瑰丽的皖江文化

竹叶青 · 发表于 2006-10-23 18:13

　　汪军
　　朱书首倡皖江文化
　　今年是桐城派著名文人朱书（1654~1707年）诞辰350周年纪念，他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朱书世居宿松杜溪，生于潜山，又隶属桐城派，并与桐城派开创者方苞、戴名世关系友善，这些经历使朱书的视野更容易遍布古皖大地，并逐渐形成强烈的皖江地域意识。在其倡导皖江文化的纲领性文章《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中，朱书开篇即道：“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池，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的地理范围即安庆府六邑，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就如同徽州文化称作新安文化一样。安徽自1667年建省以来，一直是以皖山（天柱山）及其向东延伸的余脉划分皖南皖北，《古今地名大辞典》“皖山”条解释：“通称（皖）山南曰皖南，（皖）山北曰皖北。”皖山以北的皖北地区属于两淮文化体系，两淮文化横跨皖北苏北鲁南豫东，以道家文化为主要特色。皖山以南的皖南地区则有两大文化板块，以歙县、婺源为中心的徽州文化和以安庆、桐城为中心的皖江文化，皖南其它区域如宁国府（今宣城市）、池州府（今池州市、铜陵市）、太平府（今芜湖市、马鞍山市）、广德州（今广德县）、和州（今和县、含山县）、无为州（今无为县）则受徽州文化和皖江文化交叉影响，它们在一起构成了徽皖文化圈，亦称皖南文化圈。与江南、浙江的王学（阳明学）风貌不同，朱子学是徽皖文化的核心，不管是徽州的新安理学、徽派朴学，还是皖江的方氏学派、桐城宋学，它们的背后都有一个庞大的身影———朱熹。
　　移民与皖江文化
　　在文中，朱书以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为限，提出了“皖人”和“古皖人”的概念，区分了土著文化（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正是它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才形成了皖江文化。皖江文化勃兴于明清时期，明代中晚期万历、永历年间诞生的方氏学派是其成熟的标志，而元代以后也是朱书此次征纂皖江文献的重点，“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则亦惟元以后至今为甚盛。”值得注意的是，朱书特别强调了移民对皖江文化的促进作用，“皖人”非“古皖人”，真正的“古皖人”（原住民）只有十分之一二，迁自江西的占了十分之五，迁自其它地区（主要是徽州）的则占了剩下的十分之三四。在元末至正（1341~1370年）至明初永乐（1403~1424年）前后近一个世纪，来自赣东北和徽州府的移民或避战乱，或由明政府组织，聚集在鄱阳湖畔的瓦屑坝，这是一个古老的渡口，移民们在此乘船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也驶向了一个未知的远方。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陆地的最后记忆，对于丧失了家谱和祖先记忆的移民后代来说，江西鄱阳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据美国学者希拉里·J·比阿蒂和中国学者曹树基研究，在元末明初的近一百年间，迁往安庆府的移民总数约为32.6万人，占同期安庆府总人口近八成，与朱书推算的“土著才十一二耳”极为接近。著名学者葛剑雄也高度评价了移民对安庆文化的贡献：“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是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却在二三百年后的明末清初造就了安庆地区的杰出人才，如方维仪（1585~1668年）、方以智（1611~1671年）等。到清代更是要才辈出，如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马其昶、吴汝纶等都是全国知名的。尽管其中的方氏、姚氏出于明以前的土著，但这些学者赖以产生的环境却主要是外来移民造成的。”另外，在方言语区上，安庆话也属赣语区，“与湖北东南地区紧邻的是皖西南赣语区，以安庆为中心，包括今安庆地区各县及池州地区的东至县，与赣东北的语音类似。”（上述引文均出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
　　如果再做进一步挖掘，这些来自江西和徽州的移民，原籍是婺源和鄱阳的又占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桐城方氏、枞阳何氏祖籍都在婺源，怀宁邓氏祖籍鄱阳，现代如太湖朱湘祖籍婺源，宿松叶尚志祖籍婺源。笔者去年发现了桐城高林汪氏家谱，祖籍也在婺源大畈。为什么安庆人祖籍多为鄱阳、婺源？打开地图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鄱阳旧为江西饶州府治所在地，辖境较现在大得多，在南宋时期由于毗邻首都临安，北方士族大量迁入，文化高度发达。而且，在多山的江西，鄱阳是一片难得的平原，人口大量繁殖，具备向外移民的条件。婺源虽属徽州府，但与徽州其它县邑不同，它不属新安江水系，而属长江水系，婺源诸水通过乐安江流入鄱阳湖。在地图上看，婺源一角凸出伸入江西境内，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婺源行政隶属几次反复，最终还是划入了江西，与鄱阳同属上饶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婺源是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朱子的家乡，传承朱子学说的徽系学者也多为婺源人和鄱阳人，婺源籍的有李季札、汪清卿、程洵、滕珙、程永奇、祝穆，鄱阳籍的有饶鲁、董梦程，其中饶鲁开创的双峰学派和董梦程开创的介轩学派对宋元学风影响颇大。了解了这一背景，就明白了皖江文化何以呈现朱学风貌，它更多地是来源于移民文化的影响。在元代以前的土著文化（古皖文化）阶段，主要贡献在佛教禅宗领域，儒学色彩很淡。但禅宗与宋明理学又有相通之处，彼此极易融合，可以这么说，安庆土著的古皖文化和来自江西、徽州移民的朱子信仰，是皖江文化的两大源头。
　十四世纪一次伟大的人口迁徙，造就了皖江的新种族和新文化。庞大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大军，扶妻携子，义无反顾地告别家乡，从南昌、九江、饶州、南康、徽州等地，移民至皖江沿岸的安庆府、池州府，史称“洪武大移民”。成千上万的新移民拥挤于古南岳（天柱山）下，面对浩淼的长江彭蠡泽，开始围江造堤，兴修水利，构筑良田。他们建造了崭新的房舍，女人们开始用心布置自己的新家。他们修建了心中的圣殿———朱子祠，并严格地践履朱学（教）信条。他们还学会同当地土著和睦相处，由摩擦而理解，而信任，而通婚。直到今天，我仍然为祖先们勇敢的选择而激动不已。我不明白，我们的历史为什么充斥了官僚的阴谋史，而对我们伟大祖先的创业史，冷漠得令人发指。
　　十七世纪，桐城派文人朱书曾感慨道：“吾安庆，古皖国也……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直到今天，安庆一带仍保留着移民的两大痕迹，一是在方言上属赣语区，但已明显受到江淮官话的侵蚀。二是自清代中叶后，安庆一直是长江流域高移民输出地区。这些移民的后裔和他们的祖先一样，不恋乡土，落地生根，他们的选择个体色彩很浓，所以不像潮州、泉州移民那样易成群体。他们极易消融于各地的主流文化之中，而以个体的精英面目出现。
　　所以，我们论述皖江文化，就必须要从这次移民说起，它留给我们太深的烙印，深刻影响了我们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抉择。而皖南文化的另外一个堡垒———徽州，是更早的东晋和南宋时期北方移民的后裔。徽州也是明清时期高移民输出地区，所谓“无徽不成镇”。以安庆为中心的皖江文化和以歙县为中心的徽州文化，它们之间的互动和补充，构成了既完整又斑斓多姿的徽皖文化。恰如齐文化、鲁文化互峙构成齐鲁文化，吴文化、越文化互补构成吴越文化。
　　十七世纪，皖江平原已被开垦成富饶的鱼米之乡，新移民安居乐业，倾慕文化，人文蔚起。皖江第一代先贤开始隐现于地平线，如左光斗、方以智、钱澄之、孙克咸、周农父、吴次尾，并以桐城桂林方氏家族为中心形成了博大精深的方氏质测学派。他们内心中有一面神圣的旗帜，那就是他们的祖先朱熹，忠诚和勇敢是他们的人生经纬坐标。遗民余怀在《板桥杂记》中记录了孙克咸、葛嫩娘的美丽爱情故事，从他们人生归宿可略见其风采一斑：
　　“甲申之变，移家云间。间道入闽，授监中丞杨文骢事。兵败被执，并缚嫩，主将欲犯之，嫩大骂，嚼舌碎，含血Ae其面。将手刃之。克咸见嫩抗节死，乃大笑曰：‘孙三今日登仙矣！’亦被杀。中丞父子三人同日殉难。”
　　胡晓明在《文化江南札记》中说：“孙克咸果真是英雄豪杰，首出庶物，体现了晚明历史中一脉刚正之气。”又说：“葛嫩、孙临的故事，恰可做一真实典型，令后人钦敬、欣赏那个时代的生命情调。”
　　出没于闽粤崇山峻岭间的抗清英雄还有方以智、钱澄之，他们从不懂得投降和屈服。当清帅马蛟麟要方以智选择左手的官袍或右手的剑刃时，方以智毫不犹豫地站在右边。而在华南每一群坚持到最后的抵抗战士中间，必定有我们安庆先辈的身影。
　　随着满州人政权的稳固，反抗的声音渐趋沉息，在安庆，戴名世《南山集》案恰如明王朝最后一曲挽歌，随风而逝。方苞、刘大櫆、姚鼐开始苦心经营他们的“古文”，在方寸之地保存其人文理想。他们执着地宣扬朱子哲学，礼赞和怀念先辈们忠诚、勇敢的美德，以充实而有光辉的人格对抗已经异化的环境。他们是一群遗世独立的理想主义者和唯美主义者，在汉学一统天下的清朝，独与潮流抗衡。他们也曾有过妥协，但他们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大明山水，并从中体味到极致的人生孤独。钻研朱子哲学，缅怀先贤美德，寄情山川草木，是他们生活中的三个重要的组成部分。1843年10月，抗英民族英雄台湾道姚莹以“冒功欺罔”的罪名被刑部押解北京，但在长辛店却受到了包括曾国藩在内的三十多名京官、名士的迎候。在荒凉的沉默中，朱子庞大的身影开始走出桐城文人的书斋，忠诚与勇敢的美德将汉学照亮得体无完肤。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激昂地宣称，时代已不需要支离破碎的学问，而需要信仰支配下的行动者。从此，被人类关注侧目的远行构成了皖江精英永恒的背影。1905年，吴越从芜湖科学图书社孤独地北上。他在《与妻书》中曾说道：“人生死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看透了生死法则后，吴越如圣徒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踏上不归路，他始终没有向南回头。1907年7月6日黄昏，徐锡麟带着人生的遗憾与辉煌，端坐于斗室之中，平静地等待死之降临。1942年5月27日夜晚，一代哲人陈独秀写完《我的根本意见》、《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一系列文章后，在孤独之中死于四川江津。1989年3月26日，少年诗人海子婴儿般趴在山海关冰冷的铁轨之上，列车呼啸着由远而近，在充溢泪水、青春和日出的黎明，中华民族隐隐显露出复兴的迹象。
　　与此同时，桐城文人的美学传统和唯美主义精神也在复活，中国现代美学的主要建构者：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他们都诞生在同一地域———安庆，他们之间也有着诸多的巧合，并共同接受同一个文化传统的熏陶和影响。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方东美与姚莹、吴越、徐锡麟、熊成基、陈独秀、海子是两组大型浮雕，具体明晰地展示了桐城文人在书斋中形成的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而在这些主义的身后，是博大精深的朱子哲学，是永恒的人类美德———忠诚、勇敢。朱子恍若太阳，桐城派如同月亮，它们共同照亮了近代皖江精英们白天黑夜的人生旅程。
　　二十世纪业已过去，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天柱山人 · 发表于 2006-10-23 18:16

