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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在古希腊语意为“爱智慧”，我们对“爱智慧”一词会有一个本能的认识，认为它之意思的可能理解是无须表述和细加深究的，即它的意思是不言自明的。
支配我们行为的有两个重要的人体器官，即心脏（感情）和人脑（理性），——至于人们在大脑神经部位所产生的诸如高兴或悲伤的感情是否是由于心脏的生理收缩而调配血液循环，从而对脑内神经部位进行不同刺激所形成的结果，或者心脏之节律或非正常张缩运动本也是在人脑直接支配的前提下的结果，这样就在一个“脑—心—脑”循环的过程里最终达到了感情产生的作用。这个问题需要专业的自然科学数据的支持，，我在此只表述我们在意识层面上的既然反映，即感情和理性，——从“感情”和“理性”两个层次分解“爱智慧”的逻辑结构，可以做出如下分析。
“爱”是一种感情情绪，爱由心生，它代表我们想要某物/人的一种心理，即它在没有原因和无须正式前提的情况下产生，它是我们某些心理诉求的载体，代表我们自身由于缺乏而向往之的一种情绪体验，可以暂定为一种本能，所谓爱之本能性，正在于它的易然性；“智慧”代表人们对于外物影象在被处理以后的一种认识，它是我们的大脑所具有的藉所知的直接和间接经验而可以认识外物的能力，是人们进行思维活动的过程和结果，是一种认知并判断的能力，体现着独具魅力的理论性和预言性。
“爱智慧”一词因此正代表了一个行为过程，即人类感情对于理性的逐渐认同和追求。——而落实到我们的个体上，就在可感知的层面体现为人心对于人脑的认同和追求过程，体现为心和脑之间的彼此对抗和借助。比如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我心中知道不该那样去做，可还想去做。”，而事实上它的确切表述应该是“我脑子中的理性告诉我不该那样去做，可心中的感情使我产生想去做的情绪。”这正完整地反映了人心与人脑在同一个认知过程中的分歧与对抗，当然对抗的结果将直接支配我们的个体行为，即对抗在相互可借助的空间里达成一个最终的妥协，从而产生了相应行为的被作为。
（如果关于人心和人脑的对抗和借助再细致的追究下去，我可以自然联想到人之“个我”和“社会我”的分歧，即人正由于一种“本我意识<即人心>”的存在，才会对“社会我<智慧即理性>”产生了一个对抗性的概念——“个我”。个我之存在即是人心之本我意识对人脑之社会意识的对抗，比如尼采曾经喊过人为自己的从前行为后悔是不体面的！就可算作是一种本我欲念对于理性的试图挣脱和背叛。可惜这需要很严密和很啰嗦的论证，兹不致述呵）
对于这个现象的记载和演示，当我们翻阅佛家经典时会有一种深切的目睹和思考。事佛一直被人们称为一种至慧至觉的行为，佛曰三千大千世界，如来知见，广大深远，无量无碍，佛其实正是智慧的象征，人们日困于衣食之累和见欲之心，对于佛这一人生哲学十分向往。
佛教自西汉明帝传入东土，经过历朝时事变迁和历君个人喜怒和恩威洗礼，在总体上十宗的划分（成宝宗、俱舍宗、禅宗、律宗、天台宗、贤首宗、慈恩宗、三论宗、密宗、净土宗等），以及三身、六根、五眼、六通、四谛之类现实理论的形成，至民国宏一法师录《金刚三味经》一言而蔽之，云，若失本心即当忏悔，忏悔之法，是为清凉。（《晚晴集》首句）
佛是一种智慧的行为，佛教经典在历史的流传中被人们反复修行和添减，集几乎所有的人类间接经验于一身，供后学者检读和操习，佛教之被人称为一种哲学，学佛的过程恰是对智慧的爱的过程。
那么何为佛呢？何为念佛呢？我们何时念佛呢？
援以上分析我可以界定佛即人类智慧之一种，念佛也就是事佛的行为，心向往之，即爱之。学佛者在对佛教经典的习学里获取知识和智慧，书中言论是先人对于外物在某种程度上的正确感知和认识，它们具有逻辑性和合理性，具有现实性，为之则是理性的，悖之就将蹈前人吃苦的覆辙。而这一习学的过程，恰正是人心与人脑的对抗过程，“我心中知道不该那样去做，可还想去做。”，心想去做，即使是在违背理性的条件下，这样2000年不息事佛的万千僧俗，也不过是借佛教智慧之手对抗自己的一颗欲念之心罢了。忏悔之法是为清凉，其实一切宗教理论都正在于通过对人脑的理性意识的灌输，来达到帮助个人对抗非理性之人心的目的。老子说静为躁君，他想通过无为来保持不懂见知的操守，从而杜绝见欲的可能，很理想主义却不实用。而佛教知心之失而求其回头，事佛的实质就在于为使已有之心渐死而百般努力罢。
佛教教人念阿弥陀佛又许人以极乐世界，前者以理性之灌输醒人已躁之心，后者却以虚无之物许人愿，但其实所谓极乐世界正是理性对于人心的妥协，所以极乐世界并不是佛。而前者倚理性之功战胜人自己那一颗自私的见欲之心，才是真正的念佛罢。只可惜心之不死，佛其奈何呢？这正是佛教之所以绵延千年，生生流传了。
念佛是一个爱智慧的过程，佛即心死。念佛当无时无刻，当心死时则何所谓动静苦乐呢？所以佛曰恒念如来者得解脱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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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6-2-15 2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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