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要读的100本书[中国历史]-精品看了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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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及其后学的著作集。庄周(约前369—前286)，宋国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与梁惠王、齐宣王同时，曾任漆园吏。楚威王闻其贤，聘以为相，不就，穷困终生。生平行事，略见于《史记·老子韩非列传》。

《庄子》为道家经典之一。据《汉书·艺文志》著录，《庄子》52篇。今存33篇，分内7篇、外15篇、杂11篇，为郭象注本。内篇的思想、结构、文风都比较一致，一般认为是庄周自著。外、杂篇则兼有其后学之作，甚至羼入其他学派的个别篇章，思想观点与内篇多有出入。如在哲学上不仅仅有唯心主义的虚无之道，有时还赋予其某些物质性，带有唯物主义的色彩；在政治上时而主张绝对的无为，时而主张在上者无为而在下者有为；在处世态度上，时而宣扬混世，时而赞成避世；在人生观上，时而提倡寡欲，时而鼓吹纵欲；在对待其他学派的态度上，时而坚持混合齐同，时而针锋相对。这些分歧，反映了战国中叶至秦汉间社会变革形势下道家学派的发展与分化，也反映了各种学派的相互渗透。但从全书总体说，唯心主义的本体论、相对主义的循环论、认识上的不可知论、无为的政治主张、虚无的人生哲学，构成了庄子学派的基本倾向。同时，书中也有不少辩证的因素，尤其对社会黑暗面的揭露、批判，不遗余力，十分深刻。

关于庄子思想的渊源，司马迁指出：“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明老子之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书中对于儒墨等当时显学，多有诋訾，并表现了愤世嫉俗的精神。

《庄子》也是一部杰出的文学著作。作者要阐述的虽然是玄虚的天道，但由于其“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所以“以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天下》)，特别是大量地运用了寓言，把抽象迷蒙的天道描绘得似乎可感可知。其他子书也运用寓言，但多从历史传说与民间故事中引用；《庄子》“寓言十九”则多是作者所虚构。其他子书的寓言多为短小故事，插入议论之中，以资譬喻或论证；而《庄子》中的部分寓言，则扩展成篇，将作者的议论，寓于故事人物口中。如《盗跖》《秋水》《说剑》等，都是“作人姓名，使相与语，是寄辞于其人”(刘向《别录》)。这些类似短篇小说的寓言，虚构了人物与故事情节，有动作、有对话，还有肖像、表情的描绘，与《墨子》《孟子》中基于实录的一些对话式语录大不相同。这是中国文学史上自觉地运用虚构手段塑造形象的开端。在塑造形象时，作者擅长于体物入微的描写。如大鹏的怒飞(《逍遥游》)、巨鱼的奋(《外物》)、鸿蒙的自得(《在》)、山狙的见巧(《徐无鬼》)，都栩栩如生；厉风作而万窍怒号(《齐物论》)，黄帝奏咸池之乐而声满天地(《天运》)，都声情并茂；庖丁解牛(《养生主》)、伯乐治马(《马蹄》)、佝偻承蜩(《达生》)、庄子弹鹊(《山木》)、众史画图(《田子方》)、原宪居鲁(《让王》)，更是形神俱现；至于藐姑射山上的神人(《逍遥游》)、隐机而坐的南郭子綦(《齐物论》)、能破季咸看相的壶子(《应帝王》)、临渊履危而射的伯昏无人(《田子方》)等，这些神乎其神的形象，也可以按照描写想见其情状。总之，太空、江海、飞禽、走兽、音乐、风云，以及人物的肖像、心理、言行的描画，无一不“指事类情”(《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惟妙惟肖，大大地开拓了艺术的境界。

《庄子》还以想象丰富、结构灵活见长。“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奇见之也。……其书虽玮而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天下》)。这是作者写作特色的自白。凭空虚设，海阔天空，放纵自由，宏伟壮丽，诙谐怪异。大鹏展翅万里，北海虚怀若谷(《秋水》)，盗跖声色俱厉(《盗跖》)，庄周化为蝴蝶(《齐物论》)，凡此种种，都说明作者并不按现实生活的本来面目去再现生活，而是用丰富的想像，离奇的夸张，以及大量的比喻与拟人手法去写意抒怀。在行文构思上，放得开，收得住，首尾不落套，转接无痕迹。文思跳跃，散而有结，开阖无端，令读者恍惚迷离，正如刘熙载所说：“文之神妙，莫过于能飞。庄子之言鹏曰‘怒而飞’，今观其文，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者。”(《艺概·文概》)

