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的自述

样样都好

2003 年，我在北京当实习医生
我叫武震，今年 43 岁。在非典前，我是花乡医院医生。
那是北京丰台区一个乡镇医院，之后，我申请去了北大人民医院实习的机会。
我觉得我很幸运，对学医的人来说，去这种的医院实习是很幸运的。那些日子，每天从里到外好像都暖呼呼的很开心。
无知者无畏，危险却正在不知不觉的慢慢靠近……
2003 年 2 月份，我进了人民医院的急诊内科，当时听说，广州有很多学医的实习生被感染。我还想，唉呀咋这么笨，专业人士，怎么就被感染呢？
4 月 7 号，我早上八点上完夜班，回家休息。后我知道，北大人民医院在那一天刚刚确诊，收到了第一例冠状肺炎病人，也就是当时称的“非典”病人。
我们每周二有一个病例的讨论，我特珍惜这机会，因为能学到好多东西。
但我男朋友不愿意我去，说现形势太危急。但我想，如果讨论会取消，那老师也没有通知呀，这说明情况还不至于太糟糕。我于还是去了。
到那，气氛特别紧张。大家都穿着一次性的蓝色防护服，戴着口罩，眼镜，手套，全副武装。
我先进的是医生办公室，没人，才发现今天果然没有病例讨论会。我当时挺简单的，心想也不能白来一趟吧，就跑去了病房，哗哗哗的抄病历。
后来一个老师遇着了，说，你咋没戴口罩啊，没事就赶紧走！
被这么一说，我有点紧张了，就赶紧回家了。回家路上还在想，不会被感染了吧？我就在路上转悠，想说不能把病毒带回家，还走了一站地，没敢坐公交车，怕害人。
当天晚上有点冷，但没有在意。第二天晚上还是觉得冷，一量体温，37.5℃ 了。
当时我还和我妹睡在一起，我也很警觉，想说这样不行。如果是的话，也不能害了家人，得想办法把自已隔离，就进了实习单位的隔离病房。
一开始，症状并不典型，体温不很高，就是一直不退烧。后来领导就上报了，说是我这情况必须跟院里边汇报，还得请疾控中心的人来。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每天都要查血，都 四月份了，我还穿着羽绒服，戴着口罩。
去化验室的时，有一堆人在排队，我就说不好意思，能让我先吗，我查一下很快就走。
有一个女的说，凭什么你来了就查呀，我说我发烧了——话没完，人呼啦一声，全跑光了！空出一整块地来，当时心里又好气又好笑。晚上打了退烧针，一个护士进来。其实平时我们关系都很好，我跟他说话，说你值班啊，她连气都不敢出了，像看怪物一样看了一眼，就走了。
我想咋这样呢，打完了针以后想，这种势利小人，以后我再也不理你了！
等到后来自己好了，才知道很正常。毕竟，谁都怕死。
人性，在极端的环境下，曝露无遗。

过过命的陌生人
我的病越来越重，发烧不退，咳嗽严重。后来就说必须转到有隔离条件的医院，但佑安满了，地坛满了，哪都人满为患。
医院联系了丰台区的一家航天总医院，说是可以转，但是没车接，要自己过去。
但院里就一辆救护车，我要用了，这救护车以后就不能用了。我们主任又愤怒又着急，说实在不行，就自个摩托车把我送过去。
我当时哭了，我说主任不用，我死在这儿也没关系。当时我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是有点绝望。

样样都好

到那儿后转到肠道门诊，隔出很多小单间。大概我病得最重，他们直接把我搁到最深那间。
我还记得，我是里边唯一一个医务人员，护士对我特好。院主任每天都来，鼓励说你都度过多少多少天了，再坚持一下就要能活着出去啦。
每天都这样鼓励，但没有用，我的症状就是越来越重，感觉越来越差。
那时候，开始上激素，用的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可以减轻炎症，但有一些副作用，最严重就是抑制骨骼生长，会骨质疏松。
最多时一次注射 600 毫克，一天两次，但是烧就是不退，症状也不减轻。我最后两个肺片状的阴影，可能都白了。
我觉得我快死了。
医院也没办法了，想说病人有可能就死这儿了。正好长辛医院，就是北京第一批非典专科医院，开始收病人，就把我转那儿了。
那是 4 月 20 号，长辛店第一天接收非典病人，转走时是夜里 12 点后。
2003 年 6 月 20 号，在非典中被“废弃”的解放军小汤山医院。

