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要读的100本书[中国历史]-精品看了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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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微草堂笔记》为清朝短篇志怪小说，於清朝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年间翰林院庶吉士出身的纪昀以笔记型式所编写成的。在时间上，主要搜辑当时代前後的各种狐鬼神仙、因果报应、劝善惩恶等之流传的乡野怪谭，或则亲身所听闻的奇情轶事；在空间地域上，范围则遍及全中国远至乌鲁木齐、伊宁，南至滇黔等地。

内文记述若真若假，似乎只在藉由这些志怪的描写而来折射出当时官场腐朽昏暗堕落之百态，进而反对宋儒的空谈性理疏於实践之理气哲学，并且讽刺道学家的虚伪矫作卑鄙，与旁敲侧击的揭露社会人心贪婪枉法及保守迷信。不过对处於社会下层的广大人民悲惨境遇的生活，纪昀在笔调中也表达出深刻的同情与悲悯。在每则故事结尾处作者总是会来那么几句短语，以衡平的语气来评断其故事来龙去脉理事曲直之所在或其有否通情达理之处地，此些评後语却也总是耐人寻味。

全集分五书，共二十四卷，1208则，约40万字。书一《滦阳消夏录》六卷(卷一至卷六)、书二《如是我闻》四卷(卷七至卷十)、书三《槐西杂志》四卷(卷十一至卷十四)、书四《姑妄听之》四卷(卷十五至卷十八) 、书五《滦阳续录》六卷(卷十九至卷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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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镜花缘 作者:李汝珍（1763－1830年）

《镜花缘》是一部与《西游记》、《封神榜》、《聊斋志异》同辉璀灿、带有浓厚神话色彩、浪漫幻想迷离的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作者清代著名小说家李汝珍以其神幻诙谐的创作手法数经据典，奇妙地勾画出一幅绚丽斑烂的天轮彩图。

作者李汝珍，自小多才多艺，曾写了一本音韵方面的书，叫「音鉴」。可是他一直不得志，最后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才写成这本「镜花缘」。

《镜花缘》是李汝珍晚年的作品,原拟写200回，结果只完成100回。前50回写秀才唐敖和林之洋、多九公三人出海游历各国及唐小山寻父的故事：女皇武则天在严冬乘醉下诏要百花齐放，当时百花仙子不在洞府，众花神不敢违抗诏令，只得按期开放。因此，百花仙子同99位花神被罚，贬到人世间。百花仙子托生为秀才唐敖之女唐小山。唐敖仕途不利，产生隐遁之志，抛妻别子跟随妻兄林之洋到海外经商游览。他们路经几十个国家，见识许多奇风异俗、奇人异事、 野草仙花、野岛怪兽，并且结识了由花仙转世的十几名德才兼备、美貌妙龄的女子。唐小山跟着林之洋寻父，直到小蓬莱山。遵父命改名唐闺臣，上船回国应考。

后50回着重表现众女子的才华。武则天开科考试，录取100名才女。她们多次举行庆贺宴会，并表演了书、画、琴、棋，赋诗、音韵、医卜、算法,各种灯谜,诸般酒令以及双陆、马吊、射鹄、蹴球、斗草、提壶种种面戏之类，尽欢而散。唐闺臣二次去小蓬莱寻父未返。最后则写到徐敬业、骆宾王等人的儿子，起兵讨武，在仙人的帮助下，他们打败了武氏军队设下的酒色财气四大迷魂阵，从而中宗继位。

小说内容庞杂，涉猎的知识面广阔。作品颂扬女性的才能,充分肯定女子的社会地位,批判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作者颂扬才女的智慧才干。象黑齿国的亭亭和红红，小小年纪竟把天朝大贤、满腹才学的多九公问得"□如雨下"，"抓耳搔腮"，"满面青红，恨无地缝可钻"。如骆宾王神箭射虎的本领，远远超过男猎户；颜紫绡女中剑侠，飞檐走壁，神出鬼没，枝兰音、林婉如精通音韵，米兰芬俨然是位数学家。另外像宫娥上官婉儿"学问非凡"，"才情敏捷"，"胸罗锦绣，口吐珠玑"，作诗又快又好，朝臣无不拜服。