汪军，皖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s:1]

竹叶青 · 发表于 2006-10-23 18:17

有感于许多太湖人不了解自己家乡的文化，甚至对自己的家乡方言都不是很清楚；我把桐城
学者汪军一些文章发给大家看看吧，希望大家能够对自己家乡的文化有些认识．

竹叶青 · 发表于 2006-10-23 18:18

汪  军
            地域系谱与学术系谱
  杨念群将近世中国知识分子按地域划分为江浙系（含安徽）、湖湘系和岭南系，固然有其合理之处，但若仔细考察，此种划分甚不合近世思想与学术的系谱。18、19世纪笼罩学术界的是乾嘉学派，最盛时有惠栋为首的吴派和戴震为首的徽派，其末流便是由徽派衍生的杨州学派。19世纪初，和珅案的爆发激发了汉族士大夫的道德义愤和政治参与意识，在此背景下，作为朴学对立面的以姚鼐、方东树为代表的桐城宋学，以庄与、刘逢禄为代表的常州公羊学派便开始涌现。徽（州）杨（州）朴学、桐城宋学、常州公羊学是近世中国学术的三大源头，如湖湘系的曾国潘属于桐城宋学系，魏源则属于常州公羊学系，并不是铁板一块。徽杨朴学在19世纪经过桐城宋学和常州公羊学的冲击，一度沉寂，但在新文化运动中经过胡适和章太炎弟子的倡导，势力大张，并最终与马列主义结合为唯物主义，成为20世纪中国主流意识形态。
政治人物与学术人物
  杨念群还有一个错误，将政治人物与学术人物混为一谈，这是不能容忍的。西方有谚：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凯撒。不能混淆。就这一点来说，淮军虽草莽却比湘军可爱得多，同样是杀人抢劫，湘军非要用理学来包装，文化搭台杀人有理，淮军朴拙还会这一套，更象是一支职业雇佣军。湘军的这种传统流传甚广，民国时期很多县长、乡长除忙于跑官、受贿外，临走还不忘提几句口号，并要求写入官方文件或地方史志。
  满清统治时期，只有官僚，没有政治人物。反清民族革命造就了江浙、湖湘、岭南、皖江四大政治人物群体，蒋介石、毛泽东、孙中山、陈独秀分别是其代表人物。1927年，以武汉为中心的湖湘系和以南京为中心的江浙系对峙，湖湘系更象是一个左翼同盟，而江浙系无疑是右翼同盟。结果江浙系获胜，执掌中国。1949年，湖湘系反扑成功，夺回中国。原先很风光的岭南系很惨，孙中山基本上没掌过实权，先是被袁世凯欺骗，死后被蒋介石神化为偶像，但其粤籍追随者蒋介石一个也不放过，廖仲恺被刺，胡汉民被办囚，汪精卫、陈公博被逼叛国。皖江系则更惨，陈独秀被他创造的党开除，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被蒋介石杀害，现在国、共两党似乎都不愿意提及他。
            桐城宋学的命运
  真正的桐城派是活跃于嘉（庆）道（光）年间的姚鼐和他的弟子们，前后也只有几十年时间，之前之后的所谓桐城派，统统是伪桐城派，要么被后人强加（如方苞），要么故意加以利用（如曾国藩）。嘉道年间的桐城派延续了“圣贤一脉”，复活了宋明理学精神，他们以书院为基地，以宋学相标榜，以古文相传授，致力于讲学与清议、理学与气节合二而一。儒家文化的形态是私立书院、讲会制度和社团组织，儒家人物的标志是其在野的讲学身份和对“士”的使命的高扬。姚鼐中年辞官，在东南倡学四十余年，符合这个标准。他的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刘开、方东树恪守宋学，以书院为家，以授徒为生，也符合这个标准。桐城派继承宋明理学传统，要求复活明代东林政治，真正延续这种精神的并不是曾国藩，曾国藩昧于民族大义，枉读《春秋》，又杀人太多，并不符合儒家人物的标准。清代前期的李光地、魏象枢、汤斌，后期的倭仁、唐鉴，虽拼命包装为理学名臣，也都不符合这个标准。
  真正继承桐城宋学传统的是现代新儒家，马一浮办复性书院，钱穆办新亚书院，都体现了这一精神，从熊十力、马一浮，到钱穆、方东美、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再到钱穆弟子严耕望、余英时，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值得一提的是，钱门高足严耕望、余英时都是安庆人，钱穆曾戏称是“皖学入吴”，殊不知现代新儒家正是通过桐城宋学链接宋明理学，如此钱穆也应该算是“吴学入皖”。宋明理学——桐城宋学——现代新儒学，这是中华文明的正脉，这一脉络既蕴含丰富的民族文化基因，又蕴含丰富的民族主义思想，也表明真正的儒家文化是崇尚自由结社和自由讲学的，和专制主义毫不相干。但从满清统治始，这一批知识分子命运坎坷多舛，桐城派一直遭受汉学家攻击，翰林出身的姚鼐欲拜举人出身的戴震为师，却被其奚落，在儒家传统的中国，亘古未有。其弟子也多贫病交加，管同、刘开早卒，方东树饥寒漂泊。汉学实际上是18世纪以后的清代官方哲学，纪晓岚官至大学士，汉学家们大多升官发财，贪污受贿，为清庭暗中庇护，且阴魂不散，死后又被冠以唯物主义和“反封建”表彰。桐城宋学家们生前不为世人理解，他们大多以讲学为主，生活清贫，处于政治和学术的边缘，死后又被冠以唯心主义和“卫道士”批判。现代新儒学的命运也类似于嘉道年间的桐城宋学家们。
            20世纪皖江文化遗产
  近世皖江文化贡献给中国的遗产，政治上是四大群体（江浙、湖湘、岭南、皖江）之一的皖江系，代表人物有陈独秀、尹宽、章伯钧，在主流江浙系和湖湘系面前，，他们只是弱势的在野力量，多年来不为在朝力量所容忍，被以“赤匪”、“右倾”、“托派”、“右派”而遭摒弃。而学术上便是三大学术系谱（徽扬学派、常州公羊学、桐城宋学）之一的桐城宋学，同样也处于边缘地位，清代遭受考据派的讥笑和攻击，近代又在新文化运动中遭受冲击和谩骂。总之，不论是政治上的皖江系，还是学术上的桐城宋学，在近世中国都处于非主流和被打压的地位。
  虽然近世皖江文化在政治上失败，在学术上被挤压，但这样的环境也可能更适合培养出一批思想者和学术大家。无论是江浙系还是湖湘系，并没有带来一个理想的中国，至少到目前为止，危机和忧患依然存在。而随着中华民族逐渐走向复兴之路，重建以汉民族为中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已经刻不容缓，俄罗斯人找到了彼得大帝，作为一个从17世纪中叶起屡次被征服和被奴役的民族，应该从殖民者强加的“世界主义”的虚幻中解脱出来，重新寻找汉民族不死的魂魄。至少，中国的彼得大帝如果不是在蒙古铁骑的废墟上重建华夏道统的洪武大帝朱元璋，但也决不会是戕害汉民族士气，阉割汉民族文化、风尚、习俗的康熙、雍正、乾隆。也许，在这上点上，政治上失败的岭南文化和皖江文化更有价值，岭南文化已提供了一个经济成功的范本，而皖江文化也许能够提供一个纯正思想的范本。最后，我搜集了一份60人的名单，是20世纪安庆在政治、学术、文化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其中很多人都属于各个领域的开创者和奠基者。从这份名单足见皖江文化虽局限于安庆一隅，但其份量却超过了中国绝大多数省份，一点也不夸张。名单如下：
  辛亥先烈吴越（桐城）、施从云（桐城）、徐锡麟（绍兴人，在安庆起义）、熊成基（扬州绍兴人，在安庆起义）、韩伯棠（望江），新文化运动领袖和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安庆），中共早期先烈陈延年（安庆）、陈乔年（安庆）、民主党派人士章伯钧（枞阳）、刘王立明（太湖）、叶笃义（安庆）、光明甫（桐城）、尹宽（桐城）、吴季严（安庆）、濮德志（安庆），外交家黄镇（枞阳）。
  桐城派末期大师马通伯（桐城）、姚述节（桐城）、姚仲实（桐城），新文化运动人物王星拱（怀宁）、程演生（怀宁）、刘文典（怀宁），新儒学方东美（桐城）、余英时（潜山），佛教复兴大师杨仁山（石台）、赵朴初（太湖），道教复兴大师陈撄宁（怀宁），现代美学奠基人朱光潜（桐城）、宗白华（安庆）、邓以蛰（怀宁），史学大家徐中舒（安庆）、严耕望（桐城）、李光涛（安庆），中国民法奠基人史尚宽（枞阳）。
  现代报业先驱张恨水（潜山）、张友鸾（安庆）、张慧剑（石台），新诗大家朱湘（太湖）、方令孺（桐城）、方玮德（桐城）、海子（怀宁），上海滩通俗文学大家潘伯鹰（怀宁）、程小青（安庆），近代安庆画派集大成者萧谦中（安庆），京剧艺术大师杨小楼（怀宁）、夏月润（怀宁）、夏月珊（怀宁）、叶盛章（太湖）、叶盛兰（太湖），黄梅戏艺术大师丁永泉（怀宁）、严凤英（桐城），电影表演艺术家舒绣文（安庆）。
  自然科学大师杨石先（怀宁）、邓稼先（怀宁）、钟家庆（安庆）、慈云桂（枞阳）、向祚庥（望江），实业家周学熙（东至）、胡子穆（安庆）、方履中（桐城）。
   （本文系作者主编的《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一书的序言，该书即将出版）
                  （摘自2004年6月28日《安庆日报》）

