质问北大校长许智宏:谁之北大 何谓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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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新京报》记者在一次对许智宏的采访中询问道：“全国各地的高校都普遍存在高招指标各省分配不一的情况，比如北大在北京的指标就多于其他省份，很多人批评这是教育不公平，你怎么看？”

许智宏回答说：“我每年都讲，教育的公平是相对的，没有绝对的公平。即使在美国也一样。事实上，我们在北京的指标也不是特别多。……就北京而言，北京的学生在北大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到十五，这个比例比其他地区大学中的本地学生比例低多了。”

“任何一个指标都不可能绝对公平，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只能是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争取做到区域平衡。”这样的官话和套话，在我看来，等于什么也没有说，表明许校长根本没有正视问题的诚意。

谁之北大，何谓公平？

显然，北大乃是全国人民的北大，而不是北京的北大；北大的财政支持来自于中央财政，换言之，来自于全国所有纳税人的血汗钱，而非北京一地居民的奉献。因此，北大对北京地区学生的特别优待是毫无道理的。许校长以北大学生中北京学生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十三到百分之十五的数据，来说明北大比很多地方大学更少照顾地方利益。这种比较是一种拙劣的障眼法，因为北大与许多地方大学的性质根本不同——许多地方大学的财政支持来自地方财政，它们偏向于在本地招生、为本地培养人才，乃是一种天经地义的做法；而北大作为由一所由全国纳税人供养的、面向全国招生的高等学府，理应在全国范围内追求更大的公平。全国总人口为十三亿人，北京人口为一千多万人，北京人口仅仅是全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然而，在北大就读的学生当中，北京学生人数占到百分之十三至十五，此比例高出前者十五倍。难道我们能堂而皇之地说这样的数字是正常的吗？难道我们仅仅用“任何一个指标都不可能绝对公平”的中庸之言来开脱吗？

许校长不同意举行听证会以遏制大学乱收费的建议，许校长维护的是一种历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潜规则”，这种“潜规则”严重伤害了、并正在伤害着全国所有考生的基本权利。我在北大念书时，与我同班的北京籍同学，考分比我整整少一百多分。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北京籍同学在四川参加高考，其成绩不用说要上北大了，即便想上专科学校都不可能。但是，因为他们出生在北京，因为他们的爸爸妈妈是北京人，他们便拥有了珍贵的“北京户口”。他们在北京参加高考，就能以如此低的考分骄傲地迈进北大的校门。北大、清华等名校的招生制度不仅对西部地区的学生极端不公平，水涨船高的学费也逐渐让许多出身贫寒的学子望而却步。北大正在蜕变成富人的北大，学子中工农子弟的比重在迅速下降。

许智宏校长的这些说法，让我联想起日前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的若干言论来。王发言人是一名高级官员，他说话自然毫无遮掩；不像许校长是一名知识分子，说话还犹抱琵琶半遮面。新华网报道，王发言人明确指出，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该发言人还娓娓动人地以“名贵服装”来形容北大、清华的崇高地位——有钱人可以选择逛名牌时装商店，购买昂贵的名牌时装；普罗大众则可以选择路边小店，购买普通的衣服。这就叫做“各取所需，按财分配”。

拿买衣服比喻上大学，这个拙劣的比方暴露出了典型的“教育产业化”的政策取向，以及背后“有钱便有一切”的、粗鄙化的崇富心态。近十多年以来，“教育产业化”的思维已经对包括北大在内的中国高等教育造成巨大伤害。虽然许校长声称“北大的财务是最规范的，每年都要进行三到四次的 审计”，但北大每年招收名目繁多、数量巨大的“工商管理硕士”等，其报名者多是企业老总、政府官员，每人收取数十万巨额学费。这些学生当中，有的人根本就是仅仅出席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的“蜻蜓学生”，但北大看重的是收取学费，而不管其学业如何，钱到账了，学位也就慷慨地交换。这些“灰色收入”是否经过了审计？这些“见钱眼开”的做法是否符合北大的人文传统？哪位北大校长愿回答这样的置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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