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的后半生，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他的关于建设的理想和作法，是有条不紊的，稳步前进的。他曾说过：“我们进行工作时要稳步前进，不能急躁。”“我们的经济遗产落后，发展不平衡，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大多在沿海。我们的文化也是落后的，科学水准、技术水准都很低。例如地质专家很少，自己不能设计大的工厂，文盲相当多。这些落后状况会使经济建设发生困难。”“不估计到这些困难，就会产生盲目冒进情绪，另一方面，如不估计到有利条件就会产生保守倾向。”
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首先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就是对于这个中心点，周恩来也是谨慎从事的。他特别说明：“我们说‘集中主要力量’，并不等于冒进。”他的这种稳步发展的建设思想，不只是在工业建设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如此。例如，关于教育，他说过：“我们的摊子不要铺得很大，一定要有重点，要稳步前进。”对于农业，他也说过：“发展农业要稳步前进，不能要求太急。”
这是符合周恩来的性格和作风的。周恩来是锐意进取而又谨慎周详的人。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期间，经济建设上发生过两次冒进倾向。第一次是1953年。这一年是执行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始，年度的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国家财政预算中反映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加上编制预算时由于没有结合国家的信贷计划，没有考虑到财政方面的季度差额和周转资金，而把上年结余全部列入预算，并且作为当年的投资安排，结果造成信贷资金严重不足和财政后备力量缺乏。由于财政盘子定的过大，基本建设铺得过宽，尤其是有些方面的投资助长了盲目冒进倾向，导致这年全国城镇人口从1950年的6000多万猛增到7800多万，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激增到2亿，造成国家粮食供应的极度紧张状况。
周恩来很快察觉了这种状况。6月19日。他在政务会议上指出，我们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并说，当前整个农村工作的重点是反对急躁冒进。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作结论时，也说：今后应该注意提高计划性，防止盲目性，要重点建设，稳步前进，一切计划必须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反对百废俱兴，并须有足够的预备力量。
这年夏天召开的全国财经会议，周恩来是主要领导人。会议制定了一系列克服冒进倾向的措施。会后，全国贯彻会议精神，克服和防止盲目性，在重点建设中坚持了稳步前进的方针。这样，使得1954年和1955年的经济工作基本上沿着有计划的轨道稳步运行。
1956年初，在上年夏天开始的反对“右倾保守”的思想影响下，在保证“一五”计划提前完成的原则下，制定了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考虑需要多，对国家物力财力的条件研究不够，总的安排上要求过高过急，反映了急躁冒进的倾向。这年1月，周恩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会议上指出：不耍搞那些不切实际的事情，要“使我们的计划成为切实可行的、实事求是的，而不是盲目冒进的计划”。他还说，“这一次我们在国务院召集的计划和财政会议，主要解决这个问题”。2月7日，周恩来指示正在召开的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反对右倾保守，轰轰烈烈。这是社会主义的喜事，但也带来一个缺点，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的现象。对社会主义的积极性要鼓励，不要泼冷水。但各个部门搞计划不能超过客观可能，不能没有根据地乱提计划。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告诫国务院各部门！“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现在有点急躁的苗头，这需要注意。社会主义积极性不可损害，但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现在，“各部专业会议提的计划数字都很大，请大家注意实事求是”。“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
2月3日、6日，周恩来和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财政部部长李先念研究计划会议和财政会议上的问题。周恩来认为，既然已经存在“不小心谨慎办事，有冒进急躁现象”，而且各专业会议订的计划“都很大”，那么，计委、财政部对计划就“要压一压”。2月10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各部门各地区所提1956年计划的各项指标时，就实行“压一压”，他抓住了严重脱离物资供需实际，破坏国民经济整体平衡的指标，进行了较大的削减，其中基本建设投资由170多亿元压到147亿元。