竹叶青 · 发表于 2006-10-23 18:20

——从朱书《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说起
汪军
            朱书首倡皖江文化
  今年是桐城派著名文人朱书(1654一1707年)诞辰350周年纪念，他是倡导皖江文化第一人。朱书世居宿松杜溪，生于潜山，又隶属桐城派，并与桐城派开创者方苞、戴名世关系友善，这些经历使朱书的视野更容易遍布古皖大地，并逐渐形成强烈的皖江地域意识。在其倡导皖江文化的纲领性文章《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中，朱书开篇即道：“吾安庆，古皖国也。其岳曰皖山，其渎曰大江，其川曰寻潜，其浸曰雷池，其镇曰大龙。灵秀所钟，扶舆郁积，神明之奥区，人物之渊薮也。”在朱书眼中，皖江文化的地理范围即安庆府六邑，皖江文化即安庆文化，就如同徽州文化称作新安文化一样。安徽自1667年建省以来，一直是以皖山(天柱山)及其向东延伸的余脉划分皖南皖北，《古今地名大辞典》“皖山”条解释：“通称(皖)，山南曰皖南，(皖)山北曰皖北。”皖山以北的皖北地区属于两淮文化体系，两淮文化横跨皖北苏北鲁南豫东，以道家文化为主要特色。皖山以南的皖南地区则有两大文化板块，以歙县、婺源为中心的徽州文化和以安庆、桐城为中心的皖江文化，皖南其它区域如宁国府(今宣城市)、池州府(今池州市、铜陵市)、太平府(今芜湖市、马鞍山市)、广德州(今广德县)、和州(今和县、含山县)、无为州(今无为县)则受徽州文化和皖江文化交叉影响，它们在一起构成了徽皖文化圈，亦称皖南文化圈。与江西、浙江的王学(阳明学)风貌不同，朱子学是徽皖文化的核心，不管是徽州的新安理学、徽派朴学，还是皖江的方氏学派、桐城宋学，它们的背后都有个庞大的身影——朱熹。
            移民与皖江文化
  在文中，朱书以元末明初的洪武大移民为限，提出了“皖人”和“古皖人”的概念，区分了土著文化(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正是它们之间的碰撞和融合才形成了皖江文化。皖江文化勃兴于明清时期，明代中晚期万历、永历年间诞生的方氏学派是其成熟的标志，而元代以后也是朱书此次征纂皖江文献的重点，“然元以后至今，皖人非古皖人也，强半徙自江西，其徙自他省会者错焉，土著才十一二耳。而皖人则亦惟元以后至今为甚盛。三百年来，忠孝、事业、文学、讽议之迹显闻天下不一。其人大者登列史册，小者系名志乘，犹多自为纂录，各成一家。幸生其闻，食旧德，服先畴，谨守高曾规矩，即足以成其能而弗叛于道。孰谓吾皖无人哉!”值得注意的是，朱书特别强调了移民对皖江文化的促进作用，“皖人”非“古皖人”，真正的“古皖人”(原住民)只有十分之一、二，迁自江西的占了十分之五，迁自其它地区(主要是徽州)则占了剩下的十分之三、四。在元末至正(1341一1370年)至明初永乐(14o3—1424年)前后近一个世纪，来自赣东北和徽州府的移民或避战乱，或由明政府组织，聚集在鄱阳湖畔的瓦屑坝，这是一个古老的渡口，移民们在此乘船驶入茫茫湖水，驶向长江，也驶向了一个未知的远方。瓦屑坝是这些移民们对于故乡陆地的最后记忆，对于丧失了家谱和祖先记忆的移民后代来说，江西鄱阳瓦屑坝就是他们的根。据美国学者希拉里·J·比阿蒂和中国学者曾树基研究，在元末明初的近一百年间，迁往安庆府的移民总数约为32．6万人，占同期安庆府总人口近八成，与朱书推算的“土著才十一二耳”极为接近。著名学者葛剑雄也高度评价了移民对安庆文化的贡献：“明初迁入安庆地区的，是来自文化水准更高的徽州和江西籍移民。移民本身虽然没有产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却在二三百年后的明末清初造就了安庆地区的杰出人才，如方维仪(1585-l668年)、方以智(161l-1671年)等。到清代更是人才辈出，如方苞、方东树、姚范、姚鼐、姚莹、张英、张廷玉、戴名世、马其昶、吴汝纶等都是全国知名的。尽管其中的方氏、姚氏出于明以前的土著，但这些学者赖以产生的环境却主要是外来移民造成的。”另外，在方言语区上，安庆话也属赣语区，“与湖北东南地区紧邻的是皖西南赣语区，以安庆为中心，包括今安庆地区各县及池州地区的东至县，与赣东北的语音类似”。(上述引文均出自葛剑雄《中国移民史》第一卷)。”
  如果再做进一步挖掘，这些来自江西和徽州的移民们，原籍是婺源和鄱阳的又占其中很大一部分，如桐城方氏、枞阳何氏祖籍都在婆源，怀宁邓氏祖籍鄱阳，现代如太湖朱湘租籍婺源，宿松叶尚志祖籍婺源，笔者去年发现了桐城高林汪氏家谱，祖籍也在婺源大畈。为什么安庆人租籍多为鄱阳、婺源，打开地图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鄱阳旧为江西饶州府治所在地，辖境较现在大得多，在南宋时期由于毗邻首都临安，北方士族大量迁入，文化高度发达。而且，在多山的江西，都阳是一片难得的平原，人口大量繁殖，具备向外移民的条件。婺源虽属徽州府，但与徽州其它县邑不同，它不属新安江水系，而属长江水系，婺源诸水通过乐安江流入鄱阳湖。在地图上着，婺源一角凸出伸入江西境内，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后，婺源行政隶属几次反复，最终还是划入了江西，与鄱阳同属上饶地区。更为重要的是，婆源是孔子之后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朱子的家乡，传承朱子学说的徽系学者也多为婆源人和鄱阳人，婺源籍的有李季札、汪清卿、程洵、滕珙、程永奇、祝穆，鄱阳籍的有饶鲁、董梦程，其中饶鲁开创的双峰学派和董梦程开创的介轩学派对宋元学风影响颇大。了解了这一背景，就明白了皖江文化何以呈现朱学风貌，它更多地是来源于移民文化的影响。在元代以前的土著文化(古皖文化)阶段，主要贡献在佛教禅宗领域，儒学色彩很淡。但禅宗与宋明理学又有相通之处，彼此极易融合，可以这么说，安庆土著的古皖文化和来自江西、徽州移民的朱子
信仰，是皖江文化的两大源头。
            古皖文化之花——皖山禅
  对于古皖文化阶段，朱书的视野主要侧重于儒学和传统的诗文领域，所以“传者寥寥”，颇为遗憾。“夫汉以来千余年矣，今名史凡二十一部，若汉文翁、朱邑，吴陈武、陈修，东晋何氏，宋龙眼三李之伦，都可指数。至经盛于汉，诗盛于唐，文盛于宋，吾皖必多其人，而传者寥寥，何也?毋亦后之人不能表而出之，或至存者日亡，亡者日尽也。”但如果将文化视野从儒学领域移开，投向中国文化的另一瑰宝——禅宗，就会发现一朵绽放的古皖文化之花——皖山禅。18世纪，皖江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姚鼐在其著名的《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正式打出了桐城派的旗号，并借程晋芳、周永年之口道出了“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但如果仔细解读这一篇文章，就会发现姚鼐实际上道出了皖江文化的两次高峰，明清以来桐城儒家文化的勃兴是一次，而古皖禅宗文化的勃兴也是一次。文章中这一段话极为关键：“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始矣。”在黄山书杜出版的《桐城派文选》中，编者对黄舒的注释是“黄山、舒城，桐城在黄山舒城之间。”这是明显的错误，即不合古文惯例，也不符合桐城实际的地理位置。黄舒正确的解释应该是黄州、舒州，这一地区也正是中国禅宗文化的发祥地，与姚鼐在文中表述的“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相吻合，在这里，姚鼐道出了皖江“儒士兴”之前，还有一个“释氏兴”，而这恰恰是朱书所忽略的。
