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网：对不起农民的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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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对不起农民的中国人”作标题，可能又有人要质疑了，至少犯了概念上的错误，有中国籍的农民(不知有不有到中国来种田的外国人，目前我是没有听说过)都是中国人，况且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13亿人口9亿农民。如果要说对不起农民的人，那也是农民之外的另一个群体的城市人。

　　但是中国的确对不起农民，

　　农民是中国最大的群体，权力却是最小的群体。如今农民本领再大，也只能当个村官，而村官是中国最小的官，如果按古代的知县是“七品芝麻官”算，到了村官这一级比芝麻还要小两级，那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立法机关，也是国家政治生活的中心。每年的3月，来自全国的代表汇聚北京(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是2987名)。但是在这2987名代表中又有多少是农民?虽然中国仍是农业大国，13亿人口9亿农民，但省人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农民当选的却是很少很少。全国人大有决定，农村按人口每96万人选代表1人，城市按人口每24万人选代表1人。按照全国人大的决定比例，农民代表也应该是千人，可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工人和农民的人数才551名，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工人和农民的人数可能更少，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盛华仁在作关于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说明时指出，近几届全国人大代表构成中，工人和农民代表比例呈下降趋势，尤其是一线的工人、农民代表人数偏少。有网友把十一届全国人大会重庆团61名代表的名单列了出来(包括单位、职务)，结果61名中竟然没有一位农民。早在召开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我曾经发表文章希望公布全国人大代表中有多少农民这个数字，迄今我还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消息。在我看来，不公布，仍然保密，是这个数字太小，怕公布后负面影响大。当然，也可以说对不起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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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起来，城里人比农民富有，很大原因也在于城里人的产品比农民的产品更具垄断性和稀缺性，而农民只能生产近似于完全竞争的农产品，实质上并非如此，造成城乡差别的根本原因却是制度性的歧视，因为农民从来还没有享受到国民待遇。城乡二元制导致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城市变化用得最多的词莫过于“日新月异”，与“日新月异”之相反的词则是“一成不变”或“依然如故”。不说乡村一成不变，依然如故，但几十年变化不大是可以说的，“炊烟还是照常升起，没有人改变这里的起居和行走。”可以说农村最根本的东西没有变，主要是农民的命运没有改变，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没有改变，还是几乎被排斥在社会体制之外。所以，中国的穷人大多在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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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在资源分配上不仅倾重于城市，使得农村长期缺乏发展要素，金融剪刀差、土地价格剪刀差、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劳动力价格剪刀差，也使农业长期处于亏损状态。长期的“剪刀差”把农村剪得十分贫穷，而使城市日益发展。从计划经济时代开始，由于农民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就形成了政府剥夺农民利益的巨大剪刀差。其实这种剪刀差的盘剥，都在堆积城市的繁华，让城里富有，让乡村贫穷，所以我说，城市的繁华和富有是农民的血汗堆砌的。中国农民为何这么穷，且穷人这么多，缘于50年代以来从来没有放弃过对农民的盘剥。城乡二元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建立的，新中国刚刚成立几年是不存在城乡二元制的，那时土地是私有化的。后来搞人民公社，变成了集体所有，并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城乡二元制便随之而来。上个世纪农民不仅要交农业税、各种提留，每年还要做义务工，政府建办公大楼，城里修路建大桥等公共实施，农民却要自带干粮无偿地干那些繁重的体力活。不说其它，只说土地这一项，有资料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2003年底，这种剪刀差已累计高达2.5万亿元。