3月25日，国务院下达压缩后的《1956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这个计划（草案），由于当时种种主客观原因，一些指标仍然偏高，没有能够从根本上解决建设物资的供需矛盾。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齐头并进的后果，很快就突出地表现出来：不但财政上比较紧张，而且引起了钢村、水泥、木材等各种建筑材料严重不足的现象，从而过多地动用了国家的物资储备，并且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相当紧张的局面。
周恩来看到，经过压缩的1956年的计划（草案），仍然是冒进的。他由此推论，不但年度计划冒了，远景计划也冒了。已经规定的1956年，1957年和第二、第三个五年期间建设速度的远景计划，也是冒进了。他认为，只要摸清了实际情况，就要进一步反对冒进，“要敢于抗大流”。
1955、1956年的情况是：1955年把基本建设的规模定得比较小了一些，又不适当地削减了某些非生产性的基本建设投资；1956年则是冒进了。根据这两年的经验，为了确保经济工作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反对右倾保守同急躁冒进这两个倾向，而当时主要是应当反对冒进。
当时，周恩来曾经要秘书帮他查找马克思说过的一段话：人类始终只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因为只要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从上述认识出发，4月10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采取制止经济形势恶化的措施。他抓了“动员生产，约束基建”，“为平衡而奋斗”。把精力放到了反对急躁冒进上。5月11日，他在国务院会议上提出：“反保守从去年8月开始，已经反了八九个月了，不能一直反下去了！”他在这个月同李富春、李先念交换意见，要再次解决订得过高的1956年的国家预算，井指导起草1955年国家决算和1956年国家预算报告稿。报告稿中明确提出：“在当前的生产领导工作中，必须全面地执行多、快、好、省和安全的方针，克服片面地强调多和快的缺点。”“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倾向，”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地区都已经发生了”。
当时，毛泽东提的是反对右倾保守。这口号周恩来起初也是赞成的，但是接触到实际工作，随着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暴露出了很多问题。各条战线不断向他反映情况，提出了建设规模和我国实际能力的矛盾。4月间，他亲自作调查，发现了不平衡的现象。这时，陈云提出建设只能与国家财力相适应，他支持陈云的主张，李先念也同意。因而在中央明显地发生了分歧看法。4月下旬在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主张追加大额的基建投资，周恩来是不赞成的，申述了理由。5月2日，周恩来曾经到毛泽东那里谈过一次，但不久毛泽东就离开北京外出了。
上述报告稿送到了中共中央。6月4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会议讨论这个报告稿。到会的有周恩来、朱德、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李维汉、胡乔木等，周恩来代表国务院介绍有关冒进情况，半年来经济建设所引起的种种矛盾和不平衡问题，提出继续削减开支，压缩基本建设经费的意见。会议决定制止急躁冒进，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决定制止冒进，压缩高指标，基本建设该下马的要立即下马。6月10日，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确认了4日中央会议的决定。这期间，周恩来在他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右倾保守应该反对，急躁冒进现在也有了反映。这次人民代表大会上要有这两条战线的斗争，既反对保守，也反对冒进。
为了使反冒进引起全党全民的重视，《人民日报》6月20日发表了《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的社论。社论用了1/4的篇幅，详述了急躁冒进的主要表现，指出“急躁情绪所以成为严重的问题，是因为它不但是存在在下面干部中，而且首先存在在上面各系统的领导干部中，下面的急躁冒进有很多就是上面逼出来的”。
10月间，根据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国务院召开会议研究制订1957年计划，足足用了将近一个月时间。会议经过认真调查研究，进行综合平衡，大家一致同意较大地压缩了基本建设规模，拟定了1957年的国民经济计划。11月，周恩来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今年的情况，生产是有成绩的，肯定的，指标一般恰当，也有安排不恰当的，如双轮双铧犁就多了。1956年的计划总的说是打冒了，财政赤字有20到30亿元。钱主要是基建用多了。1955年基建投资82亿元，1956年140亿元，增长太快，各方面都紧张，重点没有保证，大家抢器材，应该用的没有，不该用的用了。1957年的计划应在“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下考虑安排。在制订1957年基本建设投资计划时，建委提的是120亿元，各地报数则至少要150亿元。薄一波在订计划时随时向周恩来、陈云请示。周恩来主张要少，感到120亿还多了。1957年1月，周恩来出访巴基斯坦，陈云到机场送行回来，就打电话给薄一波说：总理上飞机时同我讲了三次，要我转告你，基建投资不能超过100亿。薄一波听成为110亿，就按此作了决定。