作者理想中以女性为中心的"女儿国"，"男子反穿衣裙，作为妇人，以治内事；女子反穿靴帽，作为男人，以治外事"。女子的智慧、才能都不弱于男子，从皇帝到辅臣都是女子。这里反映出作者对男女平等、女子和男人具有同样社会地位的良好愿望。虽然自明中叶以来，不乏歌颂妇女才能的作品，但是"女儿国"却是李汝珍的独创。

作者借想象中的"君子国"，表现他的社会理想。"君子国"是个"好让不争"的"礼乐之邦"。城门上写着"惟善为宝"四个大字。"国主向有严谕，臣民如将珠宝进献，除将本物烧毁，并问典刑"。这里的宰相，"谦恭和蔼"，平易近人，"脱尽仕途习气"，使人感到可亲可敬。这里的人民互谦互让，"士庶人等，无论富贵贫贱，举止言谈，莫不恭而有礼","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卖主力争少要钱，售出上等货；买主力争付高价，取次等货，彼此相让不下。小说以此来否定专横跋扈、贪赃枉法的封建官场和尔虞我诈、苞苴盛行的现实社会。

作者以辛辣而幽默的文笔，嘲讽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冒牌儒生。在"白民国"装腔作势的学究先生，居然将《孟子》上的"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读作"切吾切,以反人之切"。这样的不学无术之辈,又是视"一钱如命"，尽想占便宜的唯利是图者流。"淑士国"到处竖着"贤良方正"、"德行耆儒"、"聪明正直"等金匾,各色人等的衣着都是儒巾素服。他们举止斯文,满口"之乎者也"，然而却斤斤计较，十分吝啬，酒足饭饱后连吃剩下的几个盐豆都揣到怀里，即使一根用过的秃牙杖也要放到袖子里。作品以内外对照的手法揭露这些假斯文的酸腐气，淋漓尽致地讽刺了儒林的丑态。

作者还以漫画的手法，嘲讽和批判种种品质恶劣和行为不端的人们。"两面国"的人天生两面脸，对着人一张脸，背着人又是一张脸。即使对着人的那张脸也是变化无常，对"儒巾绸衫"者，便"和颜悦色，满面谦恭光景"，对破旧衣衫者，冷冷淡淡，话无半句。一旦人们揭开他的浩然巾，就露出一副狰狞的本相。"无肠国"里富翁刻薄腌□，用粪做饭供应奴仆。"穿胸国"的人心又歪又。"翼民国"的人头长五尺，都因好听奉承而致。"结胸国"的人胸前高出一块，只缘好吃懒做。"犬封国"的人长着狗头。"豕喙国"的人长着一张猪嘴。皆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

《镜花缘》继承了《山海经》中的《海外西经》、《大荒西经》的一些材料，经过作者的再创造，凭借他丰富的想象、幽默的笔调，运用夸张、隐喻、反衬等手法，创造出了结构独特、思想新颖的长篇小说。但是小说刻画人物的性格较差，众才女的个性不够鲜明。尤其后半部偏重于知识的炫耀，人物形象性不足。所以鲁迅说"则论学说艺，数典谈经，连篇累牍而不能自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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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一位毁誉参半的领袖！他组建湘军，振兴清廷军政，尊为中兴第一名臣；他效法泰西；力主富国强兵，向称洋务运动先驱；他义理考据，成就斐然，公推天下文章领袖；他杀人如麻，"刽子手"、"曾剃头"，生前令人闻名丧胆；他割地求和，"大汉奸"、"卖国贼"，身后骂声仍不绝。家书一部，修身、齐家、治国，用心良苦！戎马卅年，立功、立德、立言，光耀后世！
《曾国藩家书》记录了曾国藩在清道光30年至同治10年前后达30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近1500封。所涉及的内空极为广泛，小到人际琐事和家庭生计的指际，大到进德修业、经邦纬国之道的阐述，是曾国藩一生的主要活动和其治政、治家、治学之道的生动反映。曾氏家书行文从容镇定，形式自由，随想而到，挥笔自如，在平淡家常中蕴育真知良言，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召力。尽管曾氏留传下来的著作太少，但仅就一部家书中可以体现他的学识造诣和道德修养，从而赢得了"道德文章冠冕一代"的称誉，并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尊精神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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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熟悉张爱玲的读者都该知道爱玲所译的《海上花》，即《海上花列传》。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要内容是写清末中国上海十里洋场中的妓院生活，涉及当时的官场、商界及与之相链接的社会层面。作者以看似不动声色的笔墨，描写了当时贫富悬殊、贵贱分明的社会生活画面。

