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华隐士赵恩语

司空山樵夫

   上周末，本人因研究赵文楷，专程赴九华山，拜访九华山奇人赵恩语。赵恩语是赵文楷的后代，赵朴初先生的堂叔叔。中学肄业，爱好天文，数理化成绩特棒，因俄语、英语为零分，被北京钢铁学院录取，大四肄业，因而只有一张小学文凭。
    2005年中央电视台《走遍中国》栏目在九华山采访了三位名人，他是其中之一。其著作《我们早已忘却了的童年》，见解独特，比某些大学教授的见解更为深刻。

　

转载的资料：

      朋友和熟人都称呼他为“赵先生”。他是穿一身中式本装的山人，是茶艺研究者，又是难得一见的隐逸民间的学者，他所走过的人生道路和取得的成果无人能企及。他从江城芜湖出走到北京，但 33岁后的人生四季便被流放在九华山下龙池谷口的桥庵村。至今，他已孑身在此隐居了37个年头，制茶读书研史，那一份箫索简远的另类人生图景，令每一个走近他的人都不胜感叹。芜湖一中百年校庆时，一位当年同窗得知他研究史前文化积40年功力，手头存下一批发表过和未能发表的文字，当即应诺帮助联系出版。日前，这本独具文化意义与思想价值的约三十万字的《我们早已忘却了的童年》，已由新华出版社出版，恰值著者7秩之庆，霜天日丽，朋友们都为他祝贺并暖寿。
　　先生短发短须皆白，生活中为人极是平和、恬静，但研究学问提出观点却充满激情大纛高张，有时甚至是惊世骇俗的。搞历史，有一个说法就是要有史才、史识、史胆，先生对自己的论著怀满信心，他说：“我在行文时是一点也不世故，我认为：虚伪的谦虚，不如真实的不客气。能引此论战，是我所期待的。”充分表现了他特立独行、无所羁袢的学人风范。
　　人生轨迹
　　赵恩语先生，祖上为安庆太湖名门望族，父亲早年专攻数学，负笈东瀛、留学英伦剑桥大学，交好熊庆来和大学者罗素，后做过国民党中央大学和东北大学历史系教授，精历法，尤于上古史研究领域内卓有建树。赵恩语先生本人跟随父亲在凤凰山安徽师范大学（当年称安徽师范学院）生活过，晨昏受教视史学为家学，1957年夏从芜湖一中毕业，考入北京钢铁学院。但在临毕业前，因父亲死难而弃学，先后在出版社做过校对，卖过水果，踩过三轮车，当过车站售票员，1969年4月下放到九华山下。如今，许多亲人都成了异国的知名学者，而他至今仍栖身在当年生产队为他建的两间土墙泥窗的知青屋里。
　　当初，为了生存，他和生产队里茶农一起下峡谷攀岩壁，种茶、 采茶、制茶。他终把茶叶当成学问来做了，凭着不凡的头脑和所学的知识研制出名品“龙池凝碧”，经中国当代“茶圣”陈椽教授的推荐，荣获过1997年北京中国国际茶博会金奖，两斤样品茶以每斤7000元的天价拍卖出去。为了保住品牌和质量，务求真茶真香，他婉拒了许多人提出的合营、扩大生产规模等种种“建议”，每年只研制数百斤精品茶，取得一定的维持生命与学术研究的经费支持后，便闭门读书、研史，过着一种超然脱俗、从容澹泊的隐士生活。在这期间，他也不免多次被一些大小的奸商坑害欺骗，限入困顿，却并不因此而失去对社会的信任和对自己事业的追求。当地茶叶的身价因为他而大大提升，乡民们敬重他，多年侍奉他的饮食起居，远远近近的孩子都尊呼他“赵爷”。一个受人喜爱的老人，一个儒雅博学以其舒泰的精神俯瞰世界的智者，尽管身处山林，他却洞悉学界研究的最新动向，与人评论时事时有自己独到的见识，抨击时弊或学界的腐败更是鞭辟入里。
　　在赵恩语先生的光线不太好的“书房”兼“卧室”里，除了一张破旧低矮的木桌、长条板凳硬板床之外，就是几堆数十年来点滴积累起来的书籍资料了。他一生研究史前文化，一心追溯中华文化之源，用了四十多年时间，终于完成相关研究课题，著成《我们早已忘却了的童年》。赵恩语先生在极度艰辛的情况下著书，而出书更是难上加难，其真知灼见终得面世，实乃史学界之一大幸事也！先生说，他研究的目的，是为了让人们了解人类的本源，了解人的本源和本质。还说，如果大多数人都真正懂得怎样做人，这个民族就有希望；如果大多数人都不知道怎么做人，那就决没有希望了。数年前， “黄河电视台”对他进行过专题采访报道，赵恩语先生忆及下放时情景，曾吟诵了当年写下的一首诗作：
　　一声令下如山倾，亿万生灵皆沸腾。
　　阙下无人能素食，天涯有穴取闲人。
　　似怜泽大驱鱼戏，或怪林空聚鸟鸣。