  自东晋梁陈至宋代的六百余年间，在今安庆北部的皖山地区，形成了中国佛教文化的瑰宝——皖山禅文化。在六租慧能开创禅宗之前的原始禅宗阶段，皖山主脉天柱山和司空山是禅宗重要发祥地之一。在禅宗成熟阶段，皖山东南麓的余脉如太湖四面山、白云山，潜山太平山，桐城投子山，枞阳浮山，都是高僧汇集之地，寺院林立，海会寺、太平寺、投子寺、华严寺在禅宗史上都曾赫赫有名。皖山禅话可以写一本书，非只言片语能讲完，我只想谈谈皖山禅在中国禅宗形成和发展史上两次重要的融合。在禅宗的形成阶段，有来自印度的达摩禅系，也有中华本土的大乘禅系，这两个禅系的最初的融合即完成于天拄山三祖寺，三祖僧璨继承了二祖慧可的衣钵和达摩禅系，而天柱山地区也是大乘禅高僧宝志出没的地方，据《五灯会元》所载：“宋泰始二年(466年)，发而徒跣，着锦袍，往来皖山剑水之下，以剪尺拂子挂杖头，负之而行。”这种历史的机缘，使僧璨得以有机会融合达摩禅系和大乘禅系，并创造出早期禅宗的最重要成果——《信心铭》。禅宗成熟时期形成了五宗七派，其中以曹洞宗和临济宗影响最大。北宋年间，临济高僧浮山法远住持浮山华严寺，欧阳修听说浮山法远禅术奇逸，特地造访华严寺，浮山法远因棋说法，令欧阳修叹服。时曹洞宗六世祖大阳警玄见诸弟子碌碌无为，无人能传其衣钵，便将衣钵授予浮山法远，委托其代为寻找传人，后来浮山法远将衣钵传给华严寺高僧投子义青，投子义青成为曹洞宗七世租，曹洞宗高僧委托临济宗高僧寻觅传人，这在禅宗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也标志着曹洞、临济开始走向融合。晚年，浮山法远在会圣岩下完成了著名的《浮山九带》，九带分为佛正法眼藏带、佛法藏带、理贯带、事贯带、理事纵横带、屈曲垂带、妙叶兼带、金针双锁带、平怀常实带，是中国禅宗的重要文献。
               面向自然的方氏学派
  朱书生活于清初顺治、康熙年间，与具有遗民情节的方苞、戴名世交往颇深。方苞被后世目为桐城派开创者，实际上，桐城派的真正开创者是姚鼐，作为曾经辉煌于明万历、永历年间的方氏学派的最后一脉余晖，方苞充其量只能算是桐城派的精神领袖，姚鼐窃取了这粒火种，使皖江文化薪尽火传，这是姚鼐的高明之处。
  朱书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中征集史料的时限，实际上包括整个明代，从十四世纪至十七世纪近三百年时间，所谓“三百年来，忠孝、事业、文学、讽议之迹显闻天下不一”。朱书的志向与戴名世搜集南明史料有相通之处，要一网打尽三百年皖江精荚，”今《江南通志》，安庆人物，明以来不过数十百人。《府志》十八卷，人物仅两卷，明以来凡五、六百余人，人各数语，不但不足概其一生，而卓然可传后世者或复不备。书不敏，窃不胜悼惧，恐先贤沦弃不得以闻也。夫汉、唐、宋千馀年，皖人不多著见，而一盛于元以后至今，可谓难矣。乃卓然可传者又渐不传，岂不惜哉!”在汉唐至宋元的千余年中，皖江文化寂寂无闻，而自明代开始，皖江人文蔚起，并最终孕育了在中国哲学史上有重要影响的方氏学派和桐城宋学派，其原因除了前面讲的古皖文化和移民文化两大传统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自由讲学之风的普及。
  宋明时期，中国儒家文化发展到了巅峰，由春秋私学传统逐渐演变的私立书院、讲会制度和社团组织，是宋明理学文化的重要形态。学者在野的讲学身份和对“士”的使命的高扬，是儒家人物的标志。皖江讲学之风始于何唐，盛于方学渐，清末桐城派殿军马其昶尝谓：”(何唐)先生勇毅任道，不顾众嘲，风声流播，竟亦克变俗习。吾乡讲学之绪由此起，至方明善(方学渐)先生益昌大矣!”(《桐城耆旧传》)方学渐还与赵鸿赐，童自澄相继创办了桐川会馆、辅仁会馆等书院，桐城一地竟相成立的会、社学术团体还有斗冈、孔川、枞川、金山，讲学之风波及九华、齐山、祁阊、龙舒、庐江等地。方学渐还以皖江人文领袖的身份，与无锡东林书院交往密切，高攀龙将方学渐与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并称，而顾宪成则在《千里同声卷》中，赞誉方学渐“德愈盛，心愈下，万顷汪洋。”对方学渐学术造诣和高尚人格充满敬意。正是盛于明代嘉靖、万历年间的讲学活动，才促使皖江流域在明清时期人才辈出，成为中国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
  从方学渐开始，到方大镇、方孔炤、方以智、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五代风流不绝，形成了著名的桐城方氏学派，这一学派还包括方以智外祖父吴应宾，方以智业师白瑜、王宣，以及钱澄之、揭暄、余扬等人。这一学派对中国文化有两大贡献，一是在《周易》的研究上成果斐然，是象数派易学的集大成者。桂林方氏家族五代研易，方学渐著《易蠡》，方大镇著《易意》和《野同录》，吴应宾著《学易斋集》，王宣著《风姬易溯》和《孔易衍》，至方孔炤及其子方以智集家学大成，著《周易时论合编》。北京大学著名易学家、博士生导师朱伯昆在《易学哲学史》中说：“由于元明以来象数之学的流行，特别是象学思潮的兴起，明代许多易学家成为象学的拥护者，并同其它流派展开了论争。到了明朝末年，随着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趋势，易学界出现了总结北宋以来象数之学发展成果的要求。这一任务，由方孔炤及其子方以智担负起来了。”由于方氏学派以河洛之学和先后天易学解释《周易》经统，将象数之学推向极端，遭到了清代易学义理学派和考据学派的抨击。就这一点来说，以方氏学派为代表的象数之学，又标志着宋易中象数流派的终结。
  方氏学派易学的形成和发展，同明代自然科学知识的进步是分不开的，而他们所以推祟象数之学，也是同其格通物理，探讨自然的规律进而改造自然物以利民用的兴趣在一起的。方氏学派的第二大成就，便是其探索自然领域中形成的质测之学，王夫之曾赞誉：“密翁(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骚首问》)。质测之学即自然科学，方以智把学问分为质测(自然科学)、宰理(社会科学)、通几(哲学)，并提出了“质测即藏通几”、“寓通几于质测”这样带有近代色彩的观点。方以智还提出“以泰西为郯子”，主张学习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曾登门拜访意大利传教士毕方济，向他询问“历算奇器”和天文知识，还曾厚交德国传教士汤若望，同他研讨西方医学和天文知识。方以智还让次子方中通结交波兰传教士穆尼阁，与之游学京师，学习数学等科学知识。据美国耶鲁大学彼德逊教授1975年统计，方以智早期著作《物理小识》中从当时传教士传入的书籍中援引的资料，约占百分之五。
  方氏学派成员的主要活动范围在今枞阳浮山和安庆郊区白鹿山一带，浮山脚下的在陆山庄和白鹿山下的白鹿山庄，是桂林方氏家族主要居住地。明亡后，鹿湖老人方孔炤闭关白鹿山庄，耗费十余年时间撰写《周易时论合编》，后由其子方以智续成。方以智业师白瑜别号石塘老人，隐居大龙山石塘湖畔，往来于龙山枞川间。方门的墓葬也多在这一地区，方学渐葬于枞阳莲花湖畔(今枞阳中学内)，方大镇葬于白鹿山，方孔炤葬于合明山，方以智和其外祖父吴应宾均葬于浮山。这一伟大家族和学派的最后的目睹者是方以智侄子方中发，方以智晚年讲学青原山和沉江惶恐滩的最后岁月，他与方中德、方中通、方中履一直陪伴左右。方以智沉江后，方中发便隐居在白鹿山庄，数十年不入城市，直至去世，他将家国兴亡的无常统统融摄入他的《白鹿山房诗集》。
            从桐城宋学到新文化
  现代新儒家徐复观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方望溪论清议》，对清政府借“东林祸国论”打压“清议”提出批评，徐复观借古讽今，节抄了方苞在《书杨维斗先生传后》一文中对于魏阉余党仇视清议的情形及其原因与结果的陈述，指出方苞的见解，“使生于今日民主世界中的中国知识分于，读了也应有所感发羞愧”。方苞在文中认为：“凡所谓清议者，皆忠于君，利于民之言也。而忠于君，利于民，未有不害于小人之私计者，故小人不约而同仇。即用其言以挤之，以为是乃心非巷议，夸主以为名者也。故君子之有清议，不独在位之小人嫉之，即未进之小人亦嫉之；盖自度异日所为必不能当大人之意也。”并认为“惟祸言于清仅，诛及于清议，则其亡也忽焉。盖必如是，然后中良凋尽，百度皆昏，而国无与立也，”正因为清议利国利民，才会触及既得利益者的权益，而为他们所嫉恨。不是清议导致亡国，而是扼杀清议导致亡国。徐复观先生最后说：“一个时代到了从言论上，知识分子也不敢为天下国家负责任，甚至许多人以不为天下国家负责任为高超，而视对天下国家负责任者为罪过，则这一定是‘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的时代”。
