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2月10号（农历2009年腊月廿七），妻子留在北京娘家，我一个人回到了故乡安徽太湖过年。
太湖最有名的人（官最大）可能是已故的被称作活佛的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老先生。尽管去世了十来年，还是我们县里可资利用的最大招牌。当然，太湖还有被鲁迅先生称作“中国的济慈”的著名诗人朱湘，也是我们本家。在世的最有名的可能算黄梅戏名伶、著名文化学者余秋雨之妻马兰女士了。现在官做得比较大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同志的原秘书汪先永，现任北京密云县委书记。还有一位听说原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吴官正同志的大秘、现任中纪委办公厅副主任田野。这两个家伙，和我是一个镇――百里镇。此外，和我一个村子，有一位虎人好像是大型央企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的总会计师吴艳华，钱很多，也有权，解决了不少老乡孩子的就业问题。此外，人大财金学院应用金融系主任汪昌云教授和北大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大概是太湖最牛的学者了。
27号晚上，我到了太湖县城。那天下大雨，这是中部地区常见的天气。在县城住了一晚，由于过年回家带了几千块现金，我检查了一下所住旅店的窗户，发现窗栓坏了，真让人有点不放心。问了一下服务员，说没事。所幸当晚还真的没发生什么。我想，即使有小偷，也可能回家过年去了。在我们县城，目前连一家像样的二星级宾馆都没有，可见商务活动非常稀缺。
当晚我去看了一位本家叔叔，他在我们县里一个机关工作，正科级别，曾当过我们县一个较大镇的党委书记，正牌老资格大学生，挺有水平的，很有见地，但由于人太正直，官运似乎不太济。他一个孩子在上海工作，小夫妻俩干得不错，已经在沪上买了两套房子，去年还已经买了一辆雪佛兰轿车。当晚女婿开着车回到老家，听说现在只要花六七个小时。想想当年我上大学时，从县城到省城合肥，就得花7个小时，那时没有高速公路，车在途中还得吃顿饭。而现在只需两个小时就够了。这不得不感叹社会和国家发生的巨大变化。
我对老家县城感觉越来越陌生。十五年前，我在县城上高中，1996年到了外省上大学。当时，我们中学的风气很不好，打架斗殴成风，特别是令我们这些农村学生烦恼的是经常有东西被盗。我还记得当时我被人偷过热水瓶、雨伞、裤子等，最让我伤心的是自己省了好长时间饭菜钱的回力牌球鞋，也被人偷走了。陪伴了我中学时光的一只木箱子，到高中毕业时已经被别人撬得不成样了。
自从离开县里到异乡求学至工作至今，我只有2008年的春节没回老家，每次回家都经过县城，有些年中一年回家两次。
我在县城上高中时，县城有好家知名的商场，也有几家工业制造企业，特别是电机厂是县里的标志性企业，似乎挺红火的。不过现在那几家商场早倒毙了，代之而起的是四处可见的小型商铺与超市。听说县里的造纸厂、酒厂在前几年也被外地人收购了，只剩下电机厂还在苟延残喘。时至今日，县里也没有一家像样的工业制造企业。俗话说“无工不富”，没有制造企业上缴的税收做支撑，我们县的财政收入长期捉襟见肘，前两年才摘掉了全国贫困县的帽子。
这两年特别是这次回乡感觉最大的变化，是盖了无数的房子，无论县城还是乡下。
依我看，这几年很多地方县域经济的发展，完全归功于外出务工者带回家乡的巨额财富。一年时间在外面奔波辛苦挣钱，只到过年时才回家。2010年正月初三，我离开家回京上班，在路上时心里粗略算了一下，现在农村里遍地是楼房，我们县约有50万人口，其中按8万户家庭、每个家庭盖房花8万元算，这就是60多个亿，加上其他消费开支，这两三年来我们县外出务工者带回的收入肯定在100亿元以上。这些钱绝大部分花在本县，变成了水泥钢筋、燃油消耗、餐饮副食。像我们太湖这样的贫困县，完全应该给农民工发个功勋劳动者集体奖。
如果不是国家的安定局面，如果不是改革开放后国家的一些良性政策，农民工今天要还窝在家里，饭都吃不饱！而现在，一个农民工外出打工半个月的工资用来买粮吃，一年都吃不完。
