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批”者，“比”也。“判”者，“半”也。批判就其字面意思讲，只是一件事情的两面或者两件事情放到一起加以比较鉴别，最终形成一定的认识。之所以有些人认为不能接受，那只不过是你自己给它强加了感情色彩的缘故。特别是对于被批判者而言，如果你反对别人对你的批判，那只不过是夜郎自大，或者自惭形秽，容不得批判，害怕批判的缘故。但我作为一位求知者，求知是我的本性，也是我的本分。“知”者，从“矢”，从“口”，“矢”是“箭”的意思。也就是说，“知”就是有话就说，脱口而出。所以，我不得不批判。
下面的文章是我硕士毕业论文的一部分。是解说美国著名教育学者APPLE的教育思想中关于“批判必要性”以及“批判可能性”的论述的。
另，本文尚未公开书面发表，谢绝任何形式的转载和引用。如有需要，请与本人联系。
（一）批判的必要性
1．批判是理性研究活动本身的必然要求
“理性研究活动需要批判性风格。” 阿普尔认为，任何严肃的理性概念必须关注的不是专业群体或个体在某一特定时期所坚持的特定立场，而是该研究领域准备批判和改变的那些公认学说的条件和方式。这样，知识的流动，而不是知识的永恒才是正常的表现。对于研究者来说，必须做出解释的不是我们为什么应该改变我们的基本概念结构，而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领域所使用思想形式的固定或僵化。我们知道，当代教育领域一直有意无意地坚持行为主义的“认知的”、“情感的”和“心理的”的分类学，信奉系统、确定性和控制的概念，并把它们作为纲领性和概念性的活动理想。阿普尔指出，这些做法“不仅是局限的，而且从历史和经验来看也是错误的。” 所以说，批判是理性研究活动本身的必然要求。
我国也有学者强调教育研究需要批判精神 。他们或者论述教育领域开展批判的必要性与可能性，或者论述批判理论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意义。在我国教育研究领域亟待批判精神的今天，他们的论述的确有着振聋发聩的效用。但他们的论述没有回答，或者说提出了这样的一个问题：批判精神是为教育理论研究所独缺？或为教育理论研究所独有？或许是受了证伪主义的影响，阿普尔从人类理性研究活动的角度，提出批判为人类理性活动（自然也包括教育活动）之必然的观点，使这个疑惑豁然开朗。
2．教育研究活动的特殊性要求教育研究的批判性
阿普尔认为，教育学者的活动是帮助建立和维持影响学生和其他人的制度，所以他们必须意识到指导他们的理由和意图。如果不对潜在的假设做批判性的分析，“那么教育者就有继续让意识形态价值观左右他们的危险”。基于这种观点，教育者就必须对“他们允许的价值和责任所产生影响的方式进行仔细分析。”他们必须检验概念性和政治性的工具在做什么 ：它们是否又维持了一个错误的共识？它们怎样充当霸权的角色？它们隐蔽的意识形态作用是什么？可见，彻底的批判是完成这项任务的必要条件。
我们认为，阿普尔在这里所阐发的就是批判在教育研究中的认识功能。教育者建设的不是一般的大厦，而是“人”。人的特殊性要求教育观念和教育实践的正确合理性。因此就有必要进行批判性的检查。与肯定或否定的认识功能不同，阿普尔的批判认识强调对意识形态霸权的拷问，也就是对一些计划的基础、过程和它们在造成霸权中的作用等严肃问题提出质疑。学习阿普尔的批判理论后，我们就可以针对诸如某些大学开办英语强化班 的事件一样，试图问这些问题：这些强化能否达到提高的目的？这些强化是否正在不断地把公开的霸权利益转变成中立性的科学和自由的语言？这些强化是否表现出这样的社会需要，即受到资本、工具理性和确定性等支配而“生产”安于无个人意义制度的个体的社会需要？如果教育需要进步的话，就必须回答这些批判性问题。
3．教育与社会现实的特殊关系决定了批判性教育研究的必要性
一般来说，我们能认识到的批判在教育研究中的功能主要是借鉴、认识、调节、交流、预测和发展等等。这些说法都没错，但还是犯了前面提到的老毛病，就教育论教育。阿普尔从他一贯所强调的教育机构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教育机构是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的观点出发，开拓性地揭示出教育研究中的批判性意义不仅仅在教育研究中，更隐藏在社会现实中的本质。
