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辛亥一代的孤独之王
--------四十年国体革命散谈
自1884年至1924年，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领导人民艰苦奋斗四十年。为探求中国的政治构架，把人民引向一个民主的社会而鞠躬尽瘁。但其终生奋斗，最终仅得到一个“革命主义未行，革命目的未达，仅有民国之名，而无民主之实”的结果，和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现代史学界的评价。因而，我想就先生四十年的国体革命发一点浅薄的议论。
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对中国社会的拯救还存在着改良的思想，但很快就被残酷的现实撞击得支离破碎，他慧眼独具，马上意识到了只有推翻腐朽的清政府才能改变中国社会，挽救中华民族的命运与前途。他由此踏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在故步自封的中国封建社会，这无异于一个晴天霹雳。此前一次次的篡权夺位和农民起义，都不过在封建君主制容允的范围内打圈圈，而他的这一声呼喊，已将根深蒂固的“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踢到了九霄云外。
这不能不说是先生独有的伟大。但是，在辛亥一代的民众当中，他又是那么的孤独——因超群而孤独。四十年疲惫地奋斗与奔波，他始终没有得到多少真正理解、支持民主革命的战友与群众。这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中国最初觉悟了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民主革命运动的悲哀。
革命失败了，四十年的探索与追求没有得到硕大无朋的果实。失败的原因归于哪里呢？当然史学界也认为“这不是孙中山个人的悲剧”，但同时它又过于强调和追究革命的领导者没有提出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纲领，没有充分发动人民群众等个人的因素。实际上，我觉得革命的失败，还有它更复杂、更深层的社会因素：
一、封建意识形态对中国的统治时间太长，使封建的政治构建模式已经固定、程式化。中国各阶层人民一时难以在思想上完全摆脱封建制度下所固有的小农意识的束缚。
在两千多年封建统治的历史长河中，曾有过数不清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形式、规模以及结局可能会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完全相同的，即造反就想谋官，推倒富贵王权就是想得到富贵王权，如王莽、陈霸先。因而，在中国封建制度下，革命的涵义不能突破这个界限。辛亥革命，虽为资产阶级先进知识分子所领导，但参与者，包括部分领导者，又能有几个真的是为“民主共和”呢？孙中山最后发现“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而袁世凯的篡权与复辟帝制则是更好的证明和更充分的体现了。
当时广大的人民群众更在麻木与懵懂之中，不理解革命，不理解“民主共和”，许多次起义，孙中山都是重金雇用兴中会等会党中的民众，试想，依靠雇拥军，其战斗力可能会有多大？其结果又可能怎样呢？包括当时海外如日本的民众，“很多人对他的活动也不理解，甚至有些人把他视为‘毒蛇猛兽、乱臣贼子’。”海外的一些刊物还曾将“孙文”写成“孙汶”，意“洪水猛兽，一发不可收拾。”
鲁迅说过，将沉睡的人们喊醒是一种残酷与悲哀。辛亥四十年追寻民主共和政治构架的革命领袖孙中山，是振臂呐喊的将帅，但摇旗呐喊，非但没能应者云集，反而被沉睡中的人们算计来算计去，成为他们扶梁过渡的工具，这不能不说是整个时代、整个民族的悲哀。可是，话说回来，毕竟封建社会成长了两千多年，小农意识的驳蜕也需要一个过程。
二、辛亥一代，西学渐兴，但主要还局限于科技、文化等微观方面，而上层建筑等宏观方面的“西学”，在多数人，尤其在广大民众的意识当中，还相当的陌生、朦胧，甚至遭到他们的抵制。自鸦片战争国门被打开以来，经历《资政新篇》、洋务运动和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中国在金融、交通、科技、教育等方面都逐渐融入了西方新的观点和模式。但在政治体制上却存在极大的排斥性，《资政新篇》提而未行，不过作为先进知识分子在思想上，在国体革命的意义上绽放的一个花骨朵而已，它也根本实行不了。
中国，何去何从？许多有志之士已陷入困惑。封建史上的改良，从来都没有使农民摆脱沉重兵、徭役的桎梏；而暴力革命，要么被镇压，要么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丝毫不能动摇官僚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有裨于劳民百姓。