在我家那个村民小组，原来每人只有半亩水田和几分旱地。我记得小时候，我们那尽管每年种两季水稻，但我家的口粮每年都不够吃，每到夏收之前的一两个月，父亲都要凑钱去买几百斤粮食。我们那当地人不爱吃面食，经常要拿红薯、面食和萝卜等来充饥。我家邻居甚至在稻穗还在泛黄时，就开始割了一些稻子，放在锅里焙干再打出米来。想想那个年月，人们真是难啊。而现在，很多人都懒得种田了，外出打工没人在家的，求着别人种一季自家的田。即使这样，抛荒的田地仍不在少数。我们家在山区，交通不方便，地形多变，那些灌溉条件不佳、时有山洪发生、地形较差的田地，部分无人问津。
现在农村盖房与过去不同，过去农民都是占用一些山地，由于现在农民不用从土里刨食了，土地不值钱了，盖房占用的全是原来的良田。这些年，国家发展村村通工程，围绕着村里的机耕路两旁，已经尽被农民所盖的两三层的洋楼所占据。有的乡村规划稍好点，但是绝大部分村里新房子都盖得杂乱无序，距离胡总书记说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容整洁”这一条差得远了去了。
照我从农村盖房和城市的工业用地占地情况看，我国的18亿亩耕地红线早就失守了。但愿有非常精确的科技设备能监测出来，给国家决策者以真实的参考。这次回家乡在县城看到，原来从县城到高速公路出口之间路边有一两公里的田野，而现在房子已经盖得连了起来。一家外地投资公司在县城郊区投资了一座上千亩的“＊＊园”，听说还要盖一座五星级酒店。
良田被占，粮食安全如何保障？失地农民的利益如何保障？如果保证经济发展与资源利用之间的平衡？这需要政府领导们多关心多考虑。众所周知，很多地方借城市开发或工业用地之名，浪费良田千顷、沃野千里，失地农民的补偿款被层层盘剥，到了农民手里成了杯水车薪。我两位亲戚家那的基层政府前两年借修路之名，本来就人均不到半亩的水田又被占去了数百平方，荒谬的是，一平方米仅得到3块钱的补偿款，有些农民家庭甚至连这每平方3块钱的补偿都没有，这叫农民怎么活？
现在，前些年国家取消了农业税，而且随着近三十年来的普及教育，农民的计划生育意识也大幅得到提高（倒是城里人特别是富人、特权者生两三个小孩的不鲜见），绝大部分农民生了一胎男孩或生了两胎女孩的，主动就不生了。因此，现在的乡镇干部相比以往，滋润的不是一点点。这两年，乡镇干部上班被称作“走读”，盖因他们都在县城买了房子，周末或近点的每天都回在县城的家。我们镇上的最普通的干部，都已经在县城买了上百平米的房子。同时，因为前述两项政策的变化，现在基层干群矛盾得到极大缓解。相反，目前呈现出来的是城镇周边的农民，由于政府与开发商的利益绑架，因非法拆迁或占地补偿等原因而引出的典型矛盾。
在我的记忆中，保存着过去乡镇干部手中拿着茶杯、成群结队下乡收税的一幕，其中包括各个乡直部门的人员，更少不了派出所干警。本来，派出所人员是为维护社会治安、保障百姓安全的，但在那个年月，他们部分衍化成了政府部门的征税机器。说到这，我想起就在我考上大学那年的暑假，当时一位在我们乡挂职的乡长，带着派出所人员下乡收税，与我们村两位正在家的大学生言语不投机，恼羞成怒之下，把他们带到乡政府大院，将双手反铐在树上一晚上！我还想起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年（2001年），我去采访的一桩恶心事－－在我们县的一个镇，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被一位蛮横的乡干部带到派出所，遭到“现代土匪”联防队员的毒打，情状令人发指！
所幸的是，随着我们国家社会的稳定特别是经济的发展，社会民主进程的加快，法制建设的不断健全，我们的党中央和政府更加重视民生，农民的各项权益和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提高。特别是实施了几千年的农耕社会的皇粮国税被一举取消，不仅仅是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更是让广大农民民主权利得到了较大保障，人的尊严得到了一定维护。如果不是亲身感触，我想你都感受不到这项政策的伟大意义！现在，农民不但不用交税，这次回去听说，我们那每户农民家庭还能得到两三百元的各种涉农补贴款。
