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母亲

安哥

    屋前是山帮，屋后是山帮，我家老屋就处在两个山帮之间的托上。托的西北两边，是我家和五叔家互相垂直的门墙根，向东南弧形展开成稻场，不到三十个平方。稻场边唯一的风景是一棵纵身扑向虚空的桃树，冠影几乎罩住了五叔家的整个猪圈。花开时节，寒舍也跟着生辉。一旦零落，又使得猪八戒的子孙个个都走上了桃花运——可惜屋里除了人面，再无可与相比的景致了。就是人面也还带上了一些菜色，由此想到“白里透红”实在不是一句好的广告词。

    我家的老屋首先是门框太低，门向东开在披屋上，刚好五尺高吧，多少不知折腰的彪哥被强磕了头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其时我老爸是远近闻名的刻匠，前来求章刻印的人很不少——披屋才五米长三米宽，中间一道矮墙隔开，前半截作饭厅兼客厅。靠墙安着一张板缝可以伸进小拇指的方桌。三条凳将高就低地围着它总有一条腿闲着，就象不景气的单位几个扭头歪颈的职员围着一个满脸苦相的头一样，而且总有人在讪笑着偷懒。桌下是一个能装三十多担山芋的黄泥巴洞，小时候不仅是我的乐园也是亲戚家同龄小孩的乐园；后半截是厨房，窝台占了四分之一的位置。排楼烟囱把明瓦上洒向灶门口的唯一一点亮光也遮住了，害得母亲坐到灶下如同进入了黑夜一般。天天如此。挨着窝台靠着西墙是一口大水缸，大概能装五担水吧。

      离水缸二尺不到的北墙上开着一扇门，是通向我家唯一一间正屋的过道，五米长两米宽。再过一道门就是所谓的正屋了，其实是一家人睡觉的地方。不超过十八个平方，安着两张床，父母的床靠北，是老式架子床，带踏板。床顶的横挑上还铺了一截楼板，大概与踏板平齐。这里只是我一个人的天堂。床后是二口大缸，一口用来装米，一口用来装稻。

     另一张床与它相对，一边靠着南墙安着，是张矮脚杌子床。我和弟弟与父母睡在一起，其余五花并蒂，压枝叠瓣，用裕先伯的话说跪着翻侧都要翻的直哼哼，后来两位姐姐就搬到过道里睡去了。九口之家，生活空间绝对不超过五十个平方，那时没电，黄昏时兄弟姐妹瞎撞在一起，真的是撞得头上冒火星，实际上是眼冒金星。尽管挤窄、阴暗、潮湿，却并不缺乏欢乐。


父亲是这个家庭的老班主，一半是农民一半是书生。他八岁丧母，十二岁进家族祠堂修谱。虽只读过两年书，但生僻字却识得不少。后来又自学刻章，写得一手好宋体，并且反体字写得与正体字一样流利，渐渐成为县内知名的刻字师。

   49年县苏维埃在殷冲落脚时，还特地慕名前来请他刻印。当时县长是李英，办事员多次动员他去为苏维埃工作，爷爷说什么都不肯。父亲落脚的地方是蒋管区，刻印后不久，双方还在那里大打了一仗，父亲说幸而他们不知道这码事，不然麻烦可就大了。也就在这一年，父亲与母亲结婚了。

   50年，父亲当上了反匪反霸民兵小队长。54年担任太山初级社的会计，56年升任太原高级社的会计，为此到安庆地委党校学习了50天。父亲还记得当时的县委书记岳中霖在高级社住过一晚。58年父亲辞了会计不干，与一个钟表匠、一个铜匠合伙租房到小池镇开刻字店，也算是很有开拓精神的了，60年就收归了区木业社。当时农村都吃工分粮，人家分粮用稻箩挑，而我家只是用腰箩拎，母亲说什么也要父亲回来。

    61年父亲回到生产队当队长，冲锋陷阵整十年，粮食产量得到了大幅度提高。70年全乡农业工作现场会在我队召开，父亲得到了众口一词的赞誉。71年父亲荣调到村当上了副书记。父亲当队长和村干的特点是，吃苦吃亏的事一马当先，沾光讨巧的事从不挨边。所以一直口碑极好。

      他当队长时，身上晒得油光蹭亮，象打了蜡一样，进山砍巴茅，别人到处是伤，软刀子却怎么也奈何不了他，我的同学戏称他是“甲级农民皮肤”。父亲当村干仍以务农为主，白天除了乡、村开会，就在生产队劳动。每年劳动日在三百个以上，这在当时的村干中也是很少见的。

     村的大小事务一般都在晚上处理，所以他常常很晚才回家。有一次走到屋场的祖坟山附近，看到回家的必经之路上一簇火苗时兴时灭，很象人们说的鬼火，不觉头发倒竖。但他强迫着自己不走回头路，心想生平不做亏心事，遇上活鬼又如何？于是踩着月色硬着头皮走近一看，不禁哑然失笑：原来是人家烧的一堆土粪！

    84年，干部年轻化那阵，他退下来回家务农，但依然保持着当队长时的风格——即使是“双抢”酷热，他也是一个人先到田里去忙活，从不叫上我们，尽管我们随后也就跟着去了。插田的早晨困得要命，母亲以为叫醒我，父亲总是说让他再睡一会吧。

      父亲回家务农有过几任合作伙伴，一开始是我，再就是我的几个妹妹。等到我弟弟唱主角时，他就老得忙不动了，但放水、晒稻仍是他的。父亲种田比别人吃力。一是因为他毕竟不比一门头作庄稼的，二是因为他的帮手都是些外行，再者他把田地当章刻也过于仔细了。