周恩来反对急躁冒进是很坚决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建设是能够快于资本主义的，但是仍是需要长期努力的。他一再讲，必须根据可能，建立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计算生产潜力的时候，除了人力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物质等其他条件。由于1956年反对了冒进，1957年的经济建设，成为新中国成立后效益最好的年份之一。如果照此下去，中国国民经济就可能持久地沿着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综合平衡的轨道发展。
1957年9月，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了1956年纠正冒进的正确方针，说反冒进扫掉了多、快、好、省，这是“右倾”，是“促退”，是向群众泼冷水，打击积极性。一个月后，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了11月13日《人民日报》题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社论公开指责1956年反冒进，号召人们批判所谓右倾保守思想。1958年1月11日到2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有部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南宁会议。会上，他以反对分散主义为话题批评了国务院的工作后，又尖锐地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说反冒进使6亿人民泄了气，这是方针性错误。他说，右派的进攻，把一些同志抛到和右派差不多的边缘，只剩50米远了。
南宁会议召开时，周恩来在北京正忙于接待也门共和国太子巴德尔。13日，他赶到南宁参加会议。毛泽东发言猛烈抨击反冒进。16日上午。毛泽东还在会上拿着柯庆施的《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一文，说：恩来，你是总理，这篇文章你写不写得出来？！上海有100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1/5，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的文章。毛泽东接连不断地声色俱厉地批评，使会议气氛异常紧张，更使反对过冒进的人坐立不安。周恩来明白问题的严重性，他相忍为党，顾全大局，息事宁人，对毛泽东的批评未作任何解释和申辩，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会议的气氛。他在会上作了检查。表示“这一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保护了同样反对冒进的其他一些领导人。
2月中旬，毛泽东提议在北京2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再到成都去开一次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同时，他对提出反冒进的领导人发出警告，以后只能反右倾保守，不能反冒进。3月8日到26日，中共中央在成都召开有中央有关部门领导人和西南、西北、东北地区各省、市委书记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会上，毛泽东又批评反冒进，说：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今后还要注意有人要反冒进。25日，周恩来再一次检讨反冒进“错误”。毛泽东听后说：“关于反冒进的问题，我看以后不需要谈很多了。在我们这样的范围，就是谈也没有好多人听了。”这番话，意味着要周恩来在将要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进行检讨。
这种批评，从1957年11月的南宁会议，1958年2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一直到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一直继续着。并且把问题混淆为政治路线问题。最后，大家都赞成毛泽东了，没有争论了。但是此后，周恩来遇事发表意见比较少了，他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在经济建设中发挥主动、求实和创造性的作用了。
周恩来的内心非常苦闷。成都会议期间，他对秘书讲，回到北京后，要起草一个他准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稿。后来回到北京，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周恩来说，这个稿子主要是做“检讨”，囚为“犯了反冒进的错误”。他已经同毛泽东当面谈过了，主要原因是思想跟不上毛泽东。这个“检讨”，周恩来说一旬，秘书记一句，他说得很慢，有时甚至五六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反映了当时周恩来内心的矛盾，他找不出恰当的词句来表达。在这个情况下，秘书向他建议说自己暂时离开他的办公室，等他安静地构思好以后再来记录。这时已是深夜12点了。凌晨之时许，邓颖超找到秘书说：怎么周恩来独自坐在办公室发呆？她同秘书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周恩来继续口授，完成这个记录稿。在同秘书谈话时，周恩来流下了眼泪。后来，周恩来又逐字逐句地亲白修改，补充了几段，才打印出来，送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秘书看到，周恩来在起草这个发言稿的十多天内，两鬓的白发增添了。这个稿子退回来时，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提的意见，把“检讨”部分中的一些话删掉了，有些话改得分量比较轻了。
