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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
我对父親的印象最深,族谱记载:敦勤,廷秉公长子,字浑成,生于民国十二年癸亥五月十六日卯时。这也就是公元1923年出生,至今97年了。他有两弟一姐一妹,我的祖父是位教私塾的老先生,病故时父亲才不满十四岁,就承担起家中的劳作。他说家有二斗农田和一些开荒地,犁耙、育苗、栽秧都是从头学起、独立承担。因为弟妹们幼小,姐姐幼时就被送外乡做了”童养媳”,奶奶又是小脚女人,田地的农活全靠父亲劳作操恃,艰苦的童年炼就他的娴熟技能,他是家乡远近闻名的庄稼“好把式”,各类农活做得又快又好。
待父亲独撑门户数年后,弟妹们也逐渐长大。时逢乱世,国民党抽抓壮丁,补充兵员,奶奶只得含泪送别父亲远走他乡,躲避被抓壮丁。父亲到江西烧过炭,到铜陵当过店铺学徒。后到本县的岔路口,做了上门女婿。与母亲开过豆腐店、杂货店。赶上共产党解放和土改,分得了田地和房屋,才扬眉吐气、喜气洋洋。父亲当上了民兵分队长,维护社会治安。积极组建业余剧团,善打锣鼓和联络。我是1952年在岔路口出生的,父母当时乐不可支。1954年,省立太湖师范学校招收职工,父亲报名被录取,先在厨房担当煮饭,后在事务处担任生活品采买,也干过学校的水、电安装及维护。1962年,国家决策大下放,父亲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递交报告被批准,带领全家返回故乡一一罗溪公社范湾大队。乡亲们推举他任生产队长,这一干就是数十年,直至年迈再三要求才辞职。在他任职期间,我们生产队的工分值在全公社名列前茅,集体还在门前要道修建了“机耕道”,购买了手扶拖拉机。兴办了“百头养猪场”,全公社召开“三干会”,还组织与会人员前来参观,集体经济得以巩固和发展。
在七十年代,县民政局开展“下放职工定期补助”的调查摸底,有专职人员来我家,查阅和登记了父亲下放回乡的有关证件,发放了定期补助,每月能够领取十多元,以后数十元的补助费,父亲非常感谢,常说“党的恩情比海深”。
1990年,我地范姓合族商定续修族谱,而查询老谱,迁陕的户数很多,而又相距六十余年之久,未能联系。推举两人赴陝西省商洛地区去联络,而我被推选上。当时正值国家“严打”收尾,社会治安动乱,家中事务也多,在犹豫不决之际,父亲建议我前往,说这是合族的信任和期望,要克服困难,注意安全,尽力做好。因而我陪同一位老先生,两人赴河南、陝西,共28天,联系了近两千名宗亲参加续修家谱,还撰写《赴陕有感》一文收编谱中,完成使命。
当国家“改革开放”的浪潮涌起,父亲及时转变观念,勤劳致富。他请教在佛图乡的大姑父蔡记才,学会了做掛面。添置了设备做面,当时每天交生产队5元钱,记12分工。巩固了集体经济,做面的麦麸可以喂猪,家庭增加收入。后又联系寺前供销合作社,为其开办“代销店”,解决邻近社员购货,家中也有总值百分之一点五的“手续费”。在以后的改制中,又主动申报税务、工商部门,领取营业执照,办起了个体小商店。在父母的勤俭努力下,我家的生活条件逐渐改善,奔向小康。
花开花落,父亲的晚年虽然忙碌,也是幸福和充实的,却被无情的病魔夺走了生命。那是1994年的中元节前,农历甲戌年八月八月晚上,全家人围坐一起,观看电视剧《包青天》,父亲将店卖的水果挑选,拣了一些质量差的、外观不雅的苹果、梨子,削去外皮,递交给我们品尝,他自已也吃了,那天家中来了亲戚,大家有说有笑,很晚才入睡。小商店后面的木床是父亲独睡,而我睡在隔壁小房的床上。大约晚上十二多钟,我发现父亲将床头开关按亮了,而许久没有关灯,又听他床上“蟋蟋”作响,便问道:爸爸,你有什么事吗?他回答“小便”,我等待一会儿,未见他起床,响声也不对劲,忙起床去看,发现他四肢抽搐、口鼻歪斜,忙大喊”不好”!母亲、妻子、子女、亲戚都起来了,我赶忙赶到相距仅数百米的乡村医师范良合家求救,他立即赶来,说是急性中风,当即掛水注射“甘露醇”,莫约几十分钟后,第二瓶“甘露醇”才换上不久,父親就停止了呼吸。真是猝不及防,全家人陷入极大的痛苦和无尽的哀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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