   70岁以后，他主要的工作是照顾母亲和为弟弟带小孩。母亲晚年风湿病犯得很厉害，手指都变了形，饮食起居全靠父亲悉心照料，而小章悦也很会磨人。她一直是跟着爷爷睡的，一弹开眼就要起床，穿衣稍迟就会哭闹，父亲常常是刚把母亲穿衣穿到一半就得给她穿。琐琐碎碎，忙得不可开交，但父亲从无怨言。

     有一天母亲烧干了她生命的灯盏走了，父亲却丝毫也没有释担的轻松，反而闷闷不乐起来，并多次对我说母亲在时总有个人陪他说说话，表露出无法填补的心灵孤独，儿女的孝敬要以怎样的力度才能到达缺失的部分啊！

     母亲比父亲小一岁，原是父亲的等郎媳。她9岁那年，因为犯错了，奶奶罚她饿着肚子看稻（防止鸡偷吃），正好让大舅父前来遇见了，大舅父舍不得她年幼受苦，于是又把她带回家去放牛，一直放到19岁。

      母亲放牛，姓氏下一个破落户人家的老姑娘是领队。老姑娘知书识字，记性又好，装了一肚子故事。她尽情挥洒，直听得小跟班们屁颠屁颠的，恨不得把花果山的野果都采来作进奉，哪里还会要她操心牛事？老姑娘也乐得享受，竭尽所能。除了故事，她还很会戏文。什么《孔雀东南飞》、《白牡丹对药名》啦，都能整折整出的唱个全环。

      众多弟子中，母亲浸染尤深。嫁给父亲，故事和戏文算是她最为贵重的嫁装了。可父亲对那些女人味很浓的东西是不太感兴趣的，只乐得屋场的小媳妇们听得也屁颠屁颠的。怀我在腹，她声情并茂地给小媳妇唱“不见了我的罗氏姐，不见了我的罗氏娘”时，不知也是唱给我听，也许我与戏剧的一点姻缘就是这时结下的。等到我几岁了，小媳妇们仍常常凑到我家作针线。母亲会裁衣绣花剪鞋样，还会治眼疾与给女人车脸（用绵线拔汗毛），加上性情和善，自然广有人缘。小媳妇们一边作着学着，一边就讲甜言蜜语鼓动我母亲说唱。说完一段或唱完一段，都要砸嘴舔舌说上许多热乎话，以引诱母亲再说再唱。我趁机这个肩头骑一下，那个背上扒一下，全然不识一丝不挂之羞呢。

    随着儿女渐渐多，母亲也渐渐失去了说唱的兴头，一门心思要去对付一家人的一日三餐，然而听书的兴头却终生未减。无论是过客还是我的同学到我家来，母亲总是请求人家讲个故事给她听。

      到我们都长大了，生存的包袱卸下后，母亲就缠着父亲给他念书。只要是能借得到的父亲都念，只要是父亲念的她都爱听。父亲大概一共给母亲念了五十多部长篇，有《七剑下天山》、《冰山天女传》这样的武侠小说，也有《林海雪原》、《野火春风斗古城》这样的红色经典，甚至还有“琼瑶阿姨”的言情小说。母亲去世时我在悼亡诗中写道：“命运唯所遇，茶烟当亚粮。一生听不倦，最爱是书香。”一点都没有夸饰的成分。

    母亲虽然瘦弱，但除了脚疾就没有什么别的毛病。她的风湿得来突然：一次她扛着三十多斤糯米到大舅父家去，中途汗人淋了生雨，回来就遍身不舒服，后来就发展成了风湿病。她因肠道结膜炎而终，起根发苗却是因为吃了两块不冷不热的粉渣肉。母亲卧床不到一周，走前五分钟还头脑清醒，她的确是油尽灯枯而逝，而不灭的灯却永远照在我们心头！

孤寂的白狐

我觉得没个人第一个偶像都应该是自己的父亲，每个人最亲切的都应该是母亲,祝福父亲和母亲们吧

轻松

好文章！
忠实地记录了父亲的品德，父亲的辛劳，母亲的爱好，母亲的贤惠。
这正是中国农民的优良品性，中国母亲的伟大所体现的。
父母亲是每个人的第一任老师和榜样。

想念zhh

为安哥的亲人祝福！

安哥

谢谢楼上各位!

小丑鱼

再次拜读安哥的大作.
为安哥及安哥的家人祝福!

红枫叶

任何华丽的词藻，也不能形容父母对我们的关爱，任何动人的语言，也无法表达我们对父母的感恩。面对他们，我发现所有的语言都显得是那么的苍白.....
祝福父亲母亲!

1869

引用第2楼轻松于2006-05-23 18:50发表的“”:
好文章！
忠实地记录了父亲的品德，父亲的辛劳，母亲的爱好，母亲的贤惠。
这正是中国农民的优良品性，中国母亲的伟大所体现的。
父母亲是每个人的第一任老师和榜样。

安哥的孝心值得我学习！

1869

引用第3楼想念zhh于2006-05-23 21:01发表的“”:
为安哥的亲人祝福！

1869

三条凳将高就低地围着它总有一条腿闲着，就象不景气的单位几个扭头歪颈的职员围着一个满脸苦相的头一样，而且总有人在讪笑着偷懒。
说完一段或唱完一段，都要砸嘴舔舌说上许多热乎话，以引诱母亲再说再唱。我趁机这个肩头骑一下，那个背上扒一下，全然不识一丝不挂之羞呢。
母亲卧床不到一周，走前五分钟还头脑清醒，她的确是油尽灯枯而逝，而不灭的灯却永远照在我们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