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围绕支持“大跃进”这个核心问题进行检讨。这个8000余字的检讨发言稿，作为大会材料印发给了到会代表。
作为人民政府的总理，周恩来觉得应当向人民负责。而在他被认为是错误的，不能贯彻自己的正确主张的时候，他就考虑自己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了。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党委会议，是决定周恩来去就问题的。周恩来在会上提出了这个问题。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会议挽留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会后，邓小平拟了个会议记录，写道：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并把这个记录报送了毛泽东。这样，周恩来仍然担任国务院总理不变。
批反冒进的“错误”，批掉了一个按照中共“八大”制定的一条实事求是的既积极又稳妥可靠的正确的经济建设路线。造成“大跃进”的重大失误，使得我国经济建设遭受重大挫折。后来，毛泽东在发觉了“大跃进”造成失误后，在1960年6月作了一个《十年总结》的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说：“管农业的同志，和管工业的同志、管商业的同志，在这一段时间内，思想方法有一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有一些片面思想（形而上学思想）。”“1956年周恩来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替我们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啊！” 十二、从“大跃进”到调整
从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连续不断地批反冒进，实际上已为“大跃进”的全面发动作了比较充分的思想、舆论准备。毛泽东亲自审阅批发的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元旦让论《乘凤破浪》，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
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周恩来、陈云相继作了对反冒进的检讨以后，毛泽东曾宣布“反冒进解决了”。同时，他在会上还多次发出要注意“我们党内搞得不好要分裂”的警告，指出假如“有些人不顾大局”，“那就要分裂”，“谁不照顾大局，谁就会跌筋斗”。“有人认为讲了分裂，心里就不舒服，我看讲了好，大家有个精神准备。”
在这样的情形下，面对迅速掀起的大跃进运动，党内已经很难发表不同意见了。
这时的周恩来处于两难的矛盾状态中。他必须在一般原则上和其他领导人一起表示支持毛泽东提出的争取15年赶上和超过英国这一经济发展的战略构想，并检讨反冒进的错误。他的内心里觉得自己跟不上毛泽东。经过这年上半年的反对反冒进，他处在了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有很强的组织性，他尊重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决定，维护党的领导的团结一致。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具有清醒头脑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共产党人，在对经济建设的指导上又要尽可能地坚持稳重与谨慎，使之健康发展。对一些过头的做法他有自己的想法看法，不能不管，又不便于公开地在方向和方针上提出不同的意见。在当时的地位和形势下，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根据实际情况，把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定加以变通，尽量减少实际损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根据自己的认识，试图使事情的发展更符合实际的可能。
就在他做检讨的1958年1月下旬，他在审改《关于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预算草稿的报告（草稿）》时，在文中“为了在15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一语的“15年内‘之后，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九个字；并在”为了在今后1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一句中，删去”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八个字，改为”并且争取提前“。这些，在当时”大跃进“的气侯下，不会有什么效果，但毕竟可以看出他同”大跃进“的倡导者和积极拥护者之间，思想上是有距离的。