《海上花列传》是最著名的吴语小说，作者江苏松江府（今属上海市）人韩邦庆。全书由文言和苏白写成，对话皆用苏州方言是该书的鲜明特点，使用苏白也是19世纪兴起的吴语小说的共同特点。


《海上花列传》简介  

妓女的生活，在文学上本也是现实的题材，不过前人所作，都成为游戏式的描写，结果是作者借此以表白其怀才不遇的身世，而造成一种极其低级的气氛。真能将妓院生活的经验，加以真实深刻的暴露，一扫倡优小说的滥调的，是用苏州话写成的《海上花列传》。

《海上花列传》的作者，为花也怜侬，真姓名是韩邦庆，字子云，号太仙，江苏松江人。科举屡试不利，遂淡于功名，移居上海，为《申报》作论说。喜作狎邪游，所有笔墨之资，尽归北里，经验既富，观察亦密。而其文笔又极犀利，故成就较佳。此书为一合传体，为许多故事的集合，然其组织与穿插，颇费心机。作者自己也说：“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例言）书中那种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穿插，前后事实夹叙的藏闪，从结构上说，确是很紧密的。《海上花列传》本来各人有各人的故事，经作者加以组织，弄成一个有机体的总故事，在那里同时进行发展。虽以赵朴斋、赵二宝兄妹为主干，其中很活动地插入罗子富与黄翠凤，王莲生与张蕙贞、沈小红，陶玉甫与李漱芳、力浣芳诸人的故事。因为作者要使得这些故事联合紧密，用两个善于牵线的人物洪善卿与齐韵叟，因此，一切都能活动地联系起来，而成为有机体了。

其次，作者也很用力于人物个性的描写。他在另一条例言中说：“合传之体有三难。一曰无雷同：一书百十人，其性情言语面目行为，与彼稍有相仿，即是雷同。一曰无矛盾：一人而前后数见，前与后稍有不符之处，即是矛盾。一曰无挂漏，写一人而无结局，挂漏也；叙一事而无收场，亦挂漏也。知是三者，而后可言说部。”这真是经验之谈。无雷同无矛盾，确是描写人物应当注意而又极难做到满意的地方。不雷同即能个性分明，跃然纸上；不矛盾，始能人格一致，而能形成人物事件的统一性。在中国过去的小说界，像作者这样地自觉注意到创作小说的技术，实在是难得的。作者在这一方面得到了很好的成绩。在他笔下出现的那几个妓女，如黄翠凤、张蕙贞、周双玉、李漱芳、赵二宝之流，都是个性分明。因为他是用苏州语写苏州妓女，故能绘声绘影，刻划入微，那些妓女们的脾气、语调和态度，都能活跃纸上，这正是方言文学的特色。再如赵朴斋、洪善卿一流人物，也写得很成功。《海上花列传》的地位，远在同流之上，并不是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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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署“我佛山人著”。作者吴趼人，字小允，又字茧人，原名沃尧，后改趼人。广东南海人。因居佛山镇，故笔名为我佛山人。生于清同治五年（１８６６），卒于宣统二年（１９１０），终年四十四岁。吴趼人出身于破落的世宦之家，十八岁至上海，常为日报撰稿，曾在江南制造军械局当抄写员，后客居山东，远游日本。１９０２年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创办《新小说》，吴趼人始作小说，撰有本书及《痛史》二十七回，《九命奇冤》三十六回。光绪三十年（１９０４），去汉口任美国人办的《楚报》主编。其此时全国掀起反对美国的“华工禁约”运动，他激于爱国义愤，毅然辞职返沪。光绪三十二年（１９０６），在上海任汪维甫创办的《月月小说》主编，共二十四期，他的大部分作品均在此刊物发表。同时又为《绣像小说》撰稿，有《瞎骗奇闻））八回、并有续李伯元的《活地狱》问世。宣统二年（１９１０）病死于上海。所撰小说，尚有《电术奇谈》二十四回、《恨海》十回（１９０６）、《劫余灰）十六回（１９１０）、《最近社会龌龊史》二十回（１９１０）、《新石头记》四十回（１９０８）、《上海游骖录》十回（１９０９）《发财秘诀））八回（１９０７）、《两晋演义》二十三回（１９１０）、《糊涂世界》十二回（１９０６）、《云南野乘》三回（１９０７）等，还有短篇小说集《趼人十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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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残游记》是刘鹗的代表作，流传甚广。小说以一位走方郎中老残的游历为主线，对社会矛盾开掘很深，尤其是他在书中敢于直斥清官误国，清官害民，指出有时清官的昏庸并不比贪官好多少。这一点对清廷官场的批判是切中时弊、独具只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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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宝嘉（1867～1906），清沫小说家。又名宝凯，字伯元，别号南亭亭长，笔名游戏主人、讴歌变俗人等。三岁丧父，随母亲与堂伯父一家合住。他受堂伯父抚养教育，擅长八股诗赋，能书画篆刻，多才多艺。后曾从传教士学习英文，并考中秀才。

