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学而优则仕
知识分子，在古人看来，是学富五车，治国经邦的大家。他们学习知识，首先用来修身，达到个人精神境界的旷远和通达，后为齐家治国，使个人与天地融为一体，亦是言，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才可以天地之心，治理经营天下。儒家的“仁”，是平天下所最高境地。然而，古代知识分子，是无法企及“仁”之境界的，他们一生所要做得完善并且圆满的往往不是“平天下”，而是治国经邦的大事业；修身、齐家、治国也脱离不了世俗朝政的繁扰，但就从朝政百姓最平实的生活而言，古代知识分子能够治国并且把国家治理得清明强盛，不受外族侵扰，也是为国家、民族所作的最大贡献。
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其终极目的只是通向“仁”的境界。做为个人精神修养的提升，必须通过现世的每一件世俗生活来体现，古人学习，不是简单地提高自身修养的境界，而是通过学习事理即知识来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这种社会理想也就是“平天下”。他们不会抛开社会、现实人生而去关注虚无的不可捉摸的知识。当然，“形而上者谓之道”的“道”的精神追求不曾中断，但他们更加关注的是“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器”，即现世人生的种种磨难与平和幸福的生活，亦是言，要达到“仁”的境界，首先须要改善和充实人的现世境遇，也就是说要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凭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变动社会的任何一个组成部分，而入“仕”则意味着权力有加，可以让其通过皇权分授来切实地治理一方民众，通过民众的劳动实践来实现其社会理想。
学而优则仕,理所当然地成为古代知识分子兑现其社会理想的最佳最有效的途径。但也不是每一个古代知识分子都能顺畅无阻地去实现政治抱负，有正直的知识分子，也有混名混利的知识分子，利益冲突在任何社会状态下，都不能自行消退，而始终成为人与人之间相互斗争的最大因素。古代知识分子为实现其抱负，沾惹权贵势力，被谪贬者不泛鲜例。平步青云飞黄腾达者信心十足，踌躇满志；被贬放流者灰心丧气，消极悲观，这是两种人格积淀。“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也就应时而生，在中国古代文人的骨子里深深地植根发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及精神实质当为“入世”与“出世”互补凝炼而成的双重人格。他们学而优则仕，积极入世，希望通过皇权来施展自身的才华，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们的人格在此时表现得最为刚强柔韧，为民请命，以死忠谏，亦即“达则兼济天下”。此情此境之中，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关注的往往不是个人安危，而以社稷江山为重，以奉养他们衣食的劳苦人民为重。在他们心目中，最好的社会状态，也就是他们在“达”在踌躇满志入世时所追求并且希望出现的社会状态即大同社会，而这正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最可贵的人格之一面。皇恩浩荡，他们首先须尽忠，向启用他们的皇权尽忠，在古代社会，皇权在某种角度上即国家社稷，即民众天下，当然，这也就是说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仍然是以整个社会（天下）为已任，为终极关怀的终极对象。
“出世”的思想始终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不能抹去。这种思想是和“入世”的思想同时产生并随时随地都潜于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作为专制皇权的御用工具，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随时都有杀身之祸的危险存在。“穷则独善其身”做为“达则兼济天下”的最后一道退路，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内心世界留下的烙印最深。首先求闻达，尔后治天下，退而其次保其自家性命，不得重用，他们并非消极悲观，而是等待“天生我才必有用”的时机，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又会变消极出世为积极入世，一张一驰，才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真正的人格写照。他们没有因抑郁不得志而甘愿堕落，十年磨一剑，他们在不得志时仍然注重从内心上、精神上、人格上提升自己，以便为将来能够入世以求闻达而作必要的准备。
当然，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也有因排挤打压和不被重用而灰心丧气，但不畏权贵者有之，比如，“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诟；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圣之所厚”[1]的屈平；比如“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颂者留其名”[2]的李太白；比如“志士仁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3]的杜子美等等。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人格是双重互补的，并且以“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和“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为根本准则应对他们所处遇的境地。无论是闻达，还是落魄，都离不开对现世的关怀和思考，社会在他们的心目中应当是完美的，应当是太平鼎盛的，应当是和穆柔静不尚武力的。对于真理的探求最能体现的往往是他们对现实人生的切身感受和身体力行，“士虽有学，而行为本”[4]是他们最真切的写照。这种双重人格在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身上的体现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他们仕途不得意，难以施展自身才华和实现其理想抱负时，便生发出“人生在世不如意，明朝散发弄扁舟”[5]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6]的感慨，“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7]的出世隐退思想。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由上述两种互异互补的双重人格演化出他们内心深处对于国家、民族、社会深深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渗透到他们骨子里时，就将社会的良心和责任毫不保留的赋予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肩上，担当批判和推进社会发展的道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正是他们对社会发展深深的忧虑和希冀所在的最好体现。社会朝那个方向发展，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发展，以及对人的境遇即“天人合一”之真精神所在的苦苦追寻，和他们对种族、民族在外来异族的不断侵扰下能否健康强盛保持生命活力都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的观念里是无法推卸得掉的，这重重的道义、责任使他们具有一种异常完美的良心，审视身处的时代变化。外族入侵并征服他们，也不能从人格上征服他们，这就使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在他们心中更加深深地加固起来，一日也不能放松。
