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文化的现代嬗变
█ 来源：新安晚报 作者：汪军 【2005年09月02日】
徽皖文化的灵魂———朱子
下面就信仰和商业这两个角度对徽皖文化再作一些阐释。首先，我们初步考察一下，作为中世纪徽皖文化核心的朱子学说，对皖南民间亚文化的影响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大？自从南宋理宗追封朱熹为信国公（后改为徽国公），亲笔为婺源的朱子庙题额“文公阙里”，为歙县紫阳书院题匾，皖南的朱学之风日益隆盛
举一例，清雍正年间《茗洲吴氏家典》卷首云：“我新安为朱子桑梓之邦，则宜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秉朱子之礼，以邹鲁之风自持，而以邹鲁之风传子若孙也”。值得注意的是，这里出现了“朱子之教”的字眼，“教”可以理解为教化、教规。朱学是通过皖南广泛存在的宗族族规家法来贯彻的，它有具体明确的规范，对某些行为（如闲游、迷信、赌博、奸淫、破坏林木）有严厉的限制，朱学在皖南的地位，实际上是介于学术和宗教之间。再举一例，这是上个世纪的事，朱学屡遭排斥，已面目全非。20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为方便在江西“剿匪”，把朱子的家乡婺源从徽州划到了江西，这仍然激起全徽州和皖南人的反对，并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婺源返皖”运动。在国大开会期间，胡适、许世英诸人把徽州同乡的请愿呈文递给了内政部长张厉生，结果张厉生就照办了，把婺源又划回到安徽。但建国后不知为什么又划给了江西。
朱熹在皖南的影响几乎无所不在。他回乡祭祖期间，在徽州留下了大量的文章和弟子。徽皖文化的另一个堡垒安庆，就是在朱熹的女婿和继承人黄干任知府时建城的。南宋末年，在华夏民族面临危亡的时刻，黄干一边指挥市民抗击游牧民族野蛮的入侵，一边夜以继日地宣扬朱子学说，经常“晚入书院讲经论史”。安庆市民由衷地爱戴他，以“黄父”称之。虽然在徽皖文化区域内部，存在着宋学与汉学的对立，但那不过是学术方法的差异。徽商出身的戴震基于本地商人长期在外，妇女的欲望被剥夺的事实，曾对朱学发过义愤之辞，也毕竟不是主流。可以说，在尊崇朱子这一点上，皖江各地的人士都毫不含糊。而徽商更是不甘落后。徽商号称儒商，他们在行商过程中，始终恪守诚、信、义、仁四大要则，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以义为利，仁心为质。徽商每到一地，都要在当地建朱子祠，捐资兴学、刻书。据刘声木《苌楚斋续笔》记载：“粤捻初平，扬州设立安徽会馆，皖南商人欲供朱子（朱熹），皖北商人欲供包孝肃（包拯），相争不已，无可解诘，乃于正中供历代先贤位。”此为徽商受朱子熏习甚深的典型事例。
或者有人说，程朱理学为中世纪（元明清）统治者所倡导，徽皖的这些特点，也不足以显现个性。这话乍一听是有些道理，但是如果考虑当时的实际社会状况，却并非如此。我们说中国有五千年文明传统，并不是说五千年间每个地方都有文明，各地毕竟存在着开发的先后和文化的差异，存在着官方教条与民间原生态的区别。如元朝末年，朱元璋率兵攻克山东后，竟然在当地找不到一名儒生和一本儒家经典，尽管山东是孔孟之乡，但此时不能说山东仍然存在着儒学文明，虽然元朝的统治者也曾倡导过儒学。再举一例，与徽商齐名的北方商帮晋商，他们在行商过程中，就没有表现出任何尊崇朱子的意思，倒是在各地建了不少关帝庙，尽管他们与徽商处于同一时代。另外，王学在浙江、江西的兴盛与朱学在皖南、福建的兴盛也形成鲜明比照。考察整个中世纪，可以说，没有哪一个地方像皖江区域那样狂热地尊崇朱学，并将其信条贯彻在宗族族规家法和世俗事务中，并成功地造就了许多以朱学为本位的绵延百年的世家，如桐城方氏、张氏、姚氏，怀宁邓氏，宣城梅氏，歙县程氏、汪氏、方氏，绩溪胡氏等。这种狂热的精神一直延续到19世纪方东树，和虽著湘籍却属桐城派的曾国藩身上。
徽皖文化的原动力———徽商
徽商在徽皖文化中的重要性前面已说过，这里要说的是，徽商在整个徽皖文化板块中，并不仅仅局限于徽州。早期徽（州）宁（国）商人并称，宁国府与徽州府毗邻，同为文房四宝（宣纸、宣笔、徽墨、歙砚）的故乡，两地同属皖南山区，自然条件也差不多，经商之风浓炽。后来徽州盐商势力渐大，与晋商并称南北两大商帮，与徽州近邻又属同省的宁国商人，自然就融入到徽商之中。实际上，皖南各地都有经商的传统，安庆、芜湖、池州、和州，莫不如是。有名的大商人也不局限于徽州，像近代与张謇齐名，在天津、唐山一带创业的“北方工业巨子”周学熙，就是安庆附近的建德县人（今东至县）人。当代香港纸业大王姚国安、新加坡维信集团董事局主席唐义芳都是桐城人（含今枞阳县），香港超亿万富豪、太平协和董事局主席汪世忠则祖居皖江。这些人都不是徽州人，但都属徽商，他们身上体现了徽商的一些最基本的特色。
