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史上最具争议照片（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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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师拍3龄童被抢走糖果后伤心瞬间惹争议
　　为拍摄这组“EndTimes”，摄影师吉尔-格林伯格把一群3岁不到的小孩子（包括自己的女儿和朋友们的孩子）脱光衣服，放到摄影机前，塞给每个孩子一个棒棒糖，然后突然抢走他们手里的糖果。在孩子们伤心惊异的一瞬间，他拍下了这些照片。可想而知，照片在保罗-科佩金画廊展出后受到了如此广泛的争议，争议的焦点是这种拍摄方法是否违反了摄影师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即以旁观者和见证人的视角来捕捉自然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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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安娜最后的照片
　　1997年8月31日的戴安娜车祸事件，引发了一系列的法律纠纷，争论的焦点则集中于摄影师身上。车祸发生后，对外宣布的是汽车驾驶员亨利·保尔因为饮酒超速行驶撞车。然而，九名尾随拍摄的摄影师则被指控具有过失杀人罪。1999年，案件对摄影师的判决不了了之，但是具有侵犯性的无固定职业摄影师被蒙上了阴暗的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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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苏丹
　　当曾经报道过南非种族隔离的南非摄影家凯文·卡特在1993年苏丹拍摄饥饿的小女孩时，同样面对的是福尼尔在哥伦比亚所面对的道德问题。在苏丹的国内战争和饥荒中，他在一个小村庄中发现了这个饥饿的女孩，正艰难地挪向救援站，而一只秃鹰尾随其后，似乎随时都在等待她的死亡。卡特完成拍摄后，赶走了秃鹰。照片刊载于3月26日的《纽约时代》，立刻成为人类灾难的象征。数以千计的读者写信询问女孩的命运。编辑解释说，作为摄影师，他并不知道女孩的最终结果。生性敏感的卡特难以接受批评的质疑——尽管这幅画面让他一举成名。这幅作品获得了普利策奖的两个月后，他最终于在1994年选择了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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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格罗斯的谢尔德斯
　　纽约的广告摄影师格罗斯经常被谢尔德斯的母亲雇去拍摄她的女儿，当时的福德公司的模特儿。他同时拍摄一个个人的主题“儿童中的女性”。谢尔德斯在镜头中既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又是一个浓妆重彩的裸体形象。她的母亲给了格罗斯全部的肖像使用权，最初出版的一本书就叫做《小女人》，随后在《花花公子》上刊出时题为“糖果和调味品”。1981年，谢尔德斯试图买回底片，但是没有成功。她然后起诉格罗斯，声称她的母亲只是给了他一次的出版权利。法院没有认同。尽管格罗斯胜诉，但是他在整个诉讼过程中花费了很大一笔钱，同时也在公众心目中的声誉一落千丈，被认为是剥削利用了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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掩埋的911
　　大多数媒体认为应该坚决阻止展示死亡，除了一些特殊的影像，比如人们从双塔上坠落。然而掩埋的9/11还是引起了新闻伦理学之争。当一些观众认为受到了侵害时，《纽约时代》解释说，重要的是报道事件的真相。而另一些报纸，如《纽约每日新闻》则在事件发生不久刊出了摄影师托德·梅塞尔的这幅画面。这的确是对死亡令人震惊的纪念，然而其他的一些报纸认为这样的照片完全超越了公众的接受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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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
　　这是2004年的4月18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晾出了六张伊拉克囚犯被折磨的照片，是由美军拍摄于阿布·格莱布监狱。这些具有爆炸性的画面并非是专业新闻摄影师的独家新闻，而是美国军人使用手机拍摄的。随后《纽约客》杂志刊出了更多的九幅画面，还有一篇评论文章。在一个月中，大约有30幅这样的照片被披露，许多都是第一次公布于众。照片的冲击力是巨大的。对美国军队和布什政府都带来了重大的质疑。在阿拉伯国家，愤怒也在延伸。照片的拍摄者被送上了法庭，但是谁是囚犯的折磨者，却不了了之。据说前些日子还可能会有更多的照片泄露，但是上台后的奥巴马阻止了这样的行动，因为他认为这样会煽动美国对手的仇恨，也不利于在中东服役的美国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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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的标志
　　如果艺术家安德烈·塞拉诺这幅题为《便溺的基督》臭名昭著的影像选择的是绘画方式而非摄影，是否会引起如此集中的争议？
　　塞拉诺在1987年完成的这幅画面，是拍摄一幅小的塑料的耶稣受难像，浸在一个充满尿液的透明的容器中，替代当年耶稣浸在牛血中的传说。摄影家认为这幅作品主要就是探索性别和宗教的困惑。这幅作品在一次视觉艺术比赛中获得了东南部的当代艺术奖，奖金为15000美元。这个比赛是得到国家艺术捐赠赞助的。当作品在1989年展出时，两位美国的参议员感到义愤填膺。于是，国家艺术捐赠被大幅度削减，基金也直接针对有争议的艺术减少。至此以后，这幅作品一直成为审查的焦点，出版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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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易斯·卡罗尔和爱丽丝
　　刘易斯·卡罗尔是牛津大学的数学家，也是儿童文学作家，对摄影充满兴趣。当他遇见牛津大学同事的女儿爱丽丝·里德尔时，后者才五岁。爱丽丝激发了他出版于1865年的《仙境》艺术的灵感，并且也成为他许多照片的主题。主要是因为这些影像，人们推测卡罗尔是对爱丽丝产生了性别上的吸引力。模糊不清的性别关系往往会引发这样的争议：人们从不同的层面认为，卡罗尔是单身，腼腆害羞，又受到癫痫症的折磨——但是最终却没有得到他们之间关系的确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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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亭立精灵
　　摄影的能力就在于捕捉真实，并且以其丰富的细节创造强有力的认知系统，然而这幅作品试图向人们证明的是，两位女孩的确看到了精灵。
　　1917年，10岁的弗朗西斯·格里菲斯和她的16岁的堂姐艾尔西·赖特在英国柯亭立的艾尔西的家里度夏。她们在午后的乡村里玩了几个小时，带回了遇见精灵和小鬼的传说。后来，艾尔西借了她父亲的照相机，拍到了证明她们的照片。这一故事流传开来，结果被作家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知道了。道尔将影像交给柯达专家检测，后者也无法辨别真伪。他然后将照片刊登在《Strand》杂志上，并且在1922年出版了一本相关主题的书。拥有这些影像的两个女孩直到1981年才承认这些照片复制于一本插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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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偶像的人物
　　照相机所创造的角色是否具有版权？这一问题在1925年时还未曾明了——当时电影明星查理·卓别林起诉一家公司在发布一部题为《The Race Track》的电影中，一位墨西哥演员取名为查理·阿普林，并且模仿卓别林创造的小流浪汉。卓别林指控其剽窃，他的律师提供了小流浪汉的扮演照片作为证据。被告方辩称卓别林也是借用了其他演员的理念，但是没有证据，结果卓别林获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