  方苞是方以智族孙，曾为方以智遗作《断截红尘图》题跋，颂扬方以智为“四真子”(真孝子、真忠臣、真才子、真佛祖)。家族的传承使方苞一生恪守宋明要义，以弘扬士大夫的精神为人生使命。无独有偶，中年辞官的姚鼐以江南各大书院为基地，以宋学相标榜，以古文相传授，并以方苞作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开启了一代学风。19世纪初，和珅案的爆发显示出清王朝扼杀清议带来的恶果，腐败已到了史无前例的地步。与洪亮吉上书事件相呼应，姚鼐写出了著名的《翰林论》，表面上批评翰林借口无言事之责逃避政治责任，实际上将矛头指向了清代限制言事的制度。在文中，姚鼐明确指出翰林的“谏争”之责是中国唐宋元明的制度，官制虽有变化，翰林之责没有变化。他还不避文祸，指出明代官员“谏书”之风远过于清代，“明之翰林，皆知其职也。谏争之人接踵，谏争之辞连英而时书。今之人不以为其职也，或取其忠而议其言为出位，夫以尽职为出位，世孰肯为尽职者?”由于姚鼐要求恢复东林政治传统的主题近乎直白，因而这篇文章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而被广泛流传，梁章钜、朱琦都曾引用此文，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亦将其收入。
  姚鼐的弟子们积极行动，力图唤醒沉睡已久的“士”的精神，管同、刘开著文抨击满清专制对士习的催残，“历观史传以来，士习之衰，未有甚于今日者也．”(管同《说士》)方东树著《汉学商兑》，抨击考据派脱离实际的学风，并大胆为明代东林党人辨护。不仅如此，他们还开始尝试恢复明代的自由结社传统，道光九年(1829)春天，翰林院编修黄爵滋、徐宝善邀请二十多人在北京陶然亭举行“湛春集”，其主要参予者是以梅曾亮为核心的桐城派人士，如姚莹、张际亮、汤鹏、朱琦、孔宪彝，还有公羊学派人士龚自珍、魏源、汪喜荀。道光二十三年(1843)，由张穆、何绍基发起的为顾炎武立祠并定期会祭活动，主要参予者依然是桐城派人士，包括梅曾亮、朱琦、汤鹏、龙启瑞、曾国藩、邵懿辰等。姚鼐的侄孙姚莹更是以鲜明的入世精神活跃于嘉道年间，1843年，在台湾抗击英国侵略者五战五捷的姚莹被清廷诬谄下狱后，觉醒的士大夫们集体到京郊长申店迎候被革职拘押来京的姚莹。著名学者汪中之子汪喜荀得知姚莹下狱后，放声痛哭以至呕血而死。福建名士、姚莹挚友张际亮抱病护送姚莹入京，到京一个月后即病逝于明代忠臣杨继盛故宅，何绍基撰挽联赞曰：“是骨肉同年，诗订闽江，酒浇燕市；真血心男子，生依石甫(姚莹)，死傍椒山(杨继盛)。”姚莹还是经世派重要成员，与龚自珍、魏源同为第一批睁眼看世界的人，其著作《康车酋纪行)也是经世派的重要代表作品。
  随着时代的发展，桐城派在清末民初开始走向衰落，但其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对“士"的使命的高扬，却在皖江另一批人身上开始复活，他们被称为“少年”或“新青年”，其代表人物就是陈独秀。在安庆城内，南水关陈衍庶(陈独秀嗣父)家族，小二郎巷方守敦、方守彝家族以及邓绳侯家族都是皖江著名的理学世家，服膺桐城。陈衍庶工于绘画，方守彝工于宋诗，方守敦工于书法，邓绳侯热心教育，他们构成了儒雅的安庆士绅的核心阶层。但他们的儿子却热心西学和革命，桀骜不驯，反叛成性，陈独秀、邓仲纯、邓以蜇、方孝旭、方孝岳与一群朋党潘赞化、葛温仲，何春台、易白沙、刘文典、光明甫、高语罕、高一涵，既是安庆反清的中坚力量，也是新文化运动的原始动力。尽管他们有的原籍不是安庆，但从1903年安庆藏书搂演说到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这关键的十年，他们都在安庆。他们中大部分人后来都成为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名为《新青年》)首卷六号的主要作者群，著名学者、香港商务印书馆总编辑陈万雄先生毕生关注聚集在安庆城的这一新文化运动原始动力，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滥觞，既以《新青年》杂志的创刊为标志，要清楚了解该运动倡导中心力量的结集过程及其性质，自然也应先以《新青年》杂志的作者为研究对象。”他在仔细考察《新青年》首卷作者群背景后，得出这样的结论：“《青年》杂志的创办是以陈独秀为首的皖籍知识分子为主的同仁杂志，且互相间有共事革命的背景。”（上述引文均出自作者专著《五四新文化的源流》）在首卷六号中，有陈独秀揭橥的“人权”，：“科学”两面旗帜，高一涵对西方宪政的介绍，刘文典翻译的西方哲学著作，崇尚尚武精神的潘赞化则着力推介欧洲名将，还有反孔的易白沙对墨学的阐扬。更让人难忘的是，这批昨日在安庆城共同奋斗过的青年对“新青年”共同的呼唤，他们虽被袁世凯、倪嗣冲的“北军”逐出安庆城，但热血未冷，希望有一批英勇刻苦的“新青年”担负起建设“新国家”的重任，就象他们曾经努力实验的那样。这些文章有陈独秀《敬告青年》、易白沙《战云中之青年》、高一涵《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高语罕《青年与国家之前途》、《青年之敌》。
  可以这么说，早期新文化运动的血脉一是安庆“新青年”在反清革命中形成的民族和民主主义意识，另外一个就是安庆城这三大理学世家延续的桐城宋学传统，这种传统对于出自这三大家族的陈独秀、方孝岳、邓以蛰、方令孺、宗白华、方玮德、邓稼先、舒芜来说，又更多地体现为一种人文氛围，家族之间的交往、联姻以及共同的文化志趣，对后辈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直到今天，已年届八旬的舒芜老先生(方守敦之孙)在自传中仍然回忆道：“我的姑丈邓仲纯与陈独秀都是怀宁(今安庆市)人，从小在一起长大，非常要好。邓家、陈家和我们方家，都是几代人的通家之好。这些情况，我们小时候听老辈人谈过很多。陈独秀的父亲陈衍庶先生，同我的伯祖父方守彝先生、祖父方守敦先生以及我姑丈邓仲纯先生的父亲邓绳侯先生，当年都是皖垣学界、文林的同辈交游。陈独秀同我的几位伯父、我父亲(方孝岳)、我姑丈邓仲纯以及邓仲纯的弟弟邓以蜇，又是新一代的同辈交游。”(《舒芜口述自传》)这三大家族到了第四代、第五代，已流布于四方，东门迎江寺和西门大观亭早巳成为家族记忆模糊的背景。这当中后来走得最远的是美国原助理国务卿洛德的夫人包柏漪(方守敦孙子方重审外甥女)，她成了彻头彻尾的美国人，但她不断地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桐城血统，而她的长篇小说《春月》则依然散发着浓郁的家族气息。
               不死的白鹿
  在《告同郡征纂皖江文献书》一文的最后，朱书向安庆六邑人士大声疾呼，要求他们共同参予皖江文献的搜集和整理，“敢告六邑同志之士，共为揽缀，或行状、事略、传记、谱牒、碑铭之文，乞赐邮寄。其有先贤奏疏、文集、并望借览，抄录纳还原本，不敢敝污。同襄盛举，以垂不朽，幸甚!幸甚!”朱书的声音穿过三百年的时空，依然在皖江大地回响。皖江文化博大精深，凝聚了安庆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除皖山禅文化、桐城儒学文化、《新青年》早期作者群三次高峰外，以石牌为中心的皖河流域还先后孕育了徽剧和黄梅戏，走出了高朗亭、程长庚、杨月楼、杨小搂、杨隆寿(梅兰芳外祖父)、郝天秀、叶盛兰、夏月润、夏月珊、丁永泉、严凤英等一大批艺术家。而在安庆城北的龙山凤水间，还孕育了一代书法、篆刻大师邓石如，他创立的皖派艺术光耀中国艺坛。作为皖江后人，我们也有责任和义务延续朱书的事业，发掘整理皖江文化遗产，将先贤的美德，人文品格和精神财富推向全世界。
传说在远古时期，安庆城东一带有白鹿出没于山湖间，白鹿神奇美丽，在森林，在湖畔，在山中，都留下了她神秘的踪影，于是，人们便把白鹿出没过的山取名白鹿山，白鹿出没过的湖取名鹿湖，而当传说和想象逐渐在心灵麻木时，又有一批文人从《周易》和远古的经典中搜寻，创造出和白鹿一样神奇的白鹿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安庆城从八百年前的古皖口、四方城开始东扩至这一块富有神性的土地，沉睡多年的白鹿的传说又开始复活，皖江人文精神也开始苏醒。我们相信，勤劳勇敢的安庆人民将会继承祖先变通开放的世界意识(主要体现在《新青年》杂志早期作者群身上)，刚毅进取的人生品格(主要体现在桐城宋学的“士”的精神)，兼容并包的文化襟怀（主要体现在方氏学派“坐集千古之智”的治学胸襟），在新时期为国家的物质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做出我们新的贡献，创造出皖江儿女的独特成果。
            摘自2004年4月26、30日及5月14日《安庆日报》

