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农民工的“春天里”（“三农”文化观察②）

飞龙在天

编者按：全国2亿多农民工群体，他们的文化需求能否被满足？当他们孤独寂寞时，和谁一起高唱《春天里》？当乡愁来袭时，又去哪里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和明星？有人曾这样描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文化生活被社会遗忘，他们的精神世界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本报记者日前走进一批外来工文化团体，倾听打工者的心声，探寻他们生存状态中的文化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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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声”：南飞雁们的歌声

　　由外来务工人员自发组成，热爱文艺却大多不识五线谱，工作和排练、演出时间常冲突；演出不计报酬，深受广大农民工的喜爱

　　“‘雁声’我们知道，每个月都为农民工进行歌舞表演！”在广州市番禺区石碁镇鳞次栉比的工厂区内，随便找一个路边的工人，都是那么喜欢“雁声歌舞团”。“我最喜欢‘雁声’的歌舞节目《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无论是女生独唱还是伴舞，都绝对有专业水准。”湖南籍农民工龙建明绘声绘色地说。

　　雁声歌舞团领队、33岁的广西桂平人张毅告诉记者，“雁声”成立于1999年，当时石碁镇举办外来工卡拉OK大赛，他和18名选手一起进入了最后的总决赛。举办方建议他们共同为当年“迎澳门回归”排一个街舞节目，大家都觉得这个创意不错，就自发组成了歌舞团，取名“雁声”，专为外来务工人员表演。10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骨干基本都还在，加上不断的吸收新人，“雁声”一直保持着30人左右的规模。

　　在珠三角遍及所有镇街及工厂区的外来工文艺团体中，“雁声”歌舞团很有代表性。他们利用业余时间排练和演出，足迹遍及番禺所有镇和工业区，为农民工演出约500场，约150万人次观看过他们的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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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雁声歌舞团的队员大多是工厂生产一线的工人。由于团员流动性大，工作时间不统一，给排练和演出带来很多困难。“队员上班时间与演出冲突，那是家常便饭，工厂的假也不好请。我们外出演出时，经常是这边要开演了，那边还没有下班。大家就把这个人的节目跳过，等他下班换衣服打摩托车赶到，再随机插入节目，我们管这叫‘战斗中变化队形’。”张毅调侃地说，“时间一长，负责串场的主持和负责打碟的DJ水平飞快提高，简直有了专业水准。”

　　张毅最难忘的，是去年“五一”节前到石碁镇三甲鞋厂的演出。晚会原定18点30分进行，可从下午开始，天空就下起了小雨。最终，晚会改在一处厂房与厂房连接的过道内进行。“舞台搭建在50米的过道中间，上千名观众就挤在两头看表演。没有后台，没有化妆室，也没有演员通道，但那场演出绝对是气氛最热烈、观众情绪最激昂的一次。”张毅回忆说，演员在台上唱“他乡的话你会不会讲？”观众就在台下和“他乡的歌你会不会唱！”歌声几乎要掀开过道顶上的塑料顶棚，依依不舍的场景令他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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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雁声”的苦恼也不少。专业化，是让张毅头疼的大问题。“雁声”的成员大多不识五线谱，有队员曾经尝试自己写歌，他也很想有一首代表“雁声”的原创歌曲，但水平有限，一直不成功。后来是石碁镇文体中心负责人发现了他们，邀请“雁声”定期在石碁文化广场搞歌舞演出。为了演出更加圆满，镇文体中心让他们免费使用全套的灯光音响，偶尔介绍专业的舞蹈老师帮助排舞，他们才稍微与“专业”沾了点边。

　　雁声歌舞团的大多数演出都是公益性的，也有一些企业邀请他们去为农民工演出，会给一些报酬。现在每个团员每次演出都能领到100元左右的误工费和车马费，团队内部因此出现了分歧，有人提出要走专业化、商业化的路子。对此张毅与大多数队员极力反对，认为如果走商业化的路子根本没有市场竞争力，还会失去原来的观众。经过多次讨论，最终大家统一了认识，不计报酬，坚持为农民工免费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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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越不过的台阶

　　“草根”艺人艰难打拼，“我们的主要观众都是外来工，他们自己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又怎么会花钱来看我们演出？”