富于抒情意味，也是《庄子》散文的一大特色。当作者在描述道家的理想人物或发表议论时，必定带着满腔热情。如称“关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天下》)而对于昏君乱臣、虚伪君子、名利之徒，则表现得疾恶如仇，常常给予辛辣的讽刺，无情的揭露。他敢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直叫“削曾、史之行，钳杨、墨之口”，“殚残天下之圣法”(《箧》)。把曹商求官视为舐痔(《列御寇》)，将惠施专揽相位比作嗜食腐鼠(《秋水》)。或爱或憎，或褒或贬，嘻笑怒骂，鞭辟入里。《庄子》行文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作者的自我表现。栎树、游鱼、蝴蝶、渔父、野马、海鳖等等，都具有庄周的性格，体现了庄周某种精神状态。所以尽管是论理文章，读来却觉得韵味无穷。其中《马蹄》《胠箧》诸篇简直可作抒情杂文视之。此外，词汇丰富，句式灵活，构思精巧，多用韵语，善作连类比喻等，也是同时代作者所不及的。所以鲁迅认为：“其文则汪洋辟阖，仪态万方，晚周诸子之作，莫能先也。”(《汉文学史纲要》)

《庄子》在文学上的影响很大。自宋玉、贾谊、司马迁以来，历代大作家几乎无一不受到它的熏陶。在思想上，或取其愤世嫉俗、不与统治者为伍；或随其悲观消极，自解自嘲。对于《庄子》的艺术，或者赞叹，或者仿效，或者从中取材而化为己意。阮籍、陶渊明、李白、苏轼，在思想和艺术上都从《庄子》那里吸取了许多营养。

《庄子》中《列御寇》《山木》两篇，都明写庄周有弟子，但姓名不传。《管子》中《心术》《白心》等篇，《韩非子》中《主道》《扬权》等篇，尤其是《吕氏春秋》与《淮南子》的许多篇章，都可见到庄子学派痕迹。似乎楚、秦一带，其学曾颇为流传。秦代专行法治，汉代独尊儒术，所以对《庄子》一书不甚称道。自三国时何晏、阮籍、嵇康出，此书才盛行。陈寿《三国志·魏书·曹植传》说到何晏好老、庄之言，《王粲传》说到阮籍以庄周为模则，嵇康好老、庄之说，“于是崔、向秀、郭象、司马彪等接踵为之注，而风俗亦此移矣”(洪亮吉《晓初书斋初录》)。隋唐之际，尊庄周为“南华真人”，奉《庄子》为“南华真经”，注《庄》之风日盛。成玄英承郭注作《南华真经注疏》着重于文字训诂。以后宋代有褚伯秀《南华真经义海纂微》，明代有焦《庄子翼》，清代有郭庆藩《庄子集释》、王先谦《庄子集解》，都分别为各时期《庄子》注的代表作。

郭象《庄子注》为现存最早的注本，除部分篇章在敦煌唐抄本中有保存外，以《续古逸丛书》影宋本为善。中华书局出版的郭庆藩《庄子集释》，经王孝鱼校勘，以影宋本为底本，吸收了唐抄本的优点，是目前较为完善的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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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荀子（约公元前313～公元前238），战国时著名思想家、文学家。名况，当时人们尊重他，称他荀卿。汉代著作因避汉宣帝刘询讳，写作孙卿。战国末期赵国人。曾两度到当时齐国的文化中心稷下游学，任过列大夫的祭酒（学宫领袖），还到过秦国，拜见秦昭王，后来到楚国，任兰陵令。公元前238年失官家居逝世，葬在兰陵。韩非和李斯都是他的学生。

荀子是先秦儒家的最后代表人物，同早于他的孟子成为儒家中对立的两派。在宇宙观方面，荀子认为自然界的存在，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但人类可以用主观努力去认识它，顺应它，运用它，以趋吉避凶。他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人认识客观事物，首先要通过感觉器官和外界事物接触，强调“行”对于“知”的必要性和后天学习的重要性，有朴素的唯物思想。在政治上，他针对孔子、孟子效法先王的思想，提出“法后王”的口号，主张应该适应当时的社会情况去施政，要选贤能，明赏罚，兼用“礼”“法”“术”实行统治。他的许多思想为法家所汲取。在人性问题上，他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主张性恶论，认为后天环境可以改善人的恶的本性，所以他主张“明礼义而化之”。他重视教育的作用，强调教育功能的重要，有积极意义。