　　中国农村究竟有多少穷人?按照我国官方的统计农村贫困人口是1500万，但世行发布报告称中国贫困线与国际标准差距悬殊，中国仍然有2.54亿人口处在国际贫困线以下。悬殊这么大，当然是中国在统计贫困人口上没有与“国际接轨”。如果按照世行的人均一天支配1.25美元，一年就需要人民币3190元的可支配收入，如果按照这个数字去推算，中国的贫困人口还会不会高于2.54亿人口这个数子?2008年我国的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是4761元，但这个纯收入不象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那样是实打实的票子，它包括口粮、柴火，甚至来年的种子，真正的可支配收入并不多。农村穷人占了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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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说，我们的户籍上农业人口还有70%，实际上在农村的人口还有50%，而一个现代化国家最多留20%的农业人口。2007年的GDP中，第一产业创造价值占11.3%，当年的农业劳动力占整个劳动力的40.8%;同年我们的城市化率是44.9%，55.1%的人去分这11.3%的财富，农民怎么能不穷、怎么能不苦呢?所以三农问题的根本是结构问题，而这个结构就是因为现行的户口体制、就业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引起的。(2009年8月17日新华网)。中国社科院2006年一份报告曾爆出一个惊人数字：政府投入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且“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等，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农村合作医疗，是农民自己交10元钱，政府给每位农民补贴10元钱，9亿农民也只要90亿元，9亿农民的医疗费只相等于这40万名干部的五分之一还少，有的地方政府连10元钱也不拿。本来一个公民权利平等的社会，其生命健康权是不该随身份高低而产生如此落差的。但农民的命就是如此不值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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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种粮、种棉、种油籽、养猪等，必须完成计划任务，计划外的才是他们的。公粮是无偿的，定购粮的价格也只够成本，粮食是绝对不能流动的，谁敢卖粮就是违法，所得的钱不但要没收，而且要遭受处罚，甚至挨批挨斗。所以，即使农民想节省一些粮食换钱，也只有亏本卖给国家。可以说，计划经济年代是农民无偿地养活了城市人。

　　本来农民种粮，应该拥有粮食，但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几乎是农民，这是为什么?因为粮食从他们的手中掠夺到城市里去了。这是一组史料，讲的是三年自然灾害的情况：1959年全国出现了“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严重自然灾害，受灾面积达4463万公顷，成灾(收成减产30%以上为成灾)面积1373万公顷。本年春荒人口达9770万人(主要指缺粮人口，包括外流逃荒、营养病、破产度荒、卖送儿女、非正常死亡人口)。1960年，大灾害不仅面积超过以往，而且是在1959年灾害基础上连续发生，危害极大，成灾人口达9230万人，春荒人口高达12980万。1961年，全国连续第三年发生特大自然灾害，成灾人口16300万，也超过了上年。本年春荒人口高达21800万，占全国人口三分之一以上(《中共党史资料》2000年第4期)。有资料表明，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千多万人。种粮的农民先饿死，这就更对不起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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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政府和市民作为城市的既得利益者，至今还在强化以户籍为前提的“出身论”，在认同农民(工)的能力之前，就剥夺了他们的机会。他们歧视农民，却忘了农民是中国社会的根。这对得起农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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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更对不起农民的，农民过着艰苦的日子，却硬说他们很幸福。并早有“农民的幸福感超过了城里人”的结论。如果农民也同样享受了国民待遇，那不是比城里人更幸福吗?这样不行，千万不能让农民享受国民待遇，还需要让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和牺牲。这样站着说话不腰痛的人，当然不会有对不起农民的想法。去年12月2日我写的《谁解4700万“体制性寡妇”生活之困》，被红网《红辣椒评论》挑出进行年度佳作评选，没想到引发了一场论战。论战其实在一个关键词上：“体制”。写此文是缘于中国农业大学一项研究，研究显示全国有8700万农村留守人口，其中有4700万留守妇女。调查中发现，留守妇女隐讳地表达了她们的性压抑问题，“她们长期处于性压抑状态，这也导致了连锁的负面情绪。”69.8%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烦躁，50.6%的留守妇女经常感到焦虑，39.0%的妇女经常感到压抑。我在文章说，是谁让这4700万妇女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寡妇”呢?当然是城乡二元割裂的体制。所以，叫她们“体制性寡妇”比较恰当。与丈夫一同去打工，孩子没人看管，怕荒废了孩子未来和前程，在家管教孩子，伺奉公婆，又不能和丈夫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长期的性压抑，让她们烦躁而焦虑。她们就是这样艰难地选择着这种痛苦的生活，忍受着分居的孤寂。繁重的体力劳动似乎还不难承受，让她们更加难以忍受的是长期的性压抑。她们的幸福感会比城里人强?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三农”，也在研究“三农”。事实上，造成“留守妇女”如此之多，毫无疑义是体制问题，把问题全推给体制，这是非常正确的，不管“体制xx”用得多滥，但我认为，不公平的体制一日不消除，我们就应该一直要“滥用”下去，直到这个不公平的体制真的“烂掉”、不存在了。正如孟波先生说的“一个坏体制，会造成很多问题。因此常常会有‘体制性脳脳’。”如果不是有城乡二元体制，农民还会这么穷吗?如果农民也和城里人一样享受社会保障，孩子读书不受户籍限制，还有那么多留守妇女?这不是体制原因又是什么?孟波先生问得好，美国有这样的寡妇吗?不过我再问一句，美国会这样对不起农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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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早以前，乡村流传着：“一年读书二年洋，三年不认爹和娘。”讲的是农村娃读书人进城后，就把砸锅卖铁也要供他读书的爹娘忘了。试问，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或许早已忘记自己(父辈祖辈)以前也是位农民，还在人为地设制壁垒，不让他们本该享受的社会保障，用“体制”把他们挡在社会保障之外，让他们“一人读大学，全家受穷”，“小病扛，大病挨，重病才往医院抬”……这些人是典型的数典忘祖，对不起农民的人。

