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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日里喜欢看一些野史闲文之类的书。
古人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所谓兴替是一种自然规律,大抵会有个定数。而何为得失?说起来恐怕口径不一甚至大相径庭,是个很模糊的概念。
小至种豆栽瓜,大到安帮定国,兴替本是寻常事,个中得失寸心知。
那些功成名就的帝王、君主,或一统天下,万民拥戴,或开辟盛世,百废俱兴,诚然可歌、可颂,不过我在读史时,大都敬而远之。倒是有几位荒于国事而留下诟名的亡国之君,常常让石湾在青灯古卷之夜扼腕长叹,时生恻隐之心。
南唐后主李煜:善于作文填词,工书画,精音律。奇艳、衰绝之词,一代大家,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宋徽宗赵佶:终日潜心迷恋于书法和绘画,是一个典型“不爱江山爱丹青”的皇帝。独创“瘦金书”体,风靡一世。
南梁武帝萧衍:一生不愿当皇帝,只想做和尚,数次舍身入佛寺,大施钱财,致使国库空虚,南朝从此一蹶不振。
他们是一群真正的昏君。放着人人争而得之的皇位而不要,将大好河山弃之如敝履,却在另一个王国里如入无人之境地神游。虽然可叹、可泣,想想却也有其可爱之处。
成王、败寇,那是史学家眼里的历史。石湾是个不以成败论英雄的人。我情愿将历史当作一座文物,单从美学的角度去欣赏。在我眼里,昏君并非罪大恶极,昏君介于明君与暴君之间,一个昏君真的要能昏到李煜他们的份上,倒也是一种境界。
人各有志,不能强求,“能闲世人之所忙者,必能忙世人之所闲。”
这里由昏君就自然想到了二臣,二臣亦如昏君,也是介于忠臣和奸臣之间的一种中性人物。
赵孟頫\:元代书画家、诗人,书画清腴华润开一代之风,能诗文,风格和婉;
钱谦益:明朝学者、诗人,诗文名震朝野,乃文坛泰斗,奉为“文宗”;
王铎:也是明朝书法家,好古博学,工诗文,书法集众家之大成,擅长行草,笔法大气,痛快淋漓。
还有民国时期郑孝胥:孝胥仪表堂堂,诗文古雅飘逸,书法也自成一家。
他们平生声名显赫,却因晚节不忠为一些史学家所不齿。但石湾很喜欢他们,觉得从某种角度上说,他们因为更真实而让我走近他们时显得倍加亲切。每个人都有走自己路的自由,历史已是过眼云烟,所有后人隔岸观火的品头论足也许都是多余的。
这又让我想起“幽默”一词的中文译者林语堂先生,和他的老友知堂大人。他们二位都是我平生倾慕的人:这两个“小人物”在国难当头,在另两个“大人物”争天夺地而打得不可开交之际,一个热衷于编写以幽默为主的《论语》等杂志,成为“文学幽默大师”;另一个却躲在自己的苦雨斋中,静心书写那些有着明清余韵的闲适小品。不管外面风吹浪打,他们笑傲于江湖之外,与世无争。
这也是一种幽默吧:你打你的江山,我爱我的丘山,道不同不相为谋。
说来石湾也算是个“性本爱丘山”的人。虽然没有做过皇上,却也常存“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非份之想。觉得为一个女子,有城可倾,为一种艺术有国可亡,亦不失为人生一大快事。
当然,那要看是什么样的女子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大汉美女如云,才女、奇女不计其数,而林语堂偏偏说《浮生六记》里那个不起眼的芸娘,才是“中国文学中最可爱的女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读林语堂,读钱钟书、梁实秋、沈从文……喜欢读鲁迅的弟弟周作人,而很少,去读鲁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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