荀子既是思想家，又兼长于文学，在战国诸子中，他与孟子、庄子对后世影响最深。

《荀子》为文的特点，在于“雄浑”。其学问渊博精深，所以行文气魄宏大雄浑，有包容诸家的气概。比如《劝学》总结了治学经验，为后世传诵宗法。在《富国》《王霸》篇中，纵横于古今，引述历代兴亡鉴辙。而《天论》篇，则探微扶隐，极宇宙之玄奥，昌言“天道有常”之旨。文章气势雄浑，为诸子所不及。后人称其文“学分之足，了数大儒”（《艺概?文概》）可谓中的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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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非（约前280-前233），韩国的贵族，“喜刑名法术之学”，后世称他为韩非子。他和李斯都是荀子的弟子。当时韩国很弱，常受邻国的欺凌，他多次向韩王提出富强的计策，但未被韩王采纳。韩非写了《孤愤》《五蠹》等一系列文章，这些作品后来集为《韩非子》一书。秦王嬴政读了韩非的文章，极为赞赏。公元前234年，韩非作为韩国的使臣来到秦国，上书秦王，劝其先伐赵而缓伐韩。李斯妒忌韩非的才能，与姚贾一道进谗加以陷害，韩非被迫服毒自杀。

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主张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韩非的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