阿普尔曾说，教育学者的保守态度常常支持着现实社会的霸权。这句话是说，如果教育研究对流行的教育系统管理等缺乏一个批判的态度，从而埋头于系统领域内部的问题和争论，那么它们就不能妥善地处理与系统思想本身相联系的知识的复杂性，也就不能妥善处理教育制度的复杂关系。这势必帮助造成了“现实的霸权”。“现实的霸权”就是看不到问题的复杂性、多样性和流变性，就是“用相对容易的方式来消除人类的两难，消除社会和经济的冲突”。这种霸权对“少数民族和妇女遭受的苦难、对年轻人的疏离感、对更多人工作上的不快和无意义、对支配我们社会日益增长的无力感和犬儒主义都起了一定的作用” 。所以从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教育研究也必须是批判性的。
4．批判的必要性还来自于批判传统消失的危机
这里所谓的批判传统，指的是继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批判理论，尤其是以鲍尔斯、金蒂斯为代表的新马克思主义批判教育研究传统。是什么动摇了批判传统呢？文化论和多元论。文化论是针对经济决定论的“黑箱”局限性而提出来的，但任何整体的文化分析也有很多的局限，尤其是“自从它越来越倾向于脱离对它有重要补充的政治经济研究以来”。所以阿普尔有理由认为，“批评家文化方案的选择部分与最近的马克思主义阐释学校的经济理论相结合，或许能洞察到教育机构怎样帮助创立条件以支持这个经济分配系统的。” 批判传统消失的危机还来源于多元主义的论调。多元论假定合作的阶级或在此方面任何其他的阶级都是整齐划一的，所有它的成员都拥有同样的利益。然而，无法掩盖的事实就是，联邦法律产生了一贯的结果模式，那就是使社会上20%的上层阶级受益而抛弃了社会上80%的下层阶级。 阿普尔认为，由于“此概念并没有充分地阐明发达工业社会经济中利益和权力是如何真正运作的”，所以，我们的教育研究不能接受这样一个毫无批判性的多元民主概念。
与上面三点必要性认识不同的是，阿普尔在此处的论述换了对象，前面是针对自由主义教育学者的保守研究倾向而提出来的，而此处却是针对批判教育学者内部的蜕变而强调的。因此，它更显现实的针对性。
5．批判的教育研究是朝向解放的必要条件
“批判的行动对解放起到重要的作用。” 显然，这句话指向的是批判的目的。对于阿普尔而言，批判的目的无非有二：一是“解释世界”，即阐述在某些现存文化、政治、经济和教育制度中无根据的和常常是无意识的控制、异化和压抑的倾向。二是“改造世界”，即通过探讨在这些制度中起作用的诸多事物的消极影响和矛盾，寻求促进有意识的解放活动。批判之所以能起到这样的目的，是因为“它显示语言或社会制度被物化的方式，这种物化导致了教育者和公众普遍地忘记了他们为何演进，人们为何制定它们并因而能改变它们。”
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世界的前提是认识世界。从阿普尔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认识的僵化必将是行动的失败，批判性的认识为解放的行动打开了大门。毫无疑问，批判是反现实的，是认识中的一种消极因素，难度很大，它或许就只是一种批判性的认识，而不能提供一套解决的方案。但如果从理论发展的过程来考察，从教育的目的即解放的长远角度来体会，批判往往是理论逐步走向成熟的表现，是理论达到更高阶段的一个环节。因为它既然否定了一种认识，也就为这一认识相对立的另一种理论的产生和发展开辟了道路。
阿普尔对批判教育研究必要性的认识是深刻和成熟的。他不仅从纵向上提出了批判是理性研究的必要条件，而且也从横向上提出了批判教育研究的社会现实意义，从而拓展了我们的认识。他的认识从批判传统消失的危机出发，担负着培养“人”的使命感，朝向解放的研究目标，从而使他的理论不仅具备一般的深刻性，也具备了现实的针对性。我们认为，阿普尔对批判必要性的认识，丰富和成熟了他的教育理论批判方法论。
