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时的记忆遥远而模糊,又清晰如昨天,那会子家门囗唯一的百货店在堂坪街,一条不到一射之地的老街,中部一幢青砖瓦顶的建筑,便是公家的公销合作社。里面高高的柜台内永远立着一个形容枯瘦的老会计,小小的我们即便踮起脚尖,也看不到货柜下部的东西。我举起手:"买糖",老会计慢吞呑地接过我早已握着发暖的二分纸币,然后丟给我两棵水果糖。小时候买糖吃是我们最奢侈的事情,每每嘴馋时候,总要软磨硬泡好一阵子。才讨要到一分或两分钱。
从我有比较完整的记忆时,我大一直都是个小气人,他略带驼背的身板,既黑且瘦的面额露出白里透黄的牙齿,他总舍不得买一个饼或一条糕什么的给我吃,当然那东西要好几分钱才能买得到。
然而本队却没有一个人嫌他,分工时累的脏的事情总是他主动要求干,分粮分物也从不与人纷争计较,我大成了公认的老好人。
当然我大是最疼我的,或许是长子的缘故吧,每回队里做牙祭,或是去合作社买盐,他总会带上我,有一天下午,他挑着箩筐去合作社挑货,我又撵路,我大硬是不答应,央求再三后,终于答应给我买一双新球鞋,当天夜里,我穿上了新球鞋,在那拥挤的屋子里来来回回蹦了好多圈,别提有多高兴,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双黄球鞋,当时,可要不少钱呵。
这双球鞋的记忆伴随着我一路长大,我慢慢知道我大的身体有病,常常咳嗽不止,有几回,我看到他扶着犁或锄头猛咳好一阵子,渐渐的,他咳的痰里或多或少带些血丝。
我大总是教导我,钱要用在刀口上,有钱时要记得缺钱时,在我的记忆里,我家一直都是缺钱,那时我大吃药都是赊的,最后往往到年底卖掉所剩不多的猪肉以清偿债务。因为家里没有钱,我大的病只在严重时抓些中药调理,然后他的病越发严重了,咳嗽的血丝也越来越多,上坡喘得不行,已经不能适应繁重的农活。于是我不得不辍学了。
那一年,我十四岁,我大就手把手教我耕田,种稻,管水。逐渐的,我成了庄稼行手。 然而我大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了,断断续续的医药显然没有什么效果,有一回,我大咳出来那揪心的血块有好大,好几块,我哽咽了。
一九九二年三月二十六上午,我大去逝了,那天我家请了好几个人帮忙插早稻秧,半上午时我大显然不行了,我坐在他身边扶着他,他呼吸急促,却重复着一句话:"要把嗯嘠亿看重滴,"我搂着他;"大,嗯放心,我几会的,嗯还好呗?"他的头迟迟的、漫漫的摇了两下:"不好",那声音细如游丝,逐渐的他呼吸越发困难,我知道他还在与死神争斗,他受的苦太多。这是我人生中最痛苦的经历,我不忍心回忆,每每回想起那一段光景,便泪下如绠。
最终他还是顾不了我们的不舍,无奈地咽下最后一口气,跨过生命里那道痛苦的门槛,离我们而去了,带着他的憨厚,带着他的劳累,也带着他的病痛永远离开了我们。队里送给我大的挽词是:病魔缠身数十年挣挣扎扎舒坦之日屈指可数。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我们的父亲才六十三岁啊,他患肺结核病,是在新仓做三年煤矿时落下的病根,他因病而逝,也是因贫而逝,如果倒退二十年,他是可以多活十年,二十年的。
我大去了,我把他葬在离家很近的西头低坡上,一开门就能看到他,他清瘦的音容似乎一直在西北坡,保佑我们一路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