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虎队”里的中国面孔(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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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里的中国面孔

文|杨津涛

　　1941年8月成立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是最正牌的飞虎队，成员大都是美军预备役或退役士兵。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这支自愿队被编入美军战斗序列，改称“美国空军驻华特遣队”，1943年3月扩编为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依旧由陈纳德将军指挥。后来陈纳德着手训练中国飞行员，组成“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习惯上也将它们统称为“飞虎队”。

　　“飞虎队”在抗战中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付出了惨烈牺牲。他们最初的任务是护卫滇缅公路，保证战时物资从仰光运进中国。滇缅公路被切断后，他们的任务变成了飞越驼峰航线，将美国给中国的援华物资从印度加尔各答空运至中国昆明。从1942年到1945年，81%的援华物资都是通过驼峰航线空运而来。在南京抗日航空烈士纪念馆里，有3294个烈士的名字，其中2186个美国人，其余都为中国人。在“飞虎队”中，从来不缺少中国人的身影。

　　在美国受训

　　2012年4月29日，在北京松堂关怀医院内，一位九十二岁的老人作别人世。这位名叫王延周的老人，竟是曾在抗战期间击落多架日军战机、八次飞越“驼峰航线”的飞虎队老兵。

　　“七七事变”后，王延周考入黄埔军校，成为第十四期学员。1940年2月，王延周进入设在昆明的航空学校，这所学校的创办者正是后来的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

　　为了改变中国空军成分复杂、装备落后、水平参差不齐、指挥官之间的矛盾等状况，陈纳德受蒋介石之命建立了一支由自己指挥、战斗力过关的中美联合部队。

　　自1942年10月起，先后有三批中国飞行员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雷鸟等基地受训，其中就包括老兵王延周。他们回国后成为“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The Chinese-AmericanWing）的中方人员，美方飞行员则在第十四航空队中选派。他们共有轰炸机60架和战斗机100余架。王延周受训归来后，就分配在混合飞行团第三大队第八中队做飞行员。

　　驼峰航线上的危险飞行

　　无论是驻华特遣队，还是第十四航空队、空军混合飞行团，他们都肩负着为“驼峰航线”护航的重任。在三年时间里，中美两国在“驼峰航线”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共损失飞机486架，平均每月13架。

　　王延周曾八次飞越“驼峰航线”，安然无恙，一来是他飞行技术过关，二来也确实有运气的成分。飞机在飞越“驼峰”时的飞行高度要比通常高一倍，高空天气变化莫测，山间云雾密布，能见度不超过几公尺。与此同时，地面设施也颇为简陋，无线通讯时有时无。

　　王延周回忆过一次前往印度接收战斗机的飞行经历：穿越 “驼峰”大约需要四十多分钟，中队长是飞虎队老战士，有上千小时的飞行经验。他一声令下，八架雄鹰以战斗队形飞行，远望白茫茫一片，天地分不清楚。飞行约二十分钟后，领队命令编队解散，单机穿云飞行。飞机穿入云层后，座舱内暗一阵、亮一阵，挡风玻璃上雾气腾腾，看不见前方的情况。半小时后，飞机先后穿出云 层，发现了陆地，但仍在崇山峻岭之中，这时飞机彼此开始联络呼应，互报平安。飞机穿出“驼峰”后，便向目的地集中，依次着陆。

　　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日军目标

　　当年刚刚20岁的龙启明也在雷鸟基地受过三个月的特训。龙启明祖籍广东顺德，出身于香港富商家庭，香港沦陷后流亡桂林，考取了中国航空委员会的“留美空军学员”。1943年6月，龙启明回国后奉命飞“驼峰航线”。

　　1944年4月，在“驼峰航线”上飞行了2100小时后，龙启明与另外5名中国战友一起调入美军第十四航空队。龙启明执行过对云南滕冲、缅甸腊戍、安徽立煌、湖北汉口等地日军目标的轰炸任务。龙启明回忆，有一次“我们的飞机飞到3000米高度后，直接俯冲到200～300米，日本的高射炮根本来不及瞄准，所以他们都是用机枪打的。那天我驾驶着B25轰炸机，看准了日军基地就俯冲下去，分两次把携带的12个炸弹都投了下去。飞机飞得太低了，我都可以听到敌人的机枪发出‘啪啪啪啪’的射击声。回到基地后，我发现机尾上中了14枪，要是打中油箱，就完蛋了！”