（二）批判的可能性
在许多人看来，什么都好办，惟独批判不行。因为任何一种性质的批判都是一种重新的认识，都会涉及到人的利益与感受，从而也会遭到别人的反对。何况，阿普尔的批判教育研究所批判的是教育与国家权力的关系，这尤其不能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统治者所接受。这些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有力的证据就是吉鲁的书曾被官方宣布为禁书 ，弗莱雷曾被捕入狱和流放他国。此外，阿普尔也有在韩国被拘留的经历。
但阿普尔认为，我们无须如此悲观。因为，批判研究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仅源于“国家危机为更多的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教育打开了更多的大门”，也因为大量的诸如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教育等民主行动的有力支撑。也就是说，我们要看到批判的可能性。
1．国家的统治危机显露了批判教育研究需要揭示的矛盾
阿普尔认为，资本统治无法推动社会的更大进步。资本的基本功能是追求更高的生产率，满足国家合法化的需要，然而国家统治的矛盾也来源于此。因为更高的生产率说到底需要技术的改进和科学研究。技术改进也好，科学研究也好，它们的周期都比较长，都需要高质量的教育。此外，可能的回报率越大，投入和风险也就越大。资本可不喜欢这样的折腾，它们讲究的是在最短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多的产品，它们更喜欢的是短期的技术培训，而不是长期的教育工作。这样，社会的进步需要逃避资本的逻辑，但资本显然又是推动西方发达国家发展的动力。也就是说，坚持资本的统治地位就意味着社会发展的缓慢甚至停滞。反之，如果想推动社会的发展，就必须放弃资本的统治地位。鱼与熊掌都想兼得，但鱼与熊掌又无法兼得，国家统治的危机显露出来了。
阿普尔指出，资本统治会加剧社会的阶级矛盾。资本需要发展生产以持续它的积累过程，需要国家在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像吸收、消磨和调节的机器一样，满足资本良好的运营。也就是说，资本也在塑造国家机器，在塑造社会结构。正如在前面所揭示的那样，资本的更大发展必然带来更多的“无产化”，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阿普尔的研究让我们在学校里同样看到了资本统治的危机 ：（1）妇女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的变化；（2）经常性的高失业率；（3）对有色人种和贫困人群生活状态的完全忽视；（4）新技术带来的去技化等等。这些都是资本统治的消极因素，但都蕴藏着政治斗争与改革的可能。
总之，资本是西方社会立国的根本，国家自身合法化的基本前提是社会的发展，社会发展的基本前提是生产力的提高。既然资本无法单独完成推动生产力发展的任务，国家就必须参与其中进行干预。但国家的干预又会导致更大的社会问题，产生自身合法化的危机。用阿普尔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干预的增强可能导致政治冲突，从而为更多的斗争、集体行动和政治教育打开了更多的大门。”
2．民主行动有力地支撑着批判教育研究