天柱山人 · 发表于 2006-10-23 18:21

这个资料好！ [s:1]

了解皖江文化，重振安庆雄风！

竹叶青 · 发表于 2006-10-23 18:24

引用第5楼天柱山人于2006-10-23 18:21发表的“”:
这个资料好！ [s:1]

了解皖江文化，重振安庆雄风！

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的文化归属感，而桐城学者汪军和朱虹两位教授为我们了解自己的
家乡文化，宣传皖江文化出力不少．

竹叶青 · 发表于 2006-10-23 18:25

——读汪军主编的《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
            潘天庆
  汪军先生近期又编写出版了一本新书——《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共分古皖文化、明清桐城文化、徽剧·程长庚·黄梅戏、皖江近代化、陈独秀研究等十部分。比起他的上一本书《我在皖江的日子》，这一本更加全面、系统。不仅详尽地概述了皖江文化的源头、发展历程，还由远而近地论证了皖江文化对近世中国的影响。汪军通过从大量有关对皖江文化论述的篇章中编写汇集、理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并且融进了他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十多年来的潜心挖掘、研究，不止是丝丝梳理、廓清皖江文化的来龙去脉，还以一个民间学者的姿态以批评审视的方式诠释皖江文化的特质。
  《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是一种新颖的提法。它确立了皖江文化在中国的应有地位，阐明了皖江文化对近世中国的影响和贡献，我想这应该是汪军的首创。一直以来他痛心于皖江丰富的文化遗存没能得到很好的开掘、保护和宣传利用，以至于安庆至今还没有获得“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称号。为此汪军孜孜致力于对皖江文化的挖掘研究，并不放过任何游说的机会，为宣传、弘扬皖江文化殚精竭虑。他认为，皖江文化在安徽的三大文化板块中（另是两淮文化、徽州文化）研究还不成系统，妨碍了皖江文化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他此番精心编写这本书的意义即在于此。皖江文化有许多方面曾在全国领先，文学方面，有产生于皖江地区的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诞生于清代的桐城派；戏剧方面，有徽剧、京剧、黄梅戏等，潜山人陈长庚被誉为京剧鼻祖；教育方面，安庆在1898年就创办了求是学堂；经济方面，安庆军械所是我国设立最早的一所综合性军工企业；思想观念方面，陈独秀领导、发动了新文化运动，皖江地区是安徽省创办报纸最多最早、思想最解放的地区。并且也是佛教禅宗传承的重要区域。可以说皖江地区的仁人志士每每得风气之先。皖江文化虽然是区域文化，但由于内涵丰富辐射力强，在许多方面能影响全国。如著名的桐城文派就影响了全国文坛二百多年，进而使区域文化上升到主流文化。
  数典古皖文化对中国近世的影响对汪军来说并不是最终目的。现在的他急切期望一种被浮躁掩抑的文化意识的觉醒，从而建立起一种积极向上，具有活力和创造力的城市精神。城市经济的发展与文化的昌盛密不可分。在《我在皖江的日子》一书里，汪军就阐述了文化与商业互为依存的关系，现在他想的是文化自信心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这些年来汪军一直关注着安庆经济的掘起、腾飞，以一颗赤子之心不断撰文为建设安庆开发安庆献言献策。
  《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的十个部分，各成一体又相互贯通，目前还没有一部书有这样细致的对于皖江文化的形成以及兴衰作如此系统的梳理与概述。当然，皖江文化范围广泛、内容丰富、底蕴深厚、流光溢彩。文化的内涵还应包括实用文化、艺术文化、思想文化三个维度，涉及宗教、文学、戏曲、书画、政治、经济、科技、旅游、生态、民俗等众多领域。据我看来，编写这样一本大书费时费力，需具有赤子孝母的虔敬和教士布道的热诚。多年的沉潜使得汪军的心魂与古皖文化深深交融。
  从追寻皖江文化，到以文化视角来关注家乡的经济建设，汪军一路在呼号奔走，矢志不移。研究皖江文化是为了开发和利用。他在去年接受《安庆日报》以“文化竞争力能否托起安庆”为题的访谈中，谈到了安庆的人文环境与经济发展，其大胆睿智的提法令人耳目一新。忧患是缘于心底的对家乡的热爱。今天的汪军是古典的也是现代的，是理想主义的又是务实的。他有着自己的事业，却依然是一位激情的文人。他不仅要做皖江文化的开掘、研究者，更要做一名皖江文化传承人。近期由安徽省社科联等单位举办的“首届皖江地区历史文化研讨会”上，皖江文化被列入专题研究，汪军编写的《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一书也受到肯定和好评。社会发展必然需要一种文化精神的推引，而灿烂悠久的传统文化需要我们去开发、传承。文化资源开发与自然资源开发有个很大的不同，土地、矿藏、森林不去开发可以留给子孙，传之后世。而文化资源如果不去保护、开发、研究、弘扬，随着岁月的交替，文化会流失，历史会中断，传人会老去，传统的火炬会在时光的隧道中熄灭。为此汪军一直在努力。“作为皖江的后人，我们有责任和义务延续朱书的事业，发掘、整理皖江文化遗产，将先贤的美德、人文品格和精神财富推向全世界。”这是汪军在本书《皖江文化纵横谈》一文中坦露的心声，他已经做出了重要贡献。
                  （选自2005年1月24日《安庆日报》）

