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半本书 于 2011-6-29 13:55 编辑
清晨的阳光爬上窗台，父亲就打开收音机，放在枕边，于是我在早间新闻的播报声中渐渐醒来，不哭不闹。
经一片荷塘、跨一座小桥、穿过田间的小道，就和小伙伴们到达了学校。文具盒里的糖果比文具还要多，坐着一动不动的上课确实是件恼人的事。
“老师,我要喝水。”
老师的搪瓷缸真不小，不渴也硬着头皮喝光，“老师，你的水一点也不好喝，我要到孙阿姨家喝糖水！”老师还没反应过来，我便飞也似的跑了，第一次上学，就逃课。父亲好像没有生气，第二天亲自送我去。
金老师真可恶！才上了一课，就要我们写八课的家庭作业，父亲见我迟迟不动笔，问明原因后说，把今天学的生字每个写两行就行了。第二天，姓孙的女组长眼睛瞪得溜圆：“你怎么才写了这么一点点？”
“我爸叫我就写这么多，我爸是中学老师！”
显然，女组长被更具权威的中学老师给镇住了，眼神由惊讶到疑问再到默认。猜想我那时的神情，一定是洋洋得意的令人讨厌，仿佛比“我爸是李刚!”还气壮。
教室背后有一片草地、一颗大树。课间，用放大镜聚焦阳光烧蚂蚁、用蛤蟆草吊“地憨”（蚕状的虫）、抓青蛙、打水漂。。。。。。比上课有趣多了。
七十年代的农村，一个家庭有一个工作人员，就是条件很好的，那时，我家有四个参加工作。翻看旧相册，我头上戴的、身上穿的、脚上蹬的、手上玩的竟然很海派。除了自己长枪短刃全副武装之外，我要求爷爷给村里每一个男孩配备一把玩具枪，因为我是他们的总司令，没有武器怎么闹革命？“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道理，我懂得和运用的比较早。爷爷是非常称职的装备部长，根本不需要重复命令就立即执行。黄毛为了表示对革命的忠诚、对总司令的拥护，从家里偷了一支生锈的土铳上交队伍。因为人矮枪长行动不便，才弃之不用，但我还是好好表扬了他。后来因为食物中毒，他成了第一个牺牲的战友。
我这个总司令当的挺山大王的，偷过别人家的红薯烤着吃、带小朋友到人家舞草把龙谁家不给点零食就倒拖龙出门、上刺树抓金刚虫用棉线系着脚放飞、学铁道游击队爬开动的拖拉机、在大水缸里玩纸飞机一头栽下去被路人救起、奋勇跳进石灰池里、赛跑中不慎掉进化粪窖、钻到水里好长时间才出来吓裹脚的外婆在岸上跳脚、夏天偷着下河游泳上岸晒干裤衩再去上课、为受欺负的同学打架。。。。。。这些战绩无可争议的为我赢得了在队伍里的“威望”。母亲向祖母哭诉：“这孩子怕养不大。”
爷爷舍不得打我，其他人不敢碰我，唯有读过师塾的奶奶发起脾气来令人胆寒。大姑花了几个月工资买的电动玩具飞机、开动中被我一脚搭乘踩扁，一弹弓将玻璃灯罩打得粉碎，没有人责怪。但当我犯了“三纲五常”，灾难就来了。一不小心又犯错了，偷眼瞄奶奶，没反应，仍做她的家务，心里暗自得意。不料，晚上洗漱完毕只穿着背心内裤的时候，奶奶风一般的旋进来，枝条雨点般的落下，不知道我为什么脾气那么犟，不动不喊，被俘的共产党员一样坚强，不象妹妹，雨点还没落就大喊：“莫打、莫打了，我改、我改耶！”考试刚及格还要被当街罚跪，除了作业还要一天一页毛笔字，成绩也就慢慢上去了。
祖母是大地主梅村先生家的大小姐，极具政治头脑和铁的手腕。我家也是她积极响应下放农村的，为了扎根站稳根据地，祖母毫不留情地扼杀了父亲的初恋，与生产队长——我的外公政治联姻，父亲也许怨恨，而我却应该感谢。父亲也渐渐喜欢上了母亲，毕竟母亲的美丽是公认的。后来母亲不在了，26岁的父亲眼神里总含着一丝忧伤，更多的寄情于书画、音乐和工作。一个星期六傍晚，学校放学了，父亲把自己关在黑暗的宿舍里，吹响唢呐，悲壮凄婉的调子似喊似嚎、如泣如诉。晚上，父亲用白纸糊了信封教我写信，写给在天堂的母亲。白天带着他的学生在旷野里，拉二胡、或者吹笛子、或者拉手风琴教他们唱歌，我也坐在小马凳上学；他教的化学实验我也会做了。父亲画了一幅《昭君出塞》图挂在宿舍，别人出多少钱都不卖。有时感觉他很可怜，但不觉得自己生活里缺少了什么，反而得到更多的关爱。午间的阳光依然从树叶的缝隙里洒下来，洒在我午睡梦醒的帘外。
据说我小时候长得很可爱，即使干了不少坏事，也没有让人嫌。往往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吧，十八岁那年，父亲的一个女同学端详了我半天，摇摇头、叹了口气转身走了：“这孩子，没他老子年轻的时候帅。”这件事受打击挺大的，以后从来不敢说自己帅了。
相对而言，儿子的童年是幸运的，物质更丰富；相对而言，又是不太快乐的，沉重的书包、比金老师还可恶的老师、可恨的闹钟、跆拳道、绘画班、忙绿的父母、三聚氰胺、塑化剂。。。。。。儿子撅起的小嘴、孤独的眼神、手里拆了又拼拼了又拆的玩具，让我为他的童年抱不平、为自己的童年而庆幸。儿子乖巧得可怜，我不希望他成为一个循规蹈矩的绅士，虽然能获得利益和虚荣，但对人性的过分压制不利于心理健康，宁愿像我一样野一点，获得一些简单、细节的快乐。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1-6-29 13:39
提升卡
沉默卡
喧嚣卡
变色卡
...........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