1896年到上海，先编撰《指南报》，次年五月创办《游戏报》，并设“文社”。1901年，转让《游戏报》，另办《世界繁华报》。这些报纸是中国小报的鼻祖，虽然谈风月，说勾栏，载社会新闻，但也嘲骂腐朽的官僚买办，暴露社会种种黑暗，为创作谴责小说积累了丰富的素材。1903年，应商务印书馆之聘，主编《绣像小说》半月刊，在上海的10年间，因戊戌变法、庚子事变等重大事件，他不满清王朝的腐败，帝国主义的侵略，以痛哭之笔，写嬉笑怒骂之文，一面办报，一面从事小说创作。他创作小说的目的在于揭露时弊，洗涮污浊，改进政治，推动社会进步，这与他的社会改良主张一致。但他不赞成激进的改革。其主要作品有《官场现形记》、《文明小史》、《中国现在记》等。以《官场现形记》最为著名，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

内容概概

作品涉及的官僚十分广泛，外官从“未入流”的佐杂，到州府长吏、直至督抚大员；内官从小京官、到部司郎曹，直到位居中枢的军机大学士。这些大大小小的官僚胥吏，为了升官发财，无不蝇营狗苟，迎合、钻营、蒙混、罗掘、倾轧、极尽卑污苟贱之能事。军机大臣华中堂在京城开了个古董店，专门经营买卖官缺的生意。第二十五回最高统治者也公开提倡“捞钱”。一个旗员出身的兵部堂兼内务府大臣，被派赴江浙查办重大案件的钦差，就是因为在京里苦了许多年，“上头有意照应”，“好叫他捞回两个”。这个钦差到浙江后，很快捞到2万两银子的贿赂。所以连慈禧太后也不得不承认“通天底下一十八省，哪里来的清官。”作品还揭露了统治阶级对帝国主义奴颜婢漆的丑态和丧权辱国的劣迹。外国人打死中国小孩，当地官员迫于群众压力，将凶手判处监禁五年。而清政府的总理衙门，却按照“同外国人打交道”“只有顺着他办”的逻辑，竟依照外国公使的要求，将巡抚撤换，并由外国人指定继位巡抚（第五十七回、第五十八回），等等。

鉴赏与品评

《官场现形记》共六十回，全书由许多独立成篇的短篇故事连缀而成。作品以官场为对象，着重揭露各种官僚的“龌龊卑鄙”、“昏愦糊涂”，集中暴露晚清官场的污浊，吏治的败坏，统治集团的腐朽。