　　遣罢英雄归四诲，共沾雨露乐躬耕。
　　如今看来，他的人生轨迹那时即已被昭示了出来。
　　学术价值
　　 《我们早已忘却了的童年》（华夏文明溯源要论），并非想像的那般诘屈和刻板枯燥，而是文字生动活泼，融入著者自己的人生智慧，故而又不乏山林清逸之气。所以无论是对上古史研究，还是古文学研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
　　“我的东西早就该拿出来献丑了，一直没有条件，迟至今日，也许合该如此罢！在对华夏文明的探索的文字中加进我对人生的看法。我以为不是多余，因为所有的努力都在促进人类社会向好的方向发展。” 赵恩语先生这样说他的书。他在前言中写道：“……黄帝氏、少昊氏、高阳氏、高辛氏、尧氏、舜、禹都应属于正史，现以大禹为正史之头，尚未能取信于天下，我的努力，不仅要将黄帝以来的历史列入正史，还要把太昊氏的大致年代弄清楚，这当然不在本书之内。先秦诸子，不过拾炎、黄以来之余绪，炎、黄时代的可靠性远大于埃及之牧牛王以前之历史。”
　　 对于赵恩语先生来说，选择做学问、搞学术，探索自然和人生的奥秘，求解华夏文明的起源真相，是他心甘情愿、茹苦如饴的事，只要看一下他收入本书中的近二十年来所写的论文题目，就可明白他研究的是何等纯粹的学术：《华夏文化产生的年代下限》、《仲康日食的认证》、《女娲氏跨时代说》、《从“蚕政”来推断黄帝年代》、《中国文字之孳乳》、《国名考》，还有《原陶》、《原衣》、《原织》等。
　　 一个民间布衣学者要做这些深奥研究，其艰难可想而知。有关信息和资料皆无从谈起，也很少有高层的学术会议向他发邀请。好在赵恩语先生担任过多年芜湖历史学会的常务理事，与已故的原会长、曾担任过安师大校长的张海鹏教授是深交，另外他与安庆、合肥、上海各地的图书馆都有一定联系，即使是北京的图书馆，也会有北京的朋友拿着他开具的条目为他查阅资料文献。
　　　蒿蓬不掩慧目，尽管身在佛国山乡，赵恩语先生的视野却是极其开阔的，而其研究又是扎实细致的。所以他的那篇《夏初年代的戡定》发表后，立即被收入中国社科院编纂的《中国史研究年鉴》和人民大学《报刊杂志文摘》中。收录进此书中的《国名考》一篇，即为初载于《安徽史学》1993年第4期的《中国国名考》。赵恩语先生在引证比较了大量蝌蚪般甲骨文象形字后，言之凿凿称荷花应为“中華”的国花。 “華”原来正是“荷”的专名，“荷”是“華”的本义，“華”就是荷花。古音中，“荷”、“華”（“夏”）也同音。概括起来说，就是：华胥时代最大的水流，取其声；华胥时代最美的花朵，像其形。荷花是华胥时代的国花，故而应当作为后来一个统一的“中華”的国花。
　　在赵恩语先生眼中，中华百家之书，无有在学术水平上超过《易》、《神农本草》、《黄帝内经》的。《黄帝内经》因医理畅晓，医道深湛，向为医家所推崇。然而，有关该书的成书年代，至今仍定为“约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赵恩语先生说这是一个错误的判定。“你想，如此巨著，如为三代以下人所作，作者岂不署名？这只说明它是自古传来，人不得贪天之功。”赵恩语先生在花费数年心血精心研撰的《〈黄帝内经〉成书时代的探索》中写道：“《内经》必为上古经验之累积，决非一人一时之作，也非一人一时所能做得出来的。之所以语言文字较平易，必是经过古时历代名医之手，译为当时语言甚或有所增益，但骨架则必为上古之遗，不能因其中有后世用语而疑之。”那么，产生《黄帝内经》基本“骨架”的这个“上古”是何时代呢……
　　自现代断代技术出现后，不论丸泥片瓦，皆可据以测定其绝对年代。但是关于《黄帝内经》的“丸泥片瓦”恐怕是谁也无法抓到手的。赵恩语先生硬是从上古使用的尺寸推算出《黄帝内经》的成书时代，认为《黄帝内经》虽托名于黄帝，其实可能大大早于实际的黄帝时代。“这至少将比现在公认的《内经》成书时间的上限即战国时代，要早600多年。”“将《内经》成书的年代上限上推600年以上还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找到一种研究问题的方法。”赵恩语先生认为《黄帝内经》不只是中医领域的宝典，也是华夏文化的重要见证载体，探索其成书时代，对于华夏文明探源乃至黄帝存在时代的信息均具重大意义。