我们县城里的房价也高得离谱了。与司机谈起来，他说去年才1100左右，而去年一年已经涨到2680。县里职工的平均月收入，大概1500元。
现实往往充满悖论：一方面房地产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地方财政荷包的鼓足，而另一方面由于房价太高、生活成本太高，影响了我国的城镇化推进程度和农业生产的集约化、规模化经营程度。随着刘易斯拐点的到来，人口红利的消失，各种矛盾将表现得更为突出，从而影响了经济的发展。不少地方领导只关注自己任上的财政税收，而忽视了未来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村村通工程的实施，物流也就发达起来。一些村里有批发商铺，不过大部分是些品牌知名度较低的货物。在我们村里的店里，没有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能买到娃哈哈生产的非常可乐和营养快线，可见娃哈哈这家公司确实不简单，也折射出只要放下身段，在购买力越来越强大、品牌意识越来越强的农村，不少生产性企业还是很有发展潜力的。
初二去舅舅家拜年，听我在镇上经销小买铺的表妹说，有批发商还经常供应假烟，130一条的晥烟，假货可能只要60元。不过如果被烟草专卖局发现，不但会被没收，还要罚款。毫无疑问，由于监管难度较高和力度不够，以及农村消费者购买力和认知度等方面的原因，农村特别是交通不方便的山区农村依然是假货最为猖獗的地带。
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淡。过去我们那每家每户都贴对联，而现在一些农民家庭要不贴，要么是买来的，不像原来请村里会写毛笔字的人写。一方面年前回家，非常忙，一方面是不想求人家。我一位本家兄弟是村里的书记，让我给写副对联，我作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下联是“始于足下，德智体美全方位进步”；横批是“践行科学发展观”。上联是写给“当官的”兄弟的，下联是寄予他孩子们的。此外，年味淡表现在原来农村拜年要花六七天时间才能走完亲戚，而现在骑上摩托车，两天时间就走完了，也不用到亲戚家吃饭。每家每户，只要想吃什么，都能在集镇上买到新鲜的蔬菜和各类熟食。这也是物流与科技发达的现象之一。一部分农民家庭里有冰箱，没有彩电的农村家庭几乎没有。
在家乡的乡村公路上，小轿车明显多了起来，摩托车更是不在话下了。不过买小轿车的农民工并不多，大部分是上过学毕业后在外地工作的。一个原来非常偏僻的小村子的一位农民，在上海当包工头，听说挣了上百万，这次好像开回来了一辆别克。正常情况下，大部分在外地打工的健全劳动力，一人年收入可达4万元左右。我们组一位村民，两个女孩在温州打工，大女儿中专文凭，做销售，夫妻俩一年毛收入能挣到10万元；小女儿民营大专毕业，现在一家超市工作，月收入也能超过2000块。
囿于自身素质的原因，有些农民在外地赌博或吃喝玩乐，带回家的钱就很少。这样的人可能也占到4成左右。我一表兄家两个男孩子在外打工，听表兄说去年全年才带回2000块钱，表兄气得不行，其中一个孩子被网上认识的女孩骗去了几千块。
现在的农村婚姻具有非常明显的“外来”特征。很多媳妇都是远隔数百上千里的外地女性。在外一块打工，很容易就认识了。按有些人的说法，夫妻两家距离越远，下一代的基因将得到优化。这是好事。
我是从事农机化工作的，在我们那山区，农机化水平还非常低，农机保有量非常少，可被选择的适宜于当地的小型农业机械也很少，希望得到有关部门和制造企业的重视。不然外出务工的农民承包地只能更多地被撂荒了。
农历2010年正月初三晚草于返京路上，合肥和平国际大酒店1603室 http://blog.sina.com.cn/zhulihao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0-3-16 0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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