民主行动既是批判教育研究的目的，又给予批判教育研究有力的支撑。以公共教育信息网（The Public Education Information Network）——一个正在壮大的国际民主学校促进委员会（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Correspondence for Democratic Schools）——的教育改革建议为例，阿普尔详细考察了教师们的民主行动。这个组织坚持在各个层面（如管理者、教师、记者、学者以及少数民族和妇女组织的成员）组织教育者，在国家和地方的舞台上为他们的信仰而工作。这些国际教师们注意到了保守主义复辟的消极影响，制定了“为了民主的未来：平等与优质教育（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Future: Equity and Excellence）”的改革建议 。 整个建议分为课程改革、学校组织和管理、提高教师工作的效率、考试与评价以及教学法和学校纪律等五个部分。在每一个部分里，网络成员明确地回应了《派地亚建议（The Paideia Proposal）》 和《国家在危机中（A Nation at Risk）》等文件所提出的问题。下面试以课程和教师工作为例进行分析。
网络的成员们认为，一个真正的民主课程有三个基本的构成要素：第一就是“批判能力”。这个词语的意思决不仅仅指读和写的能力，更主要的是指一些特殊的性情。如“对所看、所读和所听到的，具有自觉的批判动机和能力；具有深入事物表面和提问的智慧和学识。”第二个要素包括“多元知识、文化和科学传统的知识和理解力”。这种知识和理解力不局限于高地位或精英文化与学术原则的传统。它超出了这些，深入到了“包括妇女、少数民族等群体的历史与文化观念”之中。第三个要素指民主课程必须包括为“创造个人利益，为做出非正式的个人与政治的决定和为集体的福利服务”而运用知识和特殊技能的能力。
建议对于增强教师的效率也投入了民主的关注目光。建议的关键着眼点是集体的责任，它的四个元素分别是：（1）更多的非正式时间和学生、家长们在一起，或与记者、艺术家、专家和同事们一起讨论课程和教学，这同样包括增加他们与同事的计划和评价时间；（2）提供教师更多的周期性休假，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写作和保持在特定领域内的现代化；（3）为教师自由创造课程和发展教学策略提供便利的课程材料、电影、书籍、电脑软件等完善的物质条件；（4）所有的这些都与增加工资联系在一起。
可见，教育像其它机构一样，并不是纯粹的资本生产机器，也并不是资产阶级的应声虫，它生产矛盾和冲突，孕育着民主的行动。就像革命的理论来源于革命的实践一样，民主行动也能诞生出批判的教育研究。
3．批判教育研究的可能性来源于研究者的批判能力
意识影响行动，批判教育研究的可能性来源于批判意识的到位。也就是说，我们在主观上“需要认识到知识和权力之间的积极力量”，认识到教师和校外人士斗争的历史。阿普尔要求研究者不仅要有“批判的语言”，还要有“可能性的语言” ，否则，批判是不可能的。
批判教育研究的可能性来源于批判方法的正确性。阿普尔回顾了法国的布雷迪厄、阿尔图塞(Althusser)、巴德劳特(Baudelot)和艾斯塔勒特(Establet)，英国的伯恩斯坦、扬、怀蒂、威利斯，瑞典的卡劳斯(Kallos)、拉恩俊（Lundgren），意大利的葛兰西(Gramsci)和美国的鲍尔斯、金蒂斯、他本人与其他学者的研究。他说，在这些学者中尽管有不同的意见，但大家都承认研究学校和社会经济与文化不平等结构之间关系的重要性。这种批判可能成为互相矛盾的两种认识 ：一种是乐观的，认为学校是社会结构体系的一部分，它再生产了社会关系；一种是悲观的，认为学校微不足道，是社会的镜子。这两种认识最终都将导致关于批判的悲观结论，都将认为学校不存在斗争和改善的可能。阿普尔主张改变这种方法，走出简单和机械的再生产理论，走进充满矛盾与斗争的学校和工作场所，去发现民主行为和改善的可能性，也即去寻找批判教育研究的可能性。
正如斯诺耶所言，批判是一种能力，它包括在所有机构的积极和消极因素中“看到”它们的真正作用，有能力阐明现存规则的冲突，有能力帮助其他人（并让他们帮助我们）“铭记”自发性、选择和更平等控制模式的可能性 。如果教育研究工作者具备了这种能力，那么，批判教育研究就将成为可能。 |
狗仔卡
发表于 2004-10-31 2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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