竹叶青 · 发表于 2006-10-23 18:26

安庆：省会282年
   汪军
  2005年4月14日，国务院正式批准安庆市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并以专门文件发出，此前，国务院批准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都是一批一批的。一共分为三批，这决却专门为安庆发文，实属不多见，也说明安庆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当之无愧，诚如国务院批复中所说：“安庆市城市发展历史，特别是近代城市发展历史，在我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安庆：省会1667至1949年
  安徽是一个建省比较晚的省份，明代以前，往往以长江、淮河为界，隶属不同行省（路）。明代开国以后，安徽地区南北一统，与江苏地区组成南直隶。清初仍沿明制，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并与江西省组成两江地区，设两江总督。此外，作为文化意义的江浙地区也并非仅指江苏省和浙江省，而是指江南省和浙江省，这样说并不是为安徽“融入长三角”寻找历史证据，而是史实。康熙六年（1667）撤江南省，以原江南左布政使司所辖府、州、县组成安徽布政使司，驻安庆。但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南明在南中国的反抗一直未停歇，接踵而至的三藩叛乱更令清廷头疼，迟至乾隆二十五年（1760），安徽布政使司才从江宁（南京）移治安庆。1911年11月8日安庆光复，民国政府仍以安庆作为省会，直至1949年4月23日安庆解放。从上述历史过程可以看出，如果承认1644—1911年清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承认1911—1949年民国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那就应该从法理意义上承认安庆是1667—1949年安徽省的省会，时间为282年。虽然中间经历了迁省预备时期(1667—1760)、太平天国时期(1853—1861)、日据时期(1938—1945)、还省时期(1945—1949)，这段时期虽然省府办公机构部分或全部不在安庆，也虽然这段时期有过迁徙省会的动议(如太平天国时期，安徽巡抚周天爵鉴于安庆已经陷落的事实，建议以庐州暂替安庆，作为安徽的行省)，但官方并没有任何正式文件宣布将省会从安庆迁往别处，所以从法理意义上讲安庆这段时期仍然是安徽的省会。
            历史不能阉割
  奇怪的是，一些人仅凭十几年前安庆一位老人并不成熟的观点，就断定安庆作为省会时间只有178年。斩头去尾只算1760至1938年，比清政府和民国政府认定的时间足足少了104年。如果说从1667年到1760年这一段时间作为省会有异议还可以理解的话，而通过清政府对安(庆)徽(州)省的命名和安庆作为法理意义上的省会，至少称首府是不为过的。特别不可思议的是，将安庆作为省会的时间截止为1938年6月安庆沦陷，这涉及到民族大义问题，难道他们认为日本人占领安庆是合法的吗?民国政府从南京退往重庆，只称重庆为陪都，南京依然是中国人民的首都。而1938年安徽省政府从安庆退往皖西山区，安庆就不是安徽人民的省会吗?如果日据时期不算的话，那么太平天国时期(1853—1861)怎么又算呢?这一段时间安徽巡抚也从安庆退往了庐州，而他们却认定这段时间在178年之内。太平军占领安庆，安庆还是安徽的省会，日本人占领了安庆，安庆就不是安徽的省会，这是什么样的逻辑呢?还有，从1945年抗战胜利至1949年安庆解放，这一段还省时期为什么又不能算呢?而且这期间发生过很多大事，比如1946年4月21日省立安徽大学在原址复校，改名国立安徽大学。实际上，从1667年安徽建省到1949年安庆解放，这本来是安庆作为安徽首府的一段完整的历史过程，时间跨度282年，却被一些人阉割、蚕食只剩下178年，这既是无知，也是治史者的悲哀。
  去年11月，我和安庆博物馆馆长姚中亮先生应邀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考察组专家讲解，在考察过程中，我向考察组成员，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协会秘书长王景慧先生和清华大学朱自煊教授交换了上述观点，他们听得很仔细，也很支持我的观点。王秘书长认为，城市的发展史如同一条河流，有一段宽阔，有一段束窄，有一段湍急，有一段平缓，都是正常的，安庆作为安徽地区的省会长达282年，这应该没有什么疑议，尽管开始一段时间政府机构没有从南京正式迁过来，但南京在江苏省，并不影响安庆作为安徽地区首府的地位。此后，中国社会在西方文明和列强炮火的冲击下，从农耕文明向近代工商文明蜕变，安庆因为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和政治中心地位，首当其冲，变化剧烈，史料丰富，这是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不可以也不应该阉割，包括迁省预备时期、太平天国时期、日据时期和还省时期，都值得研究。这才是一部完整的安庆城市史，也是一部完整的安徽发展史。王秘书长是一名建筑专家，曾任中国城市规划研究院院长。他在看了由我主编的作为申报材料的《皖江文化与近世中国》一书后，一再强调，建筑的力量是由文化支撑的，安庆的地域文化（皖江文化）研究还处于开创阶段，应该加大投入，将其分门别类，包括皖江宗教、皖江学术、皖江文学、皖江戏曲、皖江书画、皖江民俗、皖江饮食，等等，真正把皖江文化的挖掘和历史街区的保护，文物古迹的修复有机地融为一体，使安庆市在创建、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方面成为一个楷模。
            皖江走廊将大放光彩
  历史将证明，2005年在安庆城市发展史上将是极为关键的一年，其重要性可与1217年（安庆建城）、1667年（安徽建省、安庆位列首府）、1760年（省会从南京正式移至安夫），1861年（曾国藩率湘军攻克安庆、创办安庆内军械所）、1911年（安庆光复），1938年（安庆沦陷），1949年（安庆解放）相媲美。就在这一年，安庆市不仅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同时，安庆部分区划调整也被国务院批准，新的城市范围跨越大龙山北侧、皖河西岸，为打造皖鄂赣毗邻地区中心城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我们相信，随着沿江高速的贯通和沿江城际高速铁路的建设。安庆人将一扫数十年中心地位的沦丧而产生的消极情绪，与皖江兄弟城市池州、铜陵、芜湖、马鞍山一起，奋力赶超，将皖江经济带建设成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与以武汉为中心的华中地区之间的黄金走廊。通过这一条黄金走廊，东部和中西部地区之间的人才、资本、产业、货物、信息将高速流动，皖江走廊将真正意义上成为资本走廊、产业走廊、商品走廊和文化走廊，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版图上大放其光彩。
               （2005年6月10日《安庆日报》）