到那儿电梯都停了，也没有人。当时要给我转到四楼，打电话过去问，说得病人自己上去，他们不能出来。因为隔离了，里面是有污染的，你不能到外面来，也没人敢靠近你。
下了救护车，走不了几步就跟跑了 800 米似的喘，感觉像在青藏高原上散步，我当时不知道这叫呼吸困难，还纳闷怎么会这样，就跟大夫说你等会儿，我休息下再爬。
但走两三步就喘，那大夫一看，急了，那得走多久才能到，就一把给抱起我，“咚咚咚咚”上了楼，送病房去了。
当时我就觉得我拼命挣扎，这太危险了，离得太近了！即使他穿着隔离服，我戴着口罩，那也有感染的危险啊。
但当时我顾不过命，说不了谢谢，也没问人家姓什么。也没法问，问他，等于要他的命。
后来护士告诉我那大夫姓许，一直都记着。
原来，我真得冠状病毒肺炎了
一开始住的是有五、六个人的大病房，当时低氧血症，脑子都不太清醒了，现在回忆很多细节都记不起来了。
有一次上厕所，刚拿了自个儿的便盆，但已经蹲不住，一下子就坐到地上晕倒了。晕倒后其实耳朵还是能听到的，就是动不了了，只听见有人喊。
医院见我这样子太严重了，就推着病床，把我隔离到一个单间。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迷糊了多少天，脑子一直是不清醒的状态。期间也有和家人、同事打电话，多年不联系的同学，也会用各种途径来鼓励我。
当时每天只能听收音机，没电视，病房没别人。听到都是积极向上的东西，“众志成城，共抗非典”，每天都是这些， 每天被命悬着，并不觉得孤独。
我不能出去，只能躺着往楼下看，有时还和下边的工作人员挥手打招呼，工作人员看到，也会朝我微笑，握紧拳头朝我示意。
外面吃的不能送，不让家属送。因为认识些人，我妈就送进来一麻袋一麻袋的黄瓜，西红柿，各种水果。
后来居然一天一天好起来了，不怎么咳嗽，呼吸没那么困难，也不发烧了。
五一的时，我竟然可以下床了。我下床走一圈，看见自己的床头卡——哦，原来我真得非典了， 从发病到现在，我是第一次清醒的确认，我得了一次举世憾俗的病。
我心态算是较好的人，他们就把我留到最后一个出院，因为出院的时会有采访。4 月 20 号进的长辛店医院，6 月 1 号出院，住了近两月。
出院的时候当然很开心的，我感觉像一个民族英雄一样，当时我们院长，乡领导，我妈我妹都来接，还有记者，好像没有人采访我，大概他们还是怕我病没真好，但确实给我拍了好几个镜头。
回家还得隔离一周，不能跟家里边人住一快。我们家有一个小西房，给我收拾了一下，住在小西屋，回到家，一下就放松了，很安心，很温暖，到此，我确定，我性命无忧了。
无菌性坏死后遗症
之后，是 2003 年九、十月份的事了。
出院后还会和病友联系，这阶级情谊深哪，跟战友有得一拼，有一病友跟我说，得过非典的人，有人查出来骨头坏死了。
当时我还觉得不可能，我这么年轻，也没有任何症状，怎么会股骨头坏死？那战友说，还去查一下吧，查一下没什么坏处。
我于是去做了核磁，出结果的时候我正上班呢，没有时间去领，还是家人给代领的。

样样都好

当时我也没有什么担心，想着躯体没明显感觉，我还这么年轻，检查又这么早，应该能治好。
其实我也就是这么一说，因为毕竟我是专业的，股骨头坏死一般是不可逆的。大学里老师就这样说的，骨头坏死不可逆，它是不死癌症。
后来开始四处求医，看骨头最好的就是积水潭。大夫一看，说你这个肯定坏死了，逃不掉了。
我说那有什么办法吗？他说，你回家坐轮椅，准备换关节吧。
当时觉得没有希望了，眼泪就出来了，站在新街口的大街上一个人抱头痛哭。
来往的行人都停下来张望，有个大妈掏出一把钱来对我说：“小姑娘，丢钱还是丢手机了，大妈给你。”
可怕的是，当时我查出来的，不仅是股骨头坏死，全身的大关节，除了肘关节是好的，其他的都有坏死。我想着，我这将来要是都换了，那我不就是一机器人吗？每个关节，都是假的。
2006 年，我准备结婚了。
我跟男友去广安门华联买东西，走着走着，突然不行了。疼得特别厉害，没法漫步，汗都出来了。我男朋友把我背回去的。
后来一拍片子，说已经瘫痪了。

如果一切，从头来过
我跟男友是 2002 年，也就是非典之前认识的。他在部队的一个卫生队里，也是大夫。非典的时候，我们关系还是挺好的。当时我还想，连非典他都没有离开我，将来他也不会。
我骨头坏死以后，他也是不离不弃，你就放心地好好治病吧。
刚开始几年其实没有什么症状，走路拄着拐也是为了减轻负重，弃了拐跟正常人一样。
2006 年我做植骨手术，植骨感染失败，要取出植入物，重新来过。受了不少罪，在医院治半年，生活也不能自理。
我基本是个废人了，不能正常地陪他出逛街，玩，都不行。

刚认识时，就是情感最热烈时，他每周要来看的，到后来就一周见一次，每次待不久就走了，话也不多。
我去看病，去复诊，都是一个人。有一天，我发现这个男朋友有和没有好像差不多。只不过认识了这么多年，感情在，也有不舍，有些习惯了。
我躯体状况这么差，情绪自然也不好，有一段时间打电话老吵架。有一回说崩了，就说到了分手。
然后他接得特别的快，说，这可是你说的，不是我不要你。
分手以后，我妈管他要钱，说要赔偿损失。因为都到谈婚论嫁的地步了，房子重新装修了，家具也买了。
他送钱那天也哭了，他说他压力大，迫不得已，家里人都已经反对了，他在家里很孤立，还有，他说看不清自已的人生了。
我当时很想得开，都这样了，我还能怎么样，大不了就是一个人过吧。毕竟也曾谈了一场恋爱，记住曾经的美好就行了。
后来听说，北京有超过 300 人被确诊，有非典后遗症，有近一半和我一样，是医护人员。
再后来我又做了四次手术，置换了髋关节，现在差不多可以正常活动了。去年九月份的时候，我认识了现在的丈夫。
现在我的宝宝已经2岁半了。
最近，我经常在想，如果生命真的可以穿越，北京有非典病人了，我还会去吗？
我想，我还是会在那个医院实习，去正常上班。但是那一天的病例学习，我估计就不会去了。

木易淡然

那一拨人很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