因为作品中多为短篇，要在不长的篇幅内，将人物写深、写透、写活，就必须抓住重点。作者正是选最具有代表性、最能突出人物性格的材料加以润色渲染，运用夸张讽刺的手法，作了细致生动的刻画，台“制台见洋人”、“华中堂开店”等等都显示了作者在人物塑造方面的深厚功力。作者对于清末社会的黑暗，官场中的腐败，洞若观火，又以作家特有的敏锐，抓住其表象，透过表象，揭露其本质，使他们的丑恶形象和肮脏灵暴露无余。这种毫不留情的暴露，将作者满腔激愤潜移默化地传递给读者，引起读者的共鸣，同时也加深了读者对清末社会现实的黑暗和作品内涵的了角。这是《官场现形记》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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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孽海花》内容繁富，时间跨度大，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它的本质特征？作者对其创作意
图的剖白，对我们颇有启发。《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曾云：“这书主干的意义，只为我看
着这３０年，是我中国由旧到新的一个大转关，一方面文化的推移，一方面政治的变动，可
惊可喜的现象，都在这时期内飞也似的进行。我就想把这些现象，合拢了它的侧影或远景和
相连系的一些细节事，收摄在我笔头的摄影机上，叫它自然地一幕一幕地展现，印象上不啻
目击了大事的全景一般。”由是观之，作者试图在这部小说里容纳３０年历史的本质内容，
并表现出它的发展趋势。质而言之，就是要把《孽海花》写成一部历史小说。而所谓历史小
说，已经不同于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历史演义小说”，历史演义小说，即历史的通俗化；而
这里所说的历史小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概念。其基本特征是：“把奇妙和真实”结合在
一起，塑造“个人与社会历史命运更紧密结合的人物”，表现历史的本质和趋向，最终“把
小说提高到历史哲学的地位”（引号为卢卡契言论）。应该说，《孽海花》已经达到了这样
一种境界，堪称具有近代意义的历史小说。这自然与作者对法国文学特别是对大仲马、雨果
的历史小说具有颇为精到的研究不无关系。
  《孽海花》所表现的３０年历史内容，亦即同治中期至光绪后期这一特定历史阶段政治
和文化的变迁史。
  就政治演变而言，小说以同治中后期为背景，或隐或现地表现了光绪前、中期一系列重
大事件的发展历程：从中法战争到中俄领土争端；从甲午海战到台湾军民的反抗侵略；从洋
务运动到维新派兴起，以至资产阶级革命领导的广州起义的失败。同时，作者更注重表现诸
多政治事件的内在联系及其发展趋势。诚如作者自云：“这书写政治，写到清室的亡，全注
重德宗和太后的失和，所以写皇家的婚姻史，写鱼阳伯、余敏的买官，东西宫争权的事，都
是后来戊戌政变，庚子拳乱的根源。”小说中的光绪皇帝生性懦弱，完全被慈禧太后所挟
制，即使册立皇后，亦没有丝毫的决定权。慈禧将自己的外甥女塞给光绪立为皇后，以为耳
目，而光绪所宠爱的姑娘只好屈居皇妃之位，从此东、西宫争宠的闹剧愈演愈烈。东、西宫
争宠，实质是光绪与慈禧争权的表现形式。后来，外间传言，鱼阳伯行贿皇妃，谋上海道肥
缺。慈禧就借机大打出手，立刻廷杖皇妃，并降之为贵人。因此而引起帝后失和。由此而后
的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直至清王朝覆亡，都与帝后失和相关联。不过，戊戌政变及以后的
事件都在拟写计划之内，而并未付诸实施。
《孽海花》的结构颇具独创性。作者曾对此作过极为形象而确切的比喻。“譬如穿珠，
《儒林外史》等是直穿的，拿着一根线，穿一颗算一颗，一直穿到底，是一根珠练；我是蟠
曲回旋着穿的，时收时放，东西交错，不离中心，是一朵珠花。譬如植物学里说的花序，
《儒林外史》等是上升花序或下降花序，从头开去，谢了一朵再开一朵，开到末一朵为止。
我是伞形花序，从中心干部一层一层的（地）推展出各种形象来，互相连结，开成一朵球一
般的大花。”（《修改后要说的几句话》）
  《孽海花》作为历史小说，刻划人物性格吸取了我国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同时，
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刺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
物。即使对威毅伯（影射李鸿章）这样的人物，亦绝非一概骂倒，既写他在甲午海战中负有
“因循坐误”的历史责任，又不是把失败的全部责任统统归咎于他，西太后挪用“一国命脉
所系”的海军经费，威毅伯又如之奈何呢？既写他害怕开战的胆怯心理，又写他的知己知
彼、老成持重。既写他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因而遭到国人唾骂，又从深层次写出
签约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贫弱。总之，在作者笔下，威毅伯不是一个被简单化、脸谱化了的人
物，而是一个具有历史真实感的艺术形象。
  《孽海花》在艺术方面，亦多有不足之处。其结构虽云工巧，独创性亦显而易见，但
是，把３０年间历史重大事件连结于金、傅婚姻生活故事这条主线，终难免有牵强之处。然