　　龙启明说，对每一个飞虎队员来说，最大的快乐就是击中日军目标。当击落敌机时，兴奋的美国战友都会大叫“Hit target！Hit target！(击中目标了)”。

　　另一位参加过飞虎队战斗的吴其轺因在上世纪70年代做过三轮车夫，而广受关注。吴其轺的父亲是家乡福建闽清的著名乡绅，他在1936年考入黄埔军校，1943年也成为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的一员。吴其轺参加过88次空战，作战时间800多小时，打落敌机6架，自己也曾3次被击落。2010年，吴其轺去世时，美国飞虎队五大队协会特地送来花圈。

　　飞虎队里的无名英雄

　　除了战斗人员，在飞虎队中还有成百上千的中国地勤人员。原本在云南大学就读的女学生张凤岐，在1941年转入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工作，后来考进美军第十四航空队器材处，当了一名打字员。第一天上班，张凤岐领到一身神气的黄色工作服，据说用的是与降落伞一样的面料。在航空队工作的中美人员，每天都能吃到炼乳和牛肉。

　　战事紧张时，打字员的工作也很繁重，张凤岐有时只能在睡在办公室的木椅上，身上盖着毛毯。各种武器弹药和后勤供给品的进出属于机密，这些物品都是以代号标出，需要张凤岐烂熟于心。

　　在张凤岐的回忆中，美国军人彬彬有礼，见到她时总是先打招呼，让她先行，乐于为她解决困难。有一次，陈纳德到器材处检查工作，大家听到敲门声时，谁也没有想到会是指挥官。几乎在他们开门的同时，陈纳德举手敬礼。

　　李梦秋16岁那年从广西航校被调往柳州机场，参与地勤工作，负责为飞机维修、加油和补充弹药。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也曾是他服务的对象之一。日寇为了报复飞虎队，经常以柳州机场为攻击目标，1944年9月，日军出动3架飞机共投弹20枚，柳州机场被严重损坏。当地政府组织了100多民工，用简陋的工具昼夜施工，使机场很快得以重新投入使用。没有这些无名英雄，也不会有飞虎队的辉煌战绩。

       栏目编辑|马俊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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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飞虎队，人们往往认为是那些高鼻梁蓝眼睛的美国人。事实上，飞虎队员里有很多祖籍广东的美籍华人。战时，国民政府曾派出大批学员到美国亚利桑那州受训，他们归国后也成为飞虎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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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空军力量一直薄弱，1939年到1941年期间，几乎无力再进行大规模作战。1941年12月20日，“飞虎队”成立，全称是“中国空军美国援华志愿航空队”。鲜为人知的是，“飞虎队”里也有不少中国面孔。这是1942年，一个中国队员守卫在P-40战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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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纳德是“飞虎队”的灵魂人物。他1937年受宋美龄之邀来到中国担任空军顾问。1942年5月在苏联志愿航空队撤出中国后，回美国组织成立“飞虎队”，并一直担任“飞虎队”指挥官。陈纳德与蒋氏夫妇私交甚好。这是1942年6月4日，蒋介石夫妇设宴款待陈纳德（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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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陈纳德的联络下，自1941年12月起，中国飞行员开始被送往美国亚利桑那州的“雷鸟”基地受训，这批人员回国后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的部分队员组成“中美空军混合飞行团”。这是“雷鸟”基地的教官在给中国飞行员上课。在这里，所有的黑板都是用中英两种语言书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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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航空委员会招收“留美空军学员”的广告，要求学历是大学，不一定大学毕业，报名费400元。考试科目有数理化、英语和“党义”。“党义”即三民主义，很多学生“党义”都没答出来，最后也被允许入学。这是美国亚利桑那州“雷鸟”基地，中国学员在上室内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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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凤凰城“雷鸟”基地，中国飞行员的学习最为刻苦和认真，他们仅用六个星期就完成了本应十周学完的基础课程。他们对飞行也非常在行，很快就掌握了飞行技巧。这是驾机飞行前，学员们听从学校飞行教员O.E.盖茨的讲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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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学员是在中国汉口的航空学校完成基础课程的，后来学校遭遇日机轰炸。学员辗转从汉口到重庆，又到昆明，最后来到美国受训。每天早晨7:30，他们起床整理好队伍，接受教官检查。站在最前面的是来自广州的一个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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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员和美国学员住同样的宿舍，用同样的教材，驾驶同样的飞机。他们除了每天接受训练，也有很多业余活动。他们很快就在排球和篮球中找到了乐趣。一旦比赛，连美国队员也认为这些中国人是一个令人生畏的对手。这是中国学员和美国学员一起接受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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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是中国学员之间沟通的最大障碍，他们来自中国的不同地区，说着各自的方言，听起来就跟听英语一样难以理解。但这并不妨碍他们之间进行交流，他们可以借助手势。这是两个中国学员和一个外国学员在一起看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