《韩非子》是先秦法家学说集大成者的著作。这部书现存五十五篇，约十余万言，大部分为韩非自己的作品。当时，在中国思想界以儒家、墨家为代表，崇尚“法先王”和“复古”，韩非子的法家学说坚决反对复古，主张因时制宜。韩非子攻击主张“仁爱”的儒家学说，主张法治，提出重赏、重罚、重农、重战四个政策。韩非子提倡君权神授，自秦以后，中国历代封建专制主义极权统治的建立，韩非子的学说是颇有影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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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战国策》杂记东西周及秦、齐、楚、赵、魏、韩、燕、宋、卫、中山诸国之事。其时代上接春秋，下至秦并六国，约二百四十年(前460-前220)。书名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它的作者不可考，有人疑出于蒯通。大概是秦汉间人杂采各国史料编纂而成。后来刘向重加整理，定名为《战国策》，遂相沿至今(一九七三年底，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大批帛书，其中一部分，经文物考古工作者整理研究，共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万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文字大体相同。另十六章，是佚书。这部大约编成于秦汉之际，类似后来刘向重编许多纵横家言为《战国策》所根据的一种被埋没的纵横家言的辑本。其中佚书为司马迁、刘向所未见，为战国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战国策》的基本内容是战国时代谋臣策士纵横捭阖的斗争及其有关的谋议或辞说。它保存不少的纵横家的著作和言论。春秋以来，长期分裂战乱，人民无不渴望解甲息兵，恢复和平统一生活。诸侯中的强大者，都想“并天下，凌万乘”。所以战国末年，秦齐二国皆各自称帝。由于社会变革的影响，“地势形便”的秦国后起变法以致富强，打破六国均势局面。从此以后，秦以新兴力量向外扩张，企图蚕食诸侯，统一海内，引起各国间的复杂矛盾和斗争。在这种情况下，诸侯间的胜负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武力，但也决定于谋臣策士的胜算和纵横势力的消长。所谓“横成则秦帝，从成则楚王”，那就是说，胜负的最后关键并不完全决定于军事，而更重要的是决定于政治的巧妙运用。这时候，春秋时代所讲的礼法信义，不得不变为权谋谲诈；从容辞令的行人，不得不变为剧谈雄辩的说士。所以《战国策》中所载一切攻守和战之计，钩心斗角之事，正是这一时代政治斗争的反映。而其时许多谋臣策士的游说和议论，也是春秋时代行人辞令的进一步发展。
《战国策》所写的人物是极其复杂的，其中有不少是追求个人功名富贵的利己主义者，例如苏秦起初本是以“连横”说秦王，“书十上而说不行”，乃转而以“合纵”说燕赵。陈轸先仕秦而后仕楚，既仕楚而又贰于秦，朝秦暮楚，立场不定。但也有排难解纷而无所取的“天下之士”，如鲁仲连的义不帝秦。也有意在收买人心、焚券“示义”的冯谖(齐策四)，虽然他是为统治阶级效劳，却也替人民做了一件好事。也有敢于反抗强暴，蔑视王侯的义侠和高士。如唐且的“布衣之怒”(魏策四)，颜斶的直叱“王前”(齐策四)。而后者更反映士的地位的提高和民主思想的抬头。此外书中还从侧面揭露统治阶级女性固宠的斗争和宫闱的丑行，如郑袖的谗害魏美人(楚策四)、秦宣太后欲以魏丑夫殉葬(秦策二)表现了她们的阴险与无耻。以上这些虽然只作客观叙述，但也反映了战国时代各种历史人物的精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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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记》最初没有固定书名，或称“太史公书”，或称“太史公记”，也省称“太史公”。“史
记”本来是古代史书的通称，从三国开始，“史记”由通称逐渐成为“太史公书”的专名。作者司马
迁，字子长，左冯翊夏阳人。生于汉景帝中元五年，大约卒于汉武帝征和三年左右。司马迁的父亲司
马谈在汉中央政府做太史令，负责管理皇家图书和收集史料，研究天文历法。司马谈打算编写一部通
史，愿望没有实现就死去了。临死的时侯，嘱咐司马迁完成他未竟的事业。司马迁幼年时就很刻苦，
十岁开始学习当时的古文，后来跟着董仲舒、孔安国学过《公羊春秋》、《古文尚书》。汉武帝元朔
三年，司马迁二十岁，满怀求知的欲望，漫游了祖国的名山大川，到处考察古迹，采集传说。通过对
历史遗迹和西汉建国前后的史实的实地调查，司马迁开阔了胸襟，增长了知识，为后来编写《史记》
作了很好的准备。司马谈死后，司马迁承袭父职，做了太史令，有条件看到大量的图书文献和国家档
案，这对司马迁编写《史记》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汉武帝太初元年，司马迁开始编写《史记》。
天汉二年，李陵率兵随李广利出击匈奴，兵败投降。汉武帝向司马迁询问对李陵的看法，于是，司马
迁说，李陵投降，是因为众寡不敌，又没有救兵，责任不全在李陵身上。汉武帝认为司马迁有意替李
陵回护开脱，贬责汉武帝的爱姬李夫人的哥哥李广利。于是，把司马迁投进监狱，处以腐刑。三年后
他被赦出狱，更加发奋写作《史记》。大约在征和二年，基本上完成了编撰工作。司马迁死后许多年，
他的外孙杨恽才把这部五十二万多字的不朽名著公诸于世。
《史记》是一部贯穿古今的通史，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
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据司马迁说，全书有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
共一百三十篇。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提到《史记》缺少十篇。三国魏张晏指出这十篇是《景
帝本纪》、《武帝本纪》、《礼书》、《乐书》、《律书》、《汉兴以来将相年表》、《日者列传》、
《三王世家》、《龟策列传》、《傅靳列传》。后人大多数不同意张晏的说法，但《史记》残缺是确
凿无疑的。今本《史记》也是一百三十篇，有少数篇章显然不是司马迁的手笔，汉元帝、成帝时的博
士褚少孙补写过《史记》，今本《史记》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补作。
《史记》取材相当广泛。当时社会上流传的《世本》、《国语》、《国策》、《秦记》、《楚汉
春秋》、诸子百家等著作和国家的文书档案，以及实地调查获取的材料，都是司马迁写作《史记》的
重要材料来源。特别可贵的是，司马迁对搜集的材料做了认真地分析和选择，淘汰了一些无稽之谈。
对一些不能弄清楚的问题，或者采用阙疑的态度，或者记载各种不同的说法。由于取材广泛，修史态
度严肃认真，所以，《史记》记事翔实，内容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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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郭茂倩生平湮没难考。乐府诗集，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原意是掌管音乐的官府。汉、魏、两晋最高统治机构常设有乐府机关，制定乐谱、搜集歌辞、训练乐员等。凡由乐府机关配合乐谱演唱的歌辞叫乐府诗。乐府诗集辑录了由汉朝至五代的乐府诗，兼及先秦至唐末歌谣，以及后人对乐府原辞的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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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府诗集，宋郭茂倩编。郭茂倩生平湮没难考。乐府诗集，是收罗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乐府原意是掌管音乐的官府。汉、魏、两晋最高统治机构常设有乐府机关，制定乐谱、搜集歌辞、训练乐员等。凡由乐府机关配合乐谱演唱的歌辞叫乐府诗。乐府诗集辑录了由汉朝至五代的乐府诗，兼及先秦至唐末歌谣，以及后人对乐府原辞的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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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湖99--002

