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白庙的张树清老师,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该村小学教书。
那时他正当而立之年。中等身材因为偏瘦,略显单薄。结实光亮的肌肤,露出阳光长期曝晒的痕迹。与一般农民相比,似乎还要黑一点。特别是他的脸,总象涂了一层黑油彩一样。一问而知他是家中几亩田的主要劳动力。民师未转正前,他主要就是靠着几亩田的收入,养活一家五口的。转正之后,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但他仍不愿放弃耕作,仍保持着农民的本色。
他是我妻子的小学老师,且两家屋场又靠得很近,所以一见面我们便成了好朋友。加上他爱写新闻稿,在县内已小有名气,而我又是县报编辑,所以就更为亲近了。每次我陪妻子回娘家与他不期而遇,总要站着说会话,彼此问候一番。他来新城如果没空登门拜访总要打个电话告诉一声。中途他还邀请我与一位朋友上他家作过一回客,钓了一天鱼。2005年春末夏初我到岳父家去,正遇上那天他在学校上课,于是就把他请了过来一同吃午饭。记得那天他很高兴,说着敬着喝了两小杯酒,大概四两不到一点吧。后来就再也没有过这样的亲密接触了。
张老师起先专写新闻稿,中间也写了不少针眨教育时弊的小论文。近几年来开始写散文,内容大都是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的。孙儿出世了,他陶醉于爷孙之乐。老泰山故去了,他沉浸于昔日的欢聚之中。儿媳开学住校了,妻子去帮着带孙儿,他一个人在家百无聊赖、长夜难眠。想起当民师时的种种不平,想起为盖房子去借钱时遭到的冷遇,他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他特别怀念军旅生活,对分别了二十多年的战友和首长依然是一往情深。教书数十年,他对学生仍怀着一颗园丁之心。在外住院仍不忘打电话回来询问他们的学习情况,学生们哽咽着向他们汇报,问他几时回来,他乐观地向他们期许明天。所有这一切,他都用他朴实的语言、真挚的情感写入了散文之中。无论是什么文稿,张老师都是一笔一划地手写,字迹工整得象印刷的一样。
几次化疗过后,他都给我打来电话,说效果很好。中间还发来短信,询问发稿情况。是第三次化疗回来吧,他还来信息社看望了我们。脸变窄了,嘴变尖了,原来绷紧光滑的额头出现了许多皱褶,头上掉光的头发正长出新苗,预示着他的康复和新生。那天来,他头戴一顶深蓝色的帽子,精神尚好,只是略感虚弱。坐一会,他就回家去了。这大概是三、四月间的事吧,不想这却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相见。
原以为他会渐渐好起来,重新走进学校,重新给我们写稿,不想入夏不久就传来了他的噩耗。他的大儿子张林有一天打电话给我,告诉了这个消息。并说他本不打算麻烦我,犹豫了好久,一想到父亲病中常念叨我,还是说了。我不禁后悔在他住院期间没有多打几个电话给他,那天他来新城没有好好请他吃顿饭。至此才明白他表面的平静与乐观,实际上掩藏着对朋友的一片爱护之心。他生怕别人为他担心难过,宁愿独自饮尽与病魔抗争的痛楚与孤寂。回想起那天闪现在他若无其事外表背后的留恋与惆怅,深恨自己的粗心与疏淡。总以为明天在望,欢聚日长,哪知他竟撒手而去?
等到我与宣传部、信息社的同志一道赶到他家时,就只能看到他披着黑纱的遗像,是那样清瘦、深邃、宁静。没有了尘世的温情,有的只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冷峻与漠视。也许人一旦摆脱了世累的束缚,就会变得高远与神圣起来。他再也顾不上妻子哭成了泪人,老娘亲伤心欲绝了。临别,他的两个儿子送了出来。他的大儿子已经成家生子。他的小儿子是专从部队赶回来的,看到他长得一表人才、待人彬彬有礼,我默默地在心里告慰他:张老师,你就安心地走吧!你的小儿子一定会不负所望,替你争光的——
转眼春天来了。春回大地,生机勃发。绿树清风,处处唱响你的名字,竟感到你魂兮归来!
愿你在地下安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