗体,难道就因为我们是藏人”?通篇除缺乏外地救援人员和中国官方的声音之外,编辑在配图的时候,所选取的形象都是以积极救灾的藏族僧人和受苦受难的藏族平民为主角,中国军队在照片边缘处仅仅作了可有可无的陪衬,各地救援和医护人员干脆就根本看不到——所以最后对此次震灾所得出的结论自然就是“民族紧张升级”了。
这样有失公允的报道和编辑手法,在2008年的“3.14西藏骚乱事件”中也很常见。
西方话语霸权的双重标准
诚然,媒体有从其自己的角度,主观地去向其受众反映和解释一个客观事件的自由,但花时间和金钱消费新闻的读者,也有权利知道事实的真相是什么,而不是阅读一个充满作者主观臆断的、偏颇的、非理性的报道。西方媒体很喜欢批判没有新闻自由的中国媒体的选择性失明和失语,但在报道“西藏问题”时,自己的报道在打着人权、自由的旗号下就可以肆意片面地反映、放大所谓的“被压迫者”、“牺牲者”、“殉道者”的声音,仅凭着一些个别片面的采访,轻易地就将一次中国国内的自然灾害,成功地上升到政治和民族问题的高度,这样的做法恰恰是以西方媒体的话语霸权,来剥夺受众获得真相的自由。很多外国友人都喜欢和笔者讨论关于西藏的话题,但当我和他们进行深入交流之后,最后都会发现他们大都是西方媒体“西藏价值观”的被误导者,最基本的,他们在知识层面上就根本不了解西藏本身和“西藏问题”,一开口大部分是意识形态和口号式的空洞论调:“Free Tibet!”
事实上,“东方主义”(Orientalism)是西方媒体在报道“西藏问题”时,自觉不自觉地采用的哲学范式,即“西藏问题”既不是藏族人的“西藏问题”,也不是中国的“西藏问题”;而是西方人东方主义化的“西藏问题”。就如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在其《东方主义》一书中指出,19世纪西方国家眼中的东方世界,并没有真实根据。他把这种西方的哲学范式,视为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在这种方式中,东方成为了欧洲物质文明和文化的内在组成部分,是欧洲自我得以建立的它者(other)。对于欧洲而言,东方既不是欧洲的纯粹虚构或奇想,也不是一种自然的存在,而是一种被人为创造出来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蕴含着漫长历史积累下来的物质层面的内容。
在中世纪的传教士的认知概念中,拥有高度发达宗教组织的西藏人,所对应的是传教士自己的宗教世界。这些喇嘛教信徒,或许就是失落的基督徒,12世纪传说中曾战胜异教徒、波斯人和米迪亚人的约翰王的后裔;在欧洲近代神学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眼里,西藏是一个在东方类似天主教的宗教王国;工业化实现后,西藏又负责为代表新神秘主义,像希特勒这样的神智论者提供遐想素材;二战之前,在好莱坞的商业影片中,西藏又成为堕落的西方世界的东方乌托邦映射;冷战开始后,西藏成为“正义的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对东方“邪恶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今天的后意识形态时代,西藏又成为了饱受崛起之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所压迫和奴役的被解放对象……
带着这样的历史思维惯性,一些西方媒体因而会刻意去追求一种迎合东方主义者口味的报道效果,或者有意设置一种东方主义视角下的报道议程,根据自己的好恶和利益,对任何“西藏新闻”进行扭曲和加工。与此形成对比的是,饱受国际社会诟病的中国主流媒体,此次对玉树震灾的报道,在唱响主旋律之余,还是将很多镜头给了参与救灾的宗教人士,亦多次出现中国最高领导人与仁波切(上师)握手交流的画面,意在传达民族团结,摒弃分歧,共度难关的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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