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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 悔 的 选 择
徐 赟
1976年我进入初中,粉碎“四人帮”之后,我国处于拨乱反正的时期,标志着十年文革浩劫已经结束。邓小平提出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又提出了“快出人才,早出人才”,还指示要办好一批重点中学。“臭老九”受到重视,批斗老师和停课闹革命早已结束,学生“学工、学农、学军”的事也减少。1978年恢复高考,大、中专院校开始招生。学制调整,新生改为秋季入学。
1979年春,我读初三,在升学报名的时候,国家政策是“两条龙”,即:报高中的不许报中专,报中专的不许报高中。我向父母家人讲了这个情况,家里为这事专门开了一次家庭会。
我家当时8口人,奶奶有87岁了(与毛主席是同一年出生的),年迈体弱。父母近60岁,父亲1976年得了坐骨神经,卧床不起有大半年。在安庆116医院治疗过,在县乡医院就诊过,大队赤脚医生经常来打针,后来就由一个哥哥学会打针,每天给父亲打针。我的大哥刚结婚,二哥还没有谈对象,三哥在小学当民办教师,他只有8.5元一个月,一年只发十个月,另外大队一年给记200个工分,当时每个工价值0.34元,而且实际上就根本无法兑现那200个工的钱。母亲操劳家务,身体也不太好。
那时候,农村里刚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按照人口划分每一家的田地和山林,远近好歹搭配,抓阄的,所以田地特别分散,插双季稻,在交完公粮和留足家人一年的口粮外,就全部卖给国家,那就是家庭的主要收入了。另外,还有山上的松桠柴、家禽牲畜的收入,如鸡蛋,生猪等,其余就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了。基本上还是过着靠卖鸡蛋换盐的日子。
当时一个学期的学杂费是4.5元左右,对困难户,还有少量减免的优惠。从家里带米交到食堂,每斤米交3分钱的柴火费。菜都是自己带,特别是住宿后,星期一清早和星期三下午回家拿菜,一般带两瓶腌菜,都是咸萝卜或者咸芥菜之类的,也有时带辣椒酱炒黄豆,很少有人带鱼或者鸡皲、猪肠之类的,只是各人家香油放的多或少罢了。
如果念中专,就意味着可以从农村户口直接转成商品粮户口,这样就脱离了农村,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黄汗淌黑汗流了,再如录取了师范的话,还可以省去伙食费,国家是包生活费的。而且,首先的条件是学习成绩要好,因为当时读中专是要很高的分数的。无论从家庭经济还是成绩来看,我这两个条件基本上都符合了。
如果报高中,就意味着还要念两年的高中,再才能考大学。如果没有考取,那么就麻烦了。我当时的内心里,是渴望能够报高中的。
父亲躺在床上苦口婆心着,语重心长着;瘦弱的母亲来回走动着,焦急憔悴着;几个哥哥也是爱莫能助,无可奈何。有的说:“农村里唯一的出路,就是念书啊。”有的说:“我们家的希望,就全部寄托在你身上了。”有的说:“如果我们家庭经济条件好一点点,一定会让你念高中,考大学的。”家族里也有人说:“只有医生和老师,是历朝历代都需要的,最稳定的。”我的姐姐和哥哥都读了书,可惜他们生不逢时,都处于文革时期。
夜深了,我与父亲睡在同一张床上。父亲平时就是呻吟,那一夜,哼得更厉害,只是不再说话。我辗转反侧,无论如何也无法入眠,在决定人生前途命运的第一个紧要关头,我,就这样度过了第一个不眠之夜;后来的人生之路,就是在这一刻,被这样选择了方向。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窗外的月光,朦朦胧胧,照进了房间,更无眠。
第二天清早,母亲照常准备好了早餐和菜瓶,我要快速走向学校,父亲望着我说:“如果我不是病魔缠身,就是拆屋卖,也要让你念高中,念大学的!”父亲的话决不是哄我,因为我知道,我们队上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徐英平,文革前念大学的时候,就是他的爹爹每年拆屋卖钱,供他读完了大学的。望着父亲那慈祥的面容,我强忍住心如刀绞的痛楚,嘴里喃喃地说:“我知道,我不会报高中的。”