而，所有这些终究是白玉中之微瑕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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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其关于文学批评的著述中最为人所重视的一部作品,是他脱弃西方理论之拘限,力求运用自己的思想见解,尝试将某些西方思想中之重要概念,融入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中,所以,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相袭已久之诗话,词话一类作品之体例,格式,并无显著的差别,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在旧日诗词论著中,称得上一部屈指可数的作品.甚至在以往词论界里,许多人把它奉为圭臬,把它的论点作为词学,美学的根据,影响很是深远.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是晚清以来最
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人间词话》不同于当时有影响的词话,它提出了"境界"说."境界"说是《人间词话》的核心,统领其他论点,又是全书的脉络,沟通全部主张.
王国维不仅把它视为创作原则,也把它当作批评标准,论断诗词的演变,评价词人的得失,作品的优劣,词品的高低,均从"境界"出发.因此,"境界"说既是王国维文艺批评的出发点,又是其文艺思想的总归宿.清朝词派,主要有浙派和常州派.浙派词致力纠正明词末流迂缓淫曼的毛病,崇尚清灵,学习南宋姜夔,张炎的词,不愿迫近北宋词人,不师秦观,黄庭坚,只学张炎,其流蔽在于主清空而流于浮薄,主柔婉而流于纤巧.于是常州派词起而纠正浙派的流弊,提倡深美闳约,沉着醇厚,以立意为本,发挥意内言外之旨,主张应有寄托,推崇周邦彦而轻薄姜夔,张炎.这的确使词论前进了一大步.而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更是突破浙派,常州派的樊
篱,克服两者之弊,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浙派词主清空柔婉,结果导致浮薄纤巧,不真切,王国维的境界说提倡不隔,以纠正浙派词的流弊.他强调写真景物,真感情,要写得真切不隔.这确实击中了浙派词的要害.对于常州派,他反对所有词都必须有寄托的说法,认为并不是有寄托的词才是好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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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喊》是鲁迅1918年至1922年所作的短篇小说的结集，作品真实地描绘了从辛亥革命到五四时期的社会生活，揭示了种种深层次的社会矛盾，对中国旧有制度及陈腐的传统观念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和彻底的否定，表现出对民族生存浓重的忧患意识和对社会变革的强烈渴望。

这部小说集于1923年8月由新潮出版社推出，集中有《狂人日记》、《药》、《明天》等十四篇小说，出版后得到很大回响。

在《呐喊》序中，鲁迅谈到他弃医从文的经过和目的。他于1898年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肄业，第二年改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1902年毕业后即由清政府派赴日本留学，1904年进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1906年中止学医，回东京准备从事文艺运动。是一次课堂上看画片的经历使他弃医从文的。他回忆道：‘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

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鲁迅又谈到他把《狂人日记》等小说投稿到《新青年》的经过。他曾问办《新青年》的朋友：‘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那人答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于是他便写了《狂人日记》，此后还陆续推出了另外十余篇。鲁迅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叫醒‘铁屋’中的人，使国人得救。谈到《呐喊》的名称，他说：‘在我自己，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至于自己，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轻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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