脊背 [父亲节征文]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三年了。他走时，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他是一个老基层干部，但却没有享过一天清福。他的一生绝大部分是在苦难中泡过的 。
他自己亲生了五个孩子，加上母亲下堂时带来的一个姐姐，我们兄弟姊妹共有六个人，都是他一手抚养成人的。
苦难的少小时代
在父亲很小的时候，爹爹被抓壮丁，一去杳无音信。奶奶带着伯父和年幼的父亲四处乞讨。乡间小道上，常常能看到破衣烂衫的母子三人。就这样，奶奶含着辛酸养活了伯父和父亲俩人。父亲很大时候，奶奶又求情让父亲上了一个本族人开的私塾，念了两年书。这在当时，算是极为稀罕了。
饱含辛苦的青壮年时期
父亲十八、九岁时，就在大队民兵营工作。后来，当了革委会主任、大队长等职，一直到五十多岁回家。当时当大队干部，不象现在当村干那样轻松、潇洒。那是革命的年代，政治的年代。凡是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非常的清楚，那是一个叫人心累和身累的岁月，他们常常是超负荷的工作，有时甚至几天几夜都不能得到休息。
父亲是一个正直而有大局观念的人。在他任职基层干部的几十年中，骂他的人很少，念他的人很多。有很多尖锐的矛盾都是他出面才得以化解。在做黄下大队址时（这是当时黄下大队和塘畈大队第一次合并），父亲为了筹集材料，几乎是废寝忘食、夜以继热日地作群众工作。原来，两个大队的人都心存隔膜，彼此都不肯先交能锯楼板的大树。父亲在反复作族人和邻里工作，征得他们同意的基础上，向自家门前的水口树砍下了第一斧。这一举动，赢得了邻里的理解，也得以使大队址工程顺利完工。
在那政治的年代里,小学升初中是由大队推荐.正当我升初中的时候,因名额的限制,发生了推荐的争执.父亲主动做了让步,让别人的孩子进了初中,而我却还留在小学.第二年,取消推荐,改为考试,我才得以顺利走进初中的大门.
父亲是一个勤劳而又刚毅的人。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只要是农活，父亲哪一样都很内行。大集体年代里，插田的季节显得特别的热闹，常常开展劳动竞赛。作为干部，全大队的每一个生产队的田他都插过；作为社员，他又是生产队的插田能手。同屋的年轻人没有哪一个没向他拜过师。庄稼十八般武艺，他样样精通。直到现在，人们谈起他，都还不住地称赞。
在大集体年代里，我家是有名的“大缺钱户”，吃多劳少。那些“余钱户”，非常欺负“缺钱户”的人家。生产队里的干部基本上是“余钱户”的人，他们称好粮时，安工分算，称烂粮时，安人头算。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和我一起去生产队队址称粮时，稻箩被人踢得老远的那个场面，我永远不会忘记，母亲流着眼泪背着空空稻箩牵着我回家的那个情境。尽管母亲不分昼夜以一个女人弱小的身躯常常承担男人的全部劳务，尽管父亲在拿大队有限的工分时，只要有空就拼死拼活的多挣工分，但终改变不了“大缺钱户”的现实。于是，家庭的矛盾也不断的发生。那时，我们都很小，家里很穷。父亲却坚持让我们兄弟姊妹几个都读书，他就是这样，为了这个家，为了自己的几个儿女，坚强地挺立着，忍受着，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委屈。我曾经因为父亲与母亲吵架而错怪了父亲，现在才懂得，母亲不容易，父亲过的更艰难。
平静而不甘寂寞的晚年
父亲一年一年的老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个，也出嫁的出嫁，外出的外出，除老二一家在他身边以外，其余的都离他很远 。老二虽在身边，相隔也有一点距离。父亲有些孤单寂寞，但他又舍不得离开那住惯了的老屋。一开始他还坚持那份田地的劳作，后来在我们的反对下才放弃，但他还是种菜、养猪。坚持自己维持自己的生活，生怕给自己的孩子增添了太多的麻烦。
那些时候，我坚持每个月回一趟家，看看家中的老人。记得在他最后一个生日的那天（农历10月20 日），我和父亲座谈了近两个小时。他谈了很多以前的事，也交待了以后的事。他说，他一旦发病，可能首先是不能说话，到时想说都说不出来了。“今天正好有空，我把想说的都说出来了，我心里也就放心了。”我听着这些话，好象有一种不祥的感受。父亲似乎是在交待什么？我的心里只有想哭的感觉。
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多天后，我突然接到电话，说父亲倒在菜园地里。。。。。。
父亲就这样走了，走的是那么突然，是那么悄无声息，竟然连一句话也没有留下。
在父亲去世的日子里，我一个人坚守在父亲的灵前陪伴他度过了几天几夜。灵前的灯火静静的跳着，映衬着父亲安详的面容。那呼呼的北风在那沉痛的夜晚似乎也在声声哭泣，伴着我的心在漫漫滴血。
在那生离死别的日子里，我明白了什么是失去亲人的痛 。在那洒泪送别的时刻，我也明白了父亲他无愧自己的一生，因为在他离家出走的那一天，在他身后有无数默默为他护送的人群
[赵河中学 汪礼俊 写于2006年6月18日父亲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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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6-6-18 1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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