　　　敢于对某种程度上已“迷信”化了的“权威”和“真理”发出自己的质疑，这是赵恩语先生最感自豪的事。早在文革之初，赵恩语先生就斗胆对恩格斯那个著名的“从猿到人”（《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三段论提出过质疑。按照恩格斯的论断：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是最粗笨的石刀。赵恩语先生的思辨是：如果人是劳动创造的，而人又是由猿进化而来的，那么第一个制造工具的手就只能是猿手，否则人便不是从猿进化而来的；而如果猿手从来没有制造过工具（即劳动）的话，那就不能说劳动创造了人类本身，二者是不能同时成立的。从赵恩语先生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民间学人的自信和勇气。　
　　关于人类洪蒙时期的进化和发展，按照赵恩语先生的表述思路，就是“人类之所以会发展为人类，是自然进化与某种机遇的结果……”当然，这仍是科学范畴内的定义。或许，将科学与神学的对人的、对宇宙的定义相加，这才是人的和宇宙的真相。
　　民间的境遇
　　网上有人以赵恩语先生为例提出疑问：难道只有在规范体制下的学术研究才是惟一有效的吗？民间学者到底是否能够走上学术的论坛？毫无疑问，民间学人的学术研究都是主动的追求，他们的学术研究基本上都不带功利色彩，是纯粹的全身心投入，是常年的坚持不懈，是不计后果不图回报的奉献。在今日社会到处都浮躁着发财致富梦想的大背景下，比比皆是学人的短视与学术的功利，而民间学人的纯学术坚守，就成为一束难能可贵的光源，照亮的是学术本身。
　　 在民间学者身上，我们会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坚定的力量，这是正气支撑起来的。也只有正气才能支撑他们在艰难的条件下，去从事清苦的学术研究，同时激发出他们高尚的品格与思想境界。赵恩语先生每一篇论文都是精心研究仔细推敲而写出来的，但有时发表一篇论文却比登山还难。就拿《〈黄帝内经〉成书时代的探索》来说，准备和撰写阶段就用了数年时间，写成后竟找不到能发表或报道消息的刊物、媒体。期间先后投寄给20余家刊物和报社，大多无反映，少数有退稿的，其理由又都说不过去。赵恩语先生说：“世界上凡是有创见的文章，一般都是抢着发表的，而在我们这里则不然。如果不是外国人或所谓的权威，而是一般的人的话，创见有时就被当成了胡说，反之，胡说也可被吹捧为真理、卓识。”有人说“无偿的劳动才能导出不朽的事业。”然而这其中又是何等的艰难呵！赵恩语先生幸亏还有一手制茶的绝招，否则，连生存都没有保障他将凭何从事清苦的学术研究呢？
　　所谓“历史成败，系于制度”，长达数十年的计划经济体制束缚，学术机构基本上都是从属于国家行政主导管理，因此，面向全社会的学术评价体制至今未建立起来。比如，现行学术体制所重视的职称、资格、待遇等，都只有在正规单位才能办到，通常情况下，学术会议都是面向本领域相关单位的“学术圈”的，参加者往往按职称、职务等条件选定，而大部分民间学人自始至终被排斥在现有学术体制之外。
　　　　要改善赵恩语先生这样的民间学人的境遇，首先从学术制度上着手改革，改变传统的学术评审规则，打破藩篱，对民间学术和民间学者实行全方位开放和平等待遇政策，使体制内学者与民间学者之间的交流合作成为常态。此外，国家也应该允许并鼓励社会力量成立各类学术基金会，以使众多有价值的民间学术研究可以得到社会力量的资助和支持。他们还可以被请到高校去讲学，接受挑战。
　　也许，赵恩语先生萁志根本不在此，但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一定是要有那么一批历史感特别好的人来引路。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完全是两回事，人文学科研究的终极目的是每个人的幸福。
　　赵恩语先生正是以自己独有的传统本色的包装、行为状态在昭示路人，感染众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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