二、民主人权自由的卫士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殖民势力的火炮军舰，迫使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不得不深深思考国家的命运和前途，再加上天朝上国的那种无可比拟的优越感，使近代知识分子在西洋文化和基督教文明的渗入面前很失尊严和自尊。作为传承中国传统和平文化的知识分子，在尚武好战的欧洲文明的推动下,不得不去重新思考自身的政治、文化背景，各种探索理所当然地被架置于近代知识分子的肩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和责任意识，让他们不得不离开考据、学术的思维，而更加着重于实际性的救国救亡的研究。
“以夷制夷”的思考是以被动防范为前提的，是消极的抵制西方文化和政治的侵扰；兴办新式学校，接受西方先进的自然科学知识，其目的也仅限于“以夷制夷”的思路；张之洞所谓“西学为用，中学为体”不能说没有理性思考在内，但终究不能以千疮百孔的大清政治体制，齐心协力抵抗西方侵略；太平天国的爆发无不给当时的中国政府一个沉痛而意义深远的教训，但太平天国首领的文化素质偏低，不具有知识分子的根本精神，自我支配的权欲太强，不能说是革命，只能说是对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一个极其严重的破坏；百日维新的作用是唤醒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改良社会的觉悟，废除科举制，派遣留学生，大量译介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人文科学知识之后，中国才有了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这当归功于清政府派遣留洋学生，让他们在思想未尽成熟之际，接受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民主、自由、平等、科学的理念并带回中国。
自陈独秀等创办《新青年》以来，中国思想界当是一个十分繁杂而又十分活跃的大炼场，“德先生”和“赛先生”到处讲演，冲击着国人处于两难境地的思想。于是“学西方，试图从科学和民主的角度重新评价中国的传统以建设一个新中国的愿望”[8]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成为共识，“他们与现代西方文明的各种形式的接触，与传统的思想体系和统治阶级的不断疏远，使得他们能够领导其他不安定分子开展一场救国的伟业”。[9]新文化运动的精英们在骨子深处不是高高在上的贵族意识，而是关注民生疾苦、国家兴亡的平民意识。当然，李大钊和胡适之关于“问题与主义”的大讨论在当时思想界鱼龙混杂的情形下，辩出了真知灼见。亦是言，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是什么的理念，知识分子应当承担何种社会道义，是走进劳苦大众，还是高高在上清谈一些不着实际的问题，这就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问题。新文化运动震醒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潜藏的对于国家、民族的深深的忧患意识，他们积极投身到当时大变动的社会洪流中，追求真理，探索治国经邦的大道理、大精神，即一切问题的最基本的前提当是国家的强盛，民族的繁荣。平民精神导致中国知识分子全力追求带动社会进步的知识，全力鼓吹国家发展的理念。在社会大变动时期，那些由平民供养而鄙夷平民阶层的贵族精神失去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平民的支持和信任，而关注平民生存境况的中国知识分子理所当然地承接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道义，并成为当时中国社会的主流。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功效是无可抹煞的，人格独立，精神自由，一度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所追求所呵护的民主精神。通过思想和文化上摒弃禁锢人们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的传统礼教的束缚，理性精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成为一道有力的追求真理的动力，他们通过各种思想斗争和现实斗争，让思想在碰撞之间迸发出真理精神，他们尚自由，尚科学，尚平等，能够直面身处社会的大变动。不具备贵族精神的平民知识分子在残酷冷峻的现世中，不会像有闲阶层向往天堂，厌恶地狱，以不着边际的浅吟低唱欺世盗名于人间；他们更能以社会的底层作为参照来审视自己，自觉地成为社会底层的代言人，代表底层向统治者请命，而这无形中又会推动社会的进步，正如张宽所言：“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弱势集团的代言人，对社会主流文化，持批评态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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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自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在历史中是极其珍贵的，他们倡导张扬了民主的理念，科学的真理，推动了中国人权的发展，探索了社会、国家、民族发展的方向，担当了历史赋予他们的社会道义和历史责任，推动国家由专制皇权跨进到现代民主意义的国家行列。尽管在“五四”运动及至国民政府建立之后，大部分知识分子畏缩了，委曲人格，粉饰太平，其世俗的社会功利思想左右了他们的言行，当然，这种情形下，知识分子的人格是不健全的，至少说没有一个培养独立人格的社会环境，而历史责任则是半途而废，追求目前利益而放弃了对真理的永恒探求。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6-7-6 2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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