贫弱、封闭，使得人们对西方的政治体制、民主制度不了解，“德”先生的名字从来就没有听说过，而整个社会又与其处于一种排斥、抵制的情绪当中。这更加促使了以改良派为首的一大批民众对革命派行动的顽命阻挠，虽然最终在革命派的强势“轰炸”中败下阵来，但其消极影响却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地捻灭和消除。
三、两千多年的封建政治构，形成了中国经济严重的分散性，并进一步形成政治上的割据性及群众基础的保守性。
中国经济分散性的形成又有它极其复杂的社会根源。首先，中国的地域辽阔、民族众多且以聚居为主，因此，历史上的分分合合，都很难从经济上进行一个自然的统筹；其次，由于地理、人文环境的差异，地方农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和不平衡性，进而导致政治、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南方的政治、文化发展以长江中下游为中心，北方以黄淮为中心，很难出现一个积极的融合；再次，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鱼贯而入，从清政府手上抢占了大量的领土和主权，纷纷在各地发展自己的势力，培植代理人，这就更加阻碍了中国地方经济的融合，加重了封建经济的分散与游离，并导致了中国政治上的割据现象。
而且，这种地方农业经济的存在，也使人们对统一、对共和产生抵触情绪，他们在各自的地盘上安得其所、夜郎自大。像阎锡山，盘踞山西，他的铁路都筑得“别具一格”：仄轨。使他系军阀进入山西不得不“改马易鞍”，打他一个招呼。试想，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各阶层以这样一种态度来对待甚至是抵制民主革命与共和，孙中山，一个屹立于时代之颠的伟大革命家，同时不也是一个“孤独之王”啊？
鲁迅作《阿Q正传》等文艺著作来批评辛亥革命脱离群众；孙中山自己也在1925年2月24日的口授遗嘱当中提到“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但我对当时的民众自觉性存有极大的怀疑，而以为改良派“民智未开”的提法很有一点道理。
一个王朝之初，或者一个皇帝执政之初，一般来说都会采取一些抚恤的政策而体现“仁”的统治，因此，以往在基本维护封建政治体制的大框框内的革命与改良，要唤起民众还比较容易，像太平道、义和拳等等。可是，真正到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要动真格地铲除掉封建制度、封建社会而形成一个“民国”的格局，谁又敢相信呢？政治上的骗子，如王莽之流，登基后光是一项“改革币制”就把劳民大众整得够呛，而农民是最受不起折腾的，况且，两千多年的封建生活代代相袭，人们已经习惯而不愿意轻易地去打破。（这也正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延续时间过长的主要原因）所以说，民主革命不可能唤得起民众。此其一。
其二、由于清朝中后期的长期禁闭，导致国民与世界同步文化完全隔离，对民主与科学非但陌生而且排斥，他们宁愿拥护封建德律的“尊卑有序，爱有差等”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视西方民主如男女平等、长幼平等为大逆不道，对“民主”充满恐惧。所以民主革命不可能换得起民众。
其三、解决农民问题，唤起民众的最根本的东西是土地，此前，太平天国的兴起和发展，以及他顽强生命力的存在，正是因为一个《天朝田亩制度》。《天朝田亩制度》规定：“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把全部土地平均分配给农民。但在革命过程中，不仅始终没能按照这个平均方按分配土地，为解决财政困难，还不得不承认地主占有土地，并允许地主向农民收租。这样一来，革命者的承诺，在广大农民的心目中，其信誉度趋近于零。而从1853年左右《天朝田亩制度》的制订到1905年“民生主义”的提出，时仅隔半个世纪，因此，孙中山的“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已没有什么号召力和诱惑力了。革命也因此不能唤起民众。