综上所述，我们仔细考察了皖南自宋元特别是明清以来数百年间的信仰体系和商业体系，可以看到，共同的朱子信仰和生机勃勃的商业精神，使他们在近几个世纪异常活跃，并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文化。在徽皖文化出现之前，中国文化并没有自觉的派别意识，稍稍有名的江西诗派不过是后来吕本中“圈点”出来的。徽皖文化孕育的这些流派，不仅有自觉的“派别”意识（桐城派的旗号就是姚鼐在《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中打出的），而且充满了扩张和传道的欲望，与徽商交相辉映。他们在中世纪中国创造了一次文明奇迹，至今仍令人追慕、赞叹不已（徽学与敦煌学、藏学并称三大显学）。如果说先秦时期最富特色的文化轴心在山东，汉唐时期在关中，那么宋元以后的中世纪便在皖南。他们创造了中世纪最伟大的建筑———徽派民居和牌坊群，中国南方最大的商帮———徽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戏曲剧种———京剧，最大的文学流派———桐城派，乾嘉学派的最高峰———徽派。绵延到近代，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在此诞生，中国第一艘轮船在皖江首航，还可以一直延续到陈（独秀）胡（适）携手开创新文化，从而结束中世纪。
徽皖朱子文化与意大利天主教文化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徽皖中世纪朱子文化与意大利中世纪天主教文化，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徽皖文化在中国文化板块之中的特异性。过去，我们多强调中西文化如何不同，这未免笼统，中国各大地域文化在时空上毕竟存在较大的差异。与意大利中世纪天主教文化相比，皖江信仰朱学，不管是徽商还是桐城派文人，都把经商、讲学、著书当作一种手段，目的是宣扬朱子文明。意大利同样如此，无论是殖民地扩张，还是寻找新大陆，都是为了传播上帝的“福音”。他们在殖民地建教堂与徽商在其商业领地建朱子祠有着“神似”。在建筑方面，欧洲的哥特式建筑和徽州的徽派建筑同样体现着威严和禁欲。更为巧合的是，正是从意大利中世纪天主教文化中萌芽出了文艺复兴，涌现了但丁、彼特拉克、拉斐尔诸大师；也正是从徽皖中世纪朱子文化中萌芽出新文化领袖陈独秀、胡适，以及黄宾虹、张恨水、陶行知、方东美诸大师，中国现代美学的奠基人朱光潜、宗白华、邓以蛰等。
徽皖中世纪朱子文化和意大利中世纪天主教文化的最后命运同中有异，它们分别为本国和欧洲提供了新文化和文艺复兴后，便匆匆走向战乱和四分五裂。意大利直到20世纪才走向统一，逐渐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国家。而皖江在19世纪中叶开始走向厄运，成为湘军与太平军交战的主战场，商业和文化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二次革命失败后，又长期（1914～1927）被皖北军阀控制，饱受蹂躏。在阜阳人倪嗣冲督皖期间，为了扩充军饷，竟裁撤所有的教育机构，1914～1915年间全省所有的学校全部关闭。北伐后，皖江地处宁汉之间，兵戈相向。不久即沦为新桂系军阀和日军控制，灾难进一步深重。建国后，由于安徽省会从安庆北移合肥，淮南、淮北、凤阳、阜阳、肥东、肥西代表了安徽的新形象，皖江流域几乎被遗忘，朱熹、徽商、桐城派、陈独秀、胡适更是屡屡遭到主流意识形态的排斥。除戴震被冠以“唯物主义”受表彰外，唯一复活的是17世纪思想家方以智，不过不是他的“寓通几于质测”的自然哲学观点，而是他的“合二而一”的命题。但由于同“一分为二”的命题相抵触，很快又遭到批判。改革开放后，安徽依然以两淮地区为发展重点，大规模的投资很少出现在皖南。这一回，皖江流域似乎缺少了亚平宁半岛的运气，也没有如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中预言的那样，将芜湖建成重要港城，“安庆与南岸市镇双联”建成特大城市。长江稀稀疏疏几条轮船，不成气候，更无法与千帆竞发的亚得里亚海相比。
在近六百年内，意大利中世纪天主教文明走过了辉煌（航海文明）———新生（文艺复兴）———战乱和分裂———再生（统一和强盛）的道路，皖江朱子文明走过的是一条辉煌（徽商文明）———新生（新文化）———战乱———沉寂和遗忘的道路。使我们感到欣慰的是，中华文化不是铁板一块，中西文化之间也不是水火不容，某些板块的深层构造有着一致性，并有可能导向我们所期盼的现代化。这个目标离我们似乎还很遥远。而世纪末海子、胡河清的自杀又使我们开始重新关注皖江，它的传道和殉道精神，它的扩张和征服、辉煌与沉寂，以及我们真实的历史，和现代中国漂泊不定的命运。跨过了21世纪门槛，重新回瞻一下，自然生有诸多遗憾，同时也会如西西弗般增添一种悲壮的信心，如海子在《重建家园》一诗中所说：“生存无须洞察/大地自己呈现/用幸福也用痛苦/来重建家乡的屋顶。” |
楼主: 竹叶青
狗仔卡
发表于 2006-10-24 10:06
发表于 2006-10-26 2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