　　有的人成了城市人，父母还在乡村种田，就瞧不起农民，并欺压农民的人，这种人最是忘恩负义的人。城里人把垃圾堆放在田野，把污染的工厂转移到乡村，制造了一个个“癌症村”，自己却住在山青水秀的小别墅群中，建设得环境优美的城市里。本来乡村喝水是不用钱的，如今地下水污染了，农民也喝上了自来水，水价却比城里人贵一倍。但很少有人说一声对不起农民。

　　在去年底，我终于听到有人说一声对不起了农民的话。在21世纪中国经济年会上博鳌亚洲论坛秘书长龙永图说，我们现在经济得到了发展，但却把农民工都赶回了家，我们都对不起农民工。龙永图还表示，应该说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第一个功臣就是农民工，农民工背井离乡来到城市创造了中国的奇迹，但是国家刚刚得到发展的时候，就要把这些农民工赶走保证这个地方的人口素质，简直是荒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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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东莞是座无良的城市，并不是说这里的老百姓无良，也不是说这里的官员都无良，套用名人的一句话说，就是绝大部分官员是好同志。说东莞这座城市无良，是因为它忘恩负义，要把曾用血和汗垒起这座城市的农民工赶走。”这是我去年4月撰写的《东莞，一座无良的城市》的开头语。我与东莞无怨无仇，但我在一年内写过5篇尖锐批评东莞的文章，且反响较大，其理由就是东莞人对不起“新东莞人”(东莞把外来人口称为“新东莞人”)。

　　城里人面对农民没有对不起，只有歧视和看不起。

　　农民走进城市，看到的是一堵堵高墙，楼愈高墙逾高，对于城市的高墙，或许农民工一辈子也无法逾越。这只是看得见摸着的墙。还有一种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无形之墙，比如精神之墙、体制之墙。

　　城市里的墙大多是农民工一砖一砖砌起来的，墙立起来后，他们就会被挡在墙外，而墙里的人虽然也是人，但他们的身份不叫农民，叫城里人。城里人下岗有生活补贴、退休有养老金、生病有医疗保险，农民就不能享受这些，因为体制的高墙把他们挡在墙外。

　　高墙内的城里人总认为高墙外的农民幸福。这几年，无论是“社会蓝皮书”，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抑或是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课题报告，其结论都是农民和他们的孩子幸福感强，但就是这些幸福感强的人不能作为结婚对象。“嫁给农民，就等于嫁给他全社会关系的总和。”这是《新结婚时代》里的经典之语。有人说，王海鸽的《新结婚时代》写的就是“城乡结合”的婚姻如何破产崩盘的，那还不如说是物欲城市里的爱情是如何破产崩盘的。一方面是城里人认为乡下人幸福，另一方面为父母的城里人却总在阻止自己的儿女与乡下人谈恋爱，不让他们嫁给“幸福的人”。《小芳》中的她，美丽善良、辫子粗又长，结婚不可以，做情人，做“二奶”、“三奶”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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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那个农民不渴望城里人的生活，要不然农民也不会砸锅卖铁让孩子上大学，这是进入城市高墙内的独木桥。尤其是第三代农民工(我在《农民工的来来和梦想》中把80代出生的划分第三代农民工)都希望自己能走进城市高墙内，可他们不是无坚不摧的终结者战士，更不是能够穿墙而过的崂山道士，他们如果迎着这堵墙一直走下去，只能被碰得头破血流。《新周刊》曾列举“城市对农民工的10大误读”，在这些“误读”中，“他们不该拿高薪”和“他们不能作为结婚对象”的两个“误读”是最令农民工伤心的。误读是因为城里人有了“二元化近视”，根源却是“高墙的体制”……

　　如果不是那“高墙的体制”，或许农民就真的比城里人幸福，事实上城里人如今的幸福是建立在农民五十年来痛苦之上的，难道不值得我们城里人反哺，并说一声对不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