在那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小山冲里,我不想说我的家乡地灵人杰;在那个改革刚刚起步的时代里,我不想说我的家乡已经走向脱贫、富裕。我不再执拗,不再强求,不再奢望。上学路上的风,依然充满温馨;路旁的野花,依然灿烂娇艳;早起的鸟儿,依然自由飞鸣。
为了“快”和“早”,我义无返顾地报了中专。当时,班主任要求分开报名,报高中的在班长那里报, 报中专的在我这儿报。我在我这张纸上第一个写上了自己的名字,当然,也还有几个成绩好的,在我这里报了中专,而绝大多数同学都在班长那里报了高中。在宣读填表结果的时候,班主任还问过我:“是不是一定报中专?”他似乎还有很多的话要说,看着他充满无限关爱的眼神,我只得更坚定地说:“就这样,我只报中专。”
升学考试结束后,我的成绩是312.15分,是全校第一名。英语也考得很好,只是不记入总分,仅供录取时参考。
填志愿之前,班主任也要求在家里先商量好。我的五个志愿依次是:省立医院卫校、合肥卫校、安庆卫校、安徽化工学校、太湖师范学校。
8月的一天,学校通知我立即去安庆马山宾馆体检复查。我带了准考证与我哥哥赶到安庆师院,在他同学王龙的寝室里歇了一夜,第二天清早到马山宾馆大门口出示了证件后,站岗的带我们到了录取办公室。那里的人首先叫我躺在办公桌上,用手在我腹部按了按,问我:“在县城体检时,你有没有感冒?”我说:“当时我在田里褥草,天下雨了,我淋了生雨,还咳嗽过。”接着,有一个人递给我一张《参考消息》,叫我随便选一篇,过两分钟后就大声朗读一遍。我读完了报纸后,有一个人就问我:“人有几叶肺?”我立即回答说:“5叶。”他们又接着问:“左右各几叶?”我想了一下,也答对了。他们又问:“人的心脏有多大?”我立即说:“有人的手握成锤子那么大。”
我想:如果再问下去,我只知道男女的骨头各有多少根了,而且这些常识都不是我们课本上学的啊。好在他们不再问了,还露出了笑容,其中有一个人说:“可惜啊,他不能学医。”我和哥哥非常着急,就试探着问:“我不能录取吗?”他们指着一个高而瘦的人说:“这就是太师的蒋校长。你只能录取第五志愿了。”我们一直悬着的心终于放下来了。蒋校长握住我们的手说:“你们放心,现在可以回去了。”过几天,就收到了通知书。当我到了太师看见了蒋校长,就喊了“蒋校长好!”他马上就报得出我的名字。
我的同班同学张奇志那一年录取了省立医院卫校,她写信告诉我,她们学校是护校,全部是女生,是刚创办的,第一年招生,而且毕业了将全部留在省立医院当护士。到第二年中专招生的时候,就叫省立医院护校了。后来,看到江波涛校长的儿子——正在安徽省化工学校读书的江啸,他说,在那一年是只招收高中中专的,根本就不录取初中生。
原来如此!政策公布的不规范,许多学生和家长还被蒙在鼓里,老百姓没有知情权,也会贻误苍生啊!后来,我当教导主任、副校长,对招生政策的学习、理解和执行,都是准确第一,对上级文件的宣传、贯彻和落实都及时、到位,决不含糊。
当时的野寨中学是地区重点,潜山中学是县重点,我的许多同学念了两年高中后,就考取了重点大学,有的复读一两年后,也都纷纷考取了理想的大学,有的后来又考取了研究生,都已成了国家的栋梁之材,成了各行各业的佼佼者。
我填报了中专,选择了师范,就注定了今生的命运,就别无选择。
我不奢谈我骄傲,光荣,自豪,但是我无怨,无悔,无言。
我自信,相信,诚信,我会在平凡的教书育人的事业上努力奋斗,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徐 赟:安徽省潜山县三妙中学副校长、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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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2月8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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