顶下不灌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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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晋志怪小说中，《搜神记》是保存最多且具有代表性的一种。作者干宝（？—336），字令升，新蔡（今属河南）人，是两晋之际的史学名家，著有《晋纪》，时称良史。又好阴阳术数、神仙鬼怪。《搜神记》序中，自称作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亦有保存遗闻和供人“游心寓目”即赏玩娱乐的意思。此书原已散佚，由明人重新辑录而成，现为二十卷，四百多则，其中偶有误辑。
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小说开始萌芽，以“志怪”者占主流。其中与龙有
关的小说仅粗俱梗概，情节简单，描写也不生动。《搜神记》是当时志怪
小说的代表，其中《卷一》描写龙为神人坐骑：“陶安公者，六安铸冶师
也。数行火。火一朝散上，紫色冲天，公伏冶下求哀。须臾，朱雀止冶上
曰：‘安公安公，冶与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龙。’至时，安公骑之，
从东南去。”《卷二十》还有一则病龙的故事，大意是，魏群干旱严重，
农民到龙洞祈祷，得雨，正准备祭谢龙王。孙登制止说，“这是病龙下的
雨，如何能灌溉庄稼？”大家一闻，这雨果然腥臭。当时龙背上正长了个
大疮。听到孙登的话，马上就变成个白胡子老头，请孙登妙手施治，发誓
治好了定有厚报。后来，龙背上的疮治好了，当地果然平地裂开一口井，
碧水汪汪，庄稼汉就不再受干旱之苦了。

《搜神记》的内容，一是“承于前载”，但并不都是照旧抄录，有些文字上作了加工；二是“采访近世之事”，出于作者手笔。其中大部分只是简略记录各种神仙、方术、灵异等事迹。也有不少故事情节比较完整，在虚幻的形态中反映了人们的现实关系和思想感情。尤其有价值的，是一些优秀的传说故事。如《李寄斩蛇》、《韩凭夫妇》、《东海孝妇》、《干将莫邪》、《董永》、《吴王小女》等，都很著名，对后代文学有较大影响。
《东海孝妇》叙一孝妇为冤狱所杀，精诚感天，死时颈血依其誓言缘旗竿而上，死后郡中三年不雨。关汉卿的名作《窦娥冤》即以此为蓝本。《董永》叙董永家贫，父死后自卖为奴，以供丧事，天帝派织女下凡为其妻，织缣百匹偿债，而后离去。《天仙配》的故事由此演变而来。以上二则，本意都是表彰孝行，但又不尽于此。前者还控诉了官吏的昏庸残暴，后者又表现了穷人对美好生活的幻想。而这两点，分别成为《窦娥冤》与《天仙配》的中心。
《韩凭夫妇》写宋康王见韩凭妻何氏美丽，夺为己有，夫妇不甘屈服，双双自杀。死后二人墓中长出大树，根相交而枝相错，又有一对鸳鸯栖于树上，悲鸣不已。这故事控诉了统治者的残暴，歌颂了韩凭夫妇对爱情的忠贞。结尾是一个民间故事中常见的诗意的幻想，后世“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结尾可能受其影响。这种幻想是美丽而又软弱的。《吴王小女》也是一个生死相恋的故事：吴王夫差的小女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比较起来，《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更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前者写闽中庸岭有巨蛇为祟，官府只能每年招募一名童女献祭，李寄自出应募，以她的机智和勇敢杀死大蛇。事毕，李寄对以前被蛇所食的九个女子的骷髅说：“汝曹怯弱，为蛇所害，甚可哀愍！”歌颂了英勇斗争以求生存的精神。后者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比长大后，为父报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写得壮烈无比：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头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这个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强烈的复仇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文中写干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客”，写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瞋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壮的美得到鲁迅的爱好，被改编为故事新编《眉间尺》。
《搜神记》中的优秀作品，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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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352或365或372或376—427），字元亮，别号五柳先生，晚年更名潜，卒后亲友私谥靖节。东晋浔阳柴桑人（今江西九江市）人。

陶渊明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作过太守。

年幼时，家庭衰微，八岁丧父，十二岁母病逝，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行不苟合，年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酒，逾多不乱；至于忘怀得意，傍若无人。”（《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渊明“存心处世，颇多追仿其外祖辈者。”（逮钦立语）日后，他的个性、修养，都很有外祖父的遗风。外祖父家里藏书多，给他提供了阅读古籍和了解历史的条件，在学者以《庄》《老》为宗而黜《六经》的两晋时代，他不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样学了《老子》《庄子》，而且还学了儒家的《六经》和文、史以及神话之类的“异书”。时代思潮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两种不同的思想，培养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爱丘山”的两种不同的志趣。

陶渊明是汉魏南北朝800年间最杰出的诗人。陶诗今存125首，多为五言诗。从内容上可分为饮酒诗、咏怀诗和田园诗三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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