其四、其实，革命领导者自始至终都十分重视民主革命思想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在爱国运动风起云涌的契机下也很快连络到了一批有志之士，他门又在全国各地广泛地组建会党、“招兵买马”；大量地出版革命报刊，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和西方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积极的与改良派展开讨论，清除消极影响。其中，邹容、陈天华等青年知识分子更是走到人群中去，散发通俗的革命书籍，宣传革命，笼络人心，无可否认，在部分地区，在青年知识分子中间的确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作为应当充当革命生力军的农民阶级，其觉悟了的，却实在寥寥。这就是以事实证明了：民主革命不能唤起民众。
孙中山是没有错的，民主革命也是没有错的，而错误的是一个特定的时代，是一个由“专制”向“民主”的转换过程中垂死挣扎的封建余孽。这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四十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挥间，而仅就这一短暂的瞬间由中国资产阶级先进分子对国体革命探索的成败来定论“中国资产阶级已没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平心而论，不能不承认有一点勉强。
四、中国传统的儒学、儒家文化根深蒂固，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支持着封建残余在行将就木时极力地争取一次回光反照。
儒家文化中有一个很具体的内容就是“维护宗法，维护传统。”这毋庸置疑是培植中央集权制的土壤，是培育封闭、保守意识的温床，无所谓细论；关于儒学，哲学泰斗张岱年先生指出：“儒学……第二期从汉末到辛亥革命,作为正统思想而存在……可见，在国体革命的四十年当中，进行民主革命的阻力是何等之大。儒学发展到这一时期，虽趋于晚节，但其生命力依然炽旺。始终恪守“中国文化总体上优于西方”的信条，并竭力维护传统，主张“吸收西方的民主科学不能超越儒学之本。”试想，在这种文化保守主义浓厚的氛围当中，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派要想唤醒民众，杀出一条血路来，谈何容易？四十年，确实太短太短。又何况，这些民主革命的主将，他自身也无法彻底地摆脱传统儒学的影响而树楷模于众人之上。
在革命早期，他们还能身先士卒，于民主与专制的反复较量中，于中西文化交合的湍湍激流中，大力传播西学，导扬民主与自由，掀起一股茫茫九派，沧海横流的个故鼎新思潮。可是，随着广州，武昌等起义的多次失败以及“预备立宪”。复辟帝制， 军阀割据混战等丑剧上演一些包括革命派人在内的先进知识分子就开始在文化的信仰上进行一种反思，严复，梁启超。章太炎，孙中山，梁淑敏 ，熊十力等一大批学惯古今中西且具有近代意义的社会先导无一没有被席卷进去。他们转相传统，恢复固有的道德，于是在由辛亥革命走向五四运动的极短的时间里，很快地形成了一个第二次新儒学思潮。文化，是一个社会的影映，同时也是牵制社会发展甚至社会走向的看不见的指挥棒，辛亥一代人的孜孜探求，最终却只得到了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现实结局，只得到了一个“括号里的民国”，与当时儒学、儒家文化的影响，我认为，是有很大关系的。
总而言之，辛亥一代人所进行的民主革命，是卓绝的、伟大的，它的失败，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由封建社会向一个民主社会转型需要一段时间、一个过程，在这段过程当中 ，一切的探索与努力都不可能立竿见影。——就像我们换一套衣服一样，必然有一个让躯体裸露而显得丑陋、尴尬、倒退的过程，但作为程序，它必须经历。民主革命，历经四十年的艰苦奋斗，打个比方，也就是一个脱卸脏衣服的过程，至于成败，还有什么可说呢？民国时期的安徽太湖籍诗人朱湘先生就在《哭孙中山》一诗中这样写道：“看哪，/救主耶酥走出了坟墓！/华夏之魂已到复活的晨光！/”而孙中山，一个时代的“孤独之王”，他以伟大的人格从事着不朽的事业——至死不渝，也实不愧为国医、不愧为国父！
参考书目：《学术研究》 2003年第2期
《中国文化研究》 1996年第1期
《太湖县志》（孟庆银主修；黄山书社）
《中国革命史》（汤毅平主编；湖南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全传》（章子陵主编；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本贴已被 作者 于 2005年01月05日 23时30分49秒 编辑过][/COLOR][/ALIGN]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1-2 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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