　　今年除夕夜，包括农民朱之文在内的三位草根艺人又走上了春晚舞台，他们朴实、精彩的表演让多少怀有同样梦想的人羡慕不已，蜷缩在六七平方米出租屋里的符有料就是其中一个。

　　春寒料峭，来自海南儋州的符有料穿着一件白色的毛衣，套着一件夸张的毛围巾，戴一副并不算精致的白边眼镜。“我是从打工一族里上走出来的‘草根’艺人。”符有料告诉记者，2006年初中毕业后，他到深圳一家鞋厂打工。当时工厂所在的街道举办外来工卡拉OK比赛，符有料的歌唱才华被“经纪人”看上，他毫不犹豫地加入平生的第一个草台班子，专门去农村演出，报酬是“每个月600元，包吃包住”。干了一段时间后，符有料开始单干，哪里有演出，哪里需要串场，有人会给他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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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有料没有任何音乐基础，却能将一些港台明星的通俗歌曲模仿得惟妙惟肖。除了唱歌，他还能主持，表演舞蹈、杂技、时装秀等。在符有料的联系名单中，有100多个像他这样的“草根艺人”，他们彼此提携、互通有无，频频结伴出没在珠三角各大工厂区、超市促销场所。“工厂要为外来务工人员举办活动，超市要搞促销，需要歌舞带动气氛，花费又不能太多，这就为我们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符有料说，有时他也会自己组队，和对方谈好价格，各种演员就会临时集中起来，演出后再各自散去。最忙的时候，小符一个月能演七八场，到了淡季，可能一个月都没有活。

　　对小符来说，最大胆的一次尝试，就是和四个志同道合的“草根”一起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取名“超越”。他们花了数万元购置了全套乐器，每天认真排练。但现实是残酷的。组队好长一段时间，没人请他们做任何表演，唯一的一次是在湖南郴州的一个工厂区进行的。最困难时，四个人只能靠方便面果腹。几个月后，“超越”乐队只能宣布解散，四个朋友各奔东西，他又回来干起“串场”的旧营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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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要观众都是外来工，他们自己的生活压力都很大，又怎么会花钱来看我们演出？”符有料说，这就是和他一样的草根艺人越不过的台阶。在他内心深处，更喜欢“雁声”歌舞团这种不计报酬的外来工业余演出团队，所到之处受到外来工朋友的广泛欢迎，尽管没有酬劳，但在舞台上获得的巨大成就感，是“串场”无法体味到的，“在那里，真的就像明星一样！”符有料说。

　　合力托起农民工的文化舞台

　　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文化需求均等化问题，着力构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与精神生活关怀体系

　　“我们的业余生活匮乏得很，白天上班累得要死，晚上就想早点儿休息，有时间的话就打打牌、上会儿网，从没想过去图书馆借书看。”农民工龙建明说。有人曾这样描述进城农民工的生存状态：他们的文化生活被社会遗忘，他们的精神世界徘徊在城市和乡村之间。

　　据了解，珠三角地区登记在册的农民工已达3000万，如何满足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他们的基本文化权益，是实现城市基本文化需求均等化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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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表示，当前的农民工群体已经不同于20年前，单纯的“唱唱歌、跳跳舞、打打牌、看看电影”的广场集体方式并不能满足他们的精神需求，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逐步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倾向。但按照现有的收入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外来工”群体还承载不了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专业团体”和专业演出。

　　专家建议，解决外来务工人员的基本文化需求均等化问题，仅靠每年几次文化“送温暖”活动是远远不够的。为农民工提供健康向上、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必须逐步构建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与精神生活关怀体系，大力培育发展真正属于他们的文化团体，走出一条切实可行的农民工文化实践之路。

　　记者在采访中也欣喜地发现，广东各地近年来进行了不少探索。在中山市三乡镇，镇政府近几年投资2亿多元，建成了文化广场、文化活动中心等基础文化设施，还投入300多万元购置了60平方米的电子屏幕，每晚在文化广场上准时放映两部电影，大大丰富了小镇22万多名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三乡镇的外来工在镇政府和工厂、妇联和共青团的帮助下，也组成了一支50多人的三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在这里，他们有了自己挥洒才华的舞台，有了自己的观众和粉丝，还有了自己的歌——《行囊放下是故乡》——“纵使行迹漂泊，心安即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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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外来工艺术团体则大多以企业为一个基本单位组合。他们将农民工艺术团体及员工文化生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范畴，将业务培训、岗位素质要求和团体意识等贯穿于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之中。而在惠州滨江公园，有一个开放性市民文化广场，每到周末，各个文艺团体纷纷登场，为广大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惠州市政府表示，他们还将以政府购买的方式为外来务工人员举办专场文艺表演，以扶持外来工艺术团体的成长。

　　在日前召开的广东省文化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方健宏说，今年广东将加大文化惠民力度，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将探索对各类民间群众性文化团体包括外来工艺术团体进行评价评级认定。

　　农民工们在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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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的外来工艺术团体则大多以企业为一个基本单位组合。他们将农民工艺术团体及员工文化生活纳入企业文化建设范畴，将业务培训、岗位素质要求和团体意识等贯穿于日常生活和文化活动之中。而在惠州滨江公园，有一个开放性市民文化广场，每到周末，各个文艺团体纷纷登场，为广大市民和外来务工人员带来精彩纷呈的文艺表演。惠州市政府表示，他们还将以政府购买的方式为外来务工人员举办专场文艺表演，以扶持外来工艺术团体的成长。

　　在日前召开的广东省文化工作会议上，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方健宏说，今年广东将加大文化惠民力度，加强农民工文化建设，将探索对各类民间群众性文化团体包括外来工艺术团体进行评价评级认定。

　　农民工们在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