竹叶青 · 发表于 2006-10-23 18:28

作者：汪军
　新安晚报　
            徽皖文化理念
  时间总是在轮回之中。在沉寂半个世纪后，皖江流域开始慢慢浮出水面。人们发现，以徽州、安庆等地为中心的徽皖文化，给近代中国提供的先进文明因子，绝对不逊于沿海的闽粤江浙四省。
  举一例，奠定中国现代思想基石的《新青年》杂志，从1915年9月第一卷第一号到1916年第六号的作者群，几乎全部出自皖江，包括刊物的创始人和主编陈独秀。学术界已有定论，新文化的源头在皖江流域。此外，洋务运动的源头也在皖江流域。皖江流域还是辛亥革命重要的源头之一。
  中国区域文化胚胎于宋明，是在挣脱了大一统的史官文化后逐渐形成的民间文化部落，儒学地域化和理学的兴起是其标志。皖南徽州府是朱熹（1130～1200）的家乡，徽皖文化的核心便是原生态朱学（非官方化后的朱学）。徽皖文化的基础是徽商，早期活跃于徽州府和宁国府，近代开埠以来活跃于沿江的芜湖、大通（铜陵）、安庆。徽皖文化的流派有新安理学、桐城方氏质测学派、宣城梅氏历算学派、新安医学、徽派朴学、桐城宋学、黄山画派、皖派篆刻、青阳腔、徽班和徽剧、黄梅戏、徽州雕刻和版画。徽皖文化的特性是扩张———顽强不息地传播文明，或设馆授徒，或借助于商业。但在20世纪初，徽皖文化的核心发生了重大裂变，陈（独秀）胡（适）开创的新文化取代了朱学。
  当代中国，很多地区伴随经济的繁荣，并没有如人们想像那样带来文明水平的提高，甚至出现退化和返祖。这方面，以商业成功为基础的徽皖文化，可以提供一种借鉴，一种有益的思考。在中国众多的文化板块中，没有哪一种文化像徽皖文化那样把商业和文明结合得如此完美，它既赋予世俗的事务神圣化，同时也使生命变得充实而有光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儒商是徽商的代名词。
  如同一千多年前罗马人修建的城市下水道仍能惠及今人一样，在商业化社会的今天，伴随战乱、军阀、暴政摧残而渐趋沉寂的徽皖文化，重新焕发生机。因为一个走向理性法治的社会，将会与之相得益彰。徽皖文化的本质是排斥形形色色的暴力和邪恶，它追求一种尊重契约和规则的习惯、尊重文明的习惯、与自然和谐共存以及宁静安详的自我克制。我们相信，它确实对我们正在进行的事业有益。我们也有理由充满信心，并寄希望我们现在所开创的事业在百年后仍然有存在的价值。
            血缘与地缘
  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20世纪进入尾声之际，有两个文人的死震惊了中国的知识界。在北方的山海关，天才诗人海子，躺在冰冷的铁轨上，“火车呼啸而来，作为物理意义上的生命在那一瞬间被碾得粉碎，溅起的鲜血，是抒写在北中国大地上最后一行最崇高的诗句。”在南方的上海，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青年学者胡河清“从他居住的那幢有上百历史的公寓的窗口跳出，在地上画出一个丰硕的红点”。（上述引文均出自《火与冰》）这两人都来自安徽的南部，即我们在文中将要叙述的徽皖文化区域。海子是安庆怀宁人，胡河清是徽州绩溪人，这两个地方也正是20世纪早期新文化运动领袖陈独秀、胡适的家乡。并且，陈独秀的母亲查氏，与海子（查海生）同姓，胡适则与胡河清同姓，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割舍不断的血缘关系。
  20世纪一开始就笼罩在血腥与不祥之中。1905年，海子的安庆同乡吴越在芜湖科学图书社与陈独秀、赵声饮酒道别，一肩行李一把雨伞只身北上。到达北京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自己弄哑，使自己不至于事后被捕在严刑拷打下供出同谋者。八月二十六日（9月24日），在正阳门火车站，吴越开始行动，用自制的炸弹狙击五大臣，但由于车身与火车头撞击震动，炸弹的撞针触发了火药，炸弹提早爆炸，吴越当场殉难。
  在20世纪，吴越与海子的死是世纪初和世纪末最惨烈的死亡方式，他们似乎在开始和结束什么？现在我们还看得不甚清楚。对吴越的死，黎东方先生在其《细说民国创立》一书中曾感慨道：“在革命的历史中，有过很多牺牲性命的人。像吴越这样明知必死而踊跃以赴的，才真正是烈士。”有一幅照片再现了吴越死时的惨状，两个穷凶极恶的清兵按其左右，面对摄影者和目击者似作警示。吴越手足俱裂，腹部已炸烂，肠子和内脏拖坠下来，血流满地，唯面部尚有生气，目光从容，在告别人世之际未曾有丝毫的畏惧和屈服。
  在《与妻书》中，吴越曾说过这样几句堂堂正正的话：“人生死亦大矣哉！盖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可以生则生，可以死则死，此之谓知命，此之谓英雄。”
  一个人敢于这样直面死亡，必定有其崇高的信仰力量作支撑。从吴越，还可以加上程家柽、徐锡麟、熊成基、施从云，到陈独秀、胡适，再到海子、胡河清；由吴越上溯，从胡雪岩、周学熙、吴汝纶、杨文会，到姚莹、夏燮、包世臣、郑复光、罗士琳，到江永、戴震、方苞、姚鼐，再到方以智、钱澄之、梅文鼎，止于朱熹。这是一条清晰的脉络，以此为中枢，曾附丽着多姿多彩的文明，在宋元之后的数百年间闪烁不已。
            中世纪徽皖朱子文化
  我们谈论古典或中世纪文明的时候，必须要有足够充分的前提，首先，文明必然基于共同的信仰。在前现代恶劣的自然环境下，没有信仰的凝聚，文明便不可能立足和展开。如欧洲新教移民开垦北美新大陆时，为了严防印第安人侵袭，教规相当严厉，直至延续至20世纪60年代。这种信仰可能是宗教，可能是哲学，也可能介于宗教和哲学之间。其次，必须要有商业活动参与。没有商业介入，宗教和学术最多是一个流派，而不能演化为生机勃勃的文明。商业活动与信仰结合，文明具有商业的特性，可以理解为这是欧洲文明的本质，也是中世纪徽皖文化的最大特点。徽皖文化的这种现象在中国传统中是个例外，也是至今仍为人们关注的原因。
  以往我们谈论文明的时候，只要这个地方掘几个古墓，出几个名人，有两三样特产，便称之为××文明（文化）。这实在是一个误区。文明只能在特定的时空存在，在盛年期具备扩张性。这一点很重要，徽皖文化的这种特性就很明显，近人陈去病有一说，扬州是徽商的殖民地，胡适也曾谈论过绩溪胡姓商人在汉口的势力。另外，戏曲史上徽班的“北伐”及包容、徽州经学在扬州的兴盛、桐城派在南方的传播等则是另一种类型的代表。如果商业活动停滞，或信仰解体，文明自然趋于消亡。所以我们谈论徽皖文化时，正确的提法应该是中世纪徽皖朱子文化，包涵了特定的时空和信仰体系。
  徽皖文化区域的范围应该包括哪些？是不是仅仅就是徽州，或是安庆、徽州？以往人们印象中徽皖文化就是徽州文化，可能徽州的建筑、山水特色极其鲜明，再加上学术界的一些误解，如把安庆的徽班和徽剧误作是徽州等。但是，就我们现在的认识而言，把徽皖文化等同于徽州文化是不完整的，抛开徽州谈论徽皖文化，也是不科学的。中世纪徽皖朱子文化区域范围的界定，可以参考清代安徽对皖南、皖北的划分，与江苏以扬子江划分苏南、苏北不同，安徽是以皖山划分皖南、皖北。皖山的主峰是潜山县境内的天柱山，又名皖公山，在汉武帝和隋文帝之间，一直是中国的南岳（隋文帝改封湖南衡山），安徽简称皖由此而来。皖山即指天柱山及其向东延伸的余脉，横跨安庆府、无为州、和州的北端，终止于南京的江浦、六合附近。皖山在不同的县域内有不同的名称，如在桐城境内称龙眠山，即北宋大画家李公麟晚年隐居的地方。皖山之北，即皖北，基本属于两淮道家文化体系，鼎盛于先秦及汉代，淮南、合肥、六安、寿县一带，在晚清及近代也曾受南方长江文化的影响。皖山以南，黟山、天目山之北，即皖南，基本可以等同于徽皖文化区域。
  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因为皖南地区在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行政区划基本稳定，五府二州，即安庆府、徽州府、宁国府、池州府、太平府、和州、广德州。信仰也基本趋于一致，朱子学说即使是在晚明王学之风日炽的时候，在皖南一带的地位也无法撼动。另外，皖南各地之间人口迁徙、商业和文化交流比较频繁，如安庆一带多为明初江西、徽州移民，甚至语言都属于赣语区。桐城南部的枞阳镇，“城内半徽商”，经商之风一直很旺盛，现代皖籍在香港最成功的商人“纸业大王”姚国安，就出自枞阳附近的雨潭乡。芜湖是徽商的另一个堡垒，几乎成了万山丛中徽州、宁国的出江口。芜湖在晚清能发展成全国四大米市之首，与徽商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明清时期，徽州文人学士侨居芜湖为数颇多，如胡邦旦、方兆曾、渐江、韩铸、朱卉、谢崧、孙逸、黄兰谷等，这些人或为名医，或为宏儒，或精于赋诗，或工于作画，对芜湖的文化发展都有一定的贡献。直至近代，以出版经销《安徽俗话报》闻名的芜湖科学图书社，就设在长街的徽州码头。而沿江一带后来返迁到皖南山区的移民也相当多，宁国、太平一带很多村庄，语言都以安庆话为主。在文化交流方面，皖南各府州之间既有差异，如桐域宋学与徽州汉学的对立；有相互融合，如刘大櫆的徽州弟子吴定、程晋芳、汪梧凤、鲍桂星、方根矩等人对桐城派的传播；更有相互扶植，如徽商以财力大力支撑安庆徽班，使得徽剧压倒昆曲，在扬州赢得“安庆色艺最优”的盛誉。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为庆祝清高宗（弘历）八十诞辰，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进京，连乾隆帝都惊叹徽班艺人有如此精美绝伦的行头、装饰，从而使徽剧在繁花似锦的梨园中衍生出后来被推崇为“国剧”的京剧，成为中华文化的一朵奇葩。
  如上所述，稳定的行政区划，共同的信仰（原生态朱学），共同的经济基础（徽商），以及区域内部频繁的人口迁徙，文化的差异和融合等，构成了斑斓多姿的徽皖文化体系。

瑰丽的皖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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