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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历五月初五为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艾节、端五、重午、午日、夏节。名称很多，但是它的来由却只有四个：一是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二是伍子胥的忌辰；三是纪念东汉救父投江的孝女曹娥；四是纪念现代革命女诗人秋瑾（http://iask.sina.com.cn/b/4317299.html）。端午节，一个诗意的名字，她的来由却是那么的沉重。
伍子胥身为楚国人，为父兄私仇而背楚投吴，以致最后五战而破郢都，直至鞭尸旧主，之后在吴国又为奸人构陷，死前未能忠言死谏，相反却是恶言诅咒，可以说从大义上来讲，伍子胥的行为没有哪一条让我觉得其情可悯；至于曹娥，纯为救父而死，此乃人之大义，天理必由之事，何故要隆重纪念呢？东汉以孝治国，原本就是基于政治目的，好比当今的那些榜样，做的多是份内之事，偏偏搞的义薄云天，怕是纪念的越多，那些行为就越发类似一个人的善举，“不为”是常举，“为之”是善举，既为善举，大可偶一为之，殊不知很多事情原本就是他们份内该做的事情；至于秋瑾，在那个时候，救国并非只有一条路可走，历史总是选择一条路走到今天，但我们不能因为历史的选择而否定其它“路”的存在，所以，对于纪念秋瑾，我也觉得意义不大。
唯有纪念屈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一个国人起码应有的责任和良知，而且，屈原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风度和炽烈的爱国情怀，历来也是官吏和文人的两面镜子。
国有诤臣，不亡其国，家有诤子，不败其家。但是历史跟屈原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在楚国，屈原的政治主张几乎是四面楚歌，他倡导举贤授能，富国强兵，力主联齐抗秦，遭到贵族子兰等人的强烈反对，屈原遭馋去职，被赶出都城，流放到沅、湘流域。瞧瞧，实用主义哲学又来了：“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多好的理由，却为屈原所不屑，苟利国家生死矣，岂因祸福避趋之，好啊，国之大义所在，自身的祸福安危何必放在心上呢！君子坦荡荡，死生何所惧。屈原这面镜子，照出了后世多少臣子国民的天赋使命。这样的责任感，试问当今官员，有几个是可以坦然面对的呢？屈原在流放中，写下了忧国忧民的《离骚》、《天问》、《九歌》等不朽诗篇。在颠沛流离的岁月里行吟江湖荒野，昂首向天作《九歌》；于国家危亡之际，发出“宁溘死以流亡兮”之呐喊，当得知秦军攻破楚都郢城后，屈原在汨罗江怀沙自沉，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明以告君子兮”，“吾将以为类兮”警世醒士，谱写了一曲壮烈的悲歌，爱国主义精神深受世人推崇。
屈原的诗篇，我想一般人是不愿意读的，因为古文字生拗难懂，再者，我们已经习惯了温柔富贵，还有多少人愿意去读沉重的文字呢？这不能怪任何人，人总是乐于吃糖而苦于吃药的。然而千秋百代，自有后来者在感知屈原的正气和才华，为其一腔爱国之心而倾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真理的求证之路上，已经走过了一代又一代人。铁笔怒书即为千年骚韵，汨江一投便是万代骨风，一个屈原，惹来万卷诗书，千声叹息。
打开屈原，一个“忧”字愁煞半个中国。
纪念屈原，一个“喜”字乐煞另外半个中国。
有很多人，甚至在十多天之前就开始写“吃”的东西了，这东西自然是粽子。吃粽子的习俗源于荆楚之人，在五月五日煮糯米饭或蒸粽糕投入江中，以祭祀屈原，为恐鱼吃掉，故用竹筒盛装糯米饭掷下，以后渐用粽叶包米代替竹筒，另一说是用粽子喂鱼，让他们吃饱了，不去毁坏屈原的遗体。不管怎么说，这粽子都不是人吃的，它是祭品，或者是鱼饵。但是结果呢？我们自己吃了，还吃出了文化，吃出了商机，把个粽子搞的花样百出，也把我们国人吃出了饕餮之像，好似我们中国人在吃上下的功夫，远远比科学和文化的投入要多的多，甚至连粽子的叶子是不是有毒，也让我们下足了功夫去研究，可是看看我们的近邻韩国，人家的江陵端午祭“申遗”成功了，而且成功的让人心痛，江陵，多熟悉的名字，在中国，那就是古楚国的都城所在地，是屈原魂牵梦绕、忧愤郁积之地。别人在下功夫挖掘文化的内涵，我们在下功夫研究“吃”，为过节而过节，全然不顾这样的节日该是弘扬民族文化的大好时机，真叫人扼腕叹息。
我们在岸上吃掉了文化，大鱼或者时间在水中吃掉了屈原，那象征文化和气节风骨的屈原精神，又该由谁来拯救呢？端午节，我们应该思念屈原，少吃粽子，粽子吃起来津津有味，喜不自禁，它蕴含的文化，可是一个“忧”字当头啊。
所以，端午节，我并不想祝您节日快乐，这是我的心里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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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6-1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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