周恩来编制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被“大跃进”搞乱了，“建议”提出的指标在实际工作中已经起不了约束的作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提出破除迷信，敢想、敢说、敢干。8月，中共中央召开北戴河会议，通过了建立人民公社和1958年钢产量比1957年翻一番的决议。这次会议对农业形势非常乐观，估计1958年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到7000亿斤，比1957年增产60一90％，据此提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也使得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的中心转移到工业方面来”。有人发愁粮食吃不完，要缩小耕地面积，实行园田化生产。这年有了许多“大办”，包括大办农业。有的地方粮食放“卫星”，报告说稻子亩产几万斤。周恩来亲自去看，看了一块挂牌亩产10万斤的高产稻田。田的上空，像灯光球场一样，电灯通明，说是为了加强光照，旁边用鼓风机通风。实际上，这是将几十亩田的稻子移在一亩田里，是弄虚作假。因为当时有外宾在场，他没有提出批评，但是回来以后，心情十分沉重。7月18日。周恩来到上海市郊马桥镇看高产田，听说1亩地种了12万穴，他当即指出，要合理密植，并提醒乡党总支部书记要关心社员的生活，要让社员吃好休息好。同月，周恩来在广州召集一些县的负责人了解情况时，对他们说：粮食产量要避免虚假性，要保证社员的口粮，并且告诫他们：千万不要讲大话，损害群众的利益。河南在大刮共产凤时，周恩来到河南去视察工作，批评过省委主要负责人，要他谨慎。
1958年的钢产量，原计划是620万吨，这是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通过的1957年国家预算执行情况和1958年国家预算及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中规定的。5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把本年的钢产量增加到800万至850万吨。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钢铁翻一番，就是要从1957年的535万吨。达到1958年的1070万吨。于是掀起了全民炼钢、大办钢铁高潮，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河南省新乡市放出一天产生铁102万吨的高产“卫星”。周恩米看到这个材料后，问身边搞过钢铁生产的秘书顾明这有无可能，顾明回答说：我们在鞍山钢铁厂，炼一吨生铁，需要贫矿石三四吨，炼焦用煤要二三吨，加上石灰石、辅助材料等要十多吨。102万吨生铁，需要1000多万吨的运输量，所以这不可能是真的。周恩来就要顾明到河南去看看。顾明去看后，把土法炼出的所谓生铁带了回来，实际上，其中最好的也不过是含铁成分较多的海绵铁。大批农民上山炼铁，许多地方分不清什么是铁矿石，把比较重的黑石头块当成铁矿，也弄不清一吨是多少，把一担当作一吨。周恩来为了减少盲目性，想加以引导，每星期主持召开一次钢铁会议。秘书建议把大学里化工系的学生派下去，帮助农民分析化验铁矿石。周恩来采纳了，调了1.3万多大学生去各地帮助分析化验。但是，当时几千万人上山炼铁，这点大学生是无补于事的。到了冬天，中共四川省委工业书记陈刚向周恩来请示汇报，说四川还有几百万人在山上，既无寒衣，又缺粮食，钢铁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周恩来指示：立即下山。
大办钢铁，使国家直接损失几百亿元，大伤了我国经济的元气。“大跃进”初始阶段的几个“大办”中，还有一个大办工业。地方工业盲目发展。周恩来不可能从根本上来制止这些“大办”，但是在可能的范围内，他泼了冷水。1958年7月，周恩来故乡淮安县的副县长王汝祥到北京，想为办地方工业解决钢材问题，找到了周恩来。周恩来关怀地询问了淮安的经济生活，但是向王汝祥建议：淮安县应该把主要力量放在农业上。地方工业除手工业和土法生产的以外，今年不宜搞得过多，而已设备和钢村都供应不及。倒不如集中力量先把铁木农具厂搞起来，然后再及其他。这一段话，说明了周恩来是清醒地看到“大办”中的问题的，但是他的这些思想当时未能引起全党的重视，而在大办钢铁、大办工业的思想下，在财政下放的体制下，各地互相攀比，办起了许多无原料、挤占国营企业原料的社办、县办工业。
1958年11月2日至10日，毛泽东在郑州召集有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大区负责人和部分省、市委书记参加的工作会议，这就是第一次郑州会议。这次会议是为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以浮夸凤、“共产风”和瞎指挥为主要特征的前一段的“左”倾错误，提出社会主义时期不能消除商品生产，不能剥夺农民。接着，毛泽东又在11月21日到27日在武昌召集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会议。毛泽东在23日讲了一次话，提出要“压缩空气”，办事要有充分的根据，钢产量计划指标要降低，各部门都要把根据不足的指标降下来，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破除了。接着，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周恩来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提醒全党认真注意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原则，认真使经济计划建立在充分可靠的基础上，使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发展互相保持适当的比例。
这以后，周恩来就比较好讲话了。1958年12月27日，他在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会议上讲了话。他说：1958年这一年，经验有两点，一是高速度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客观可能性的基础上，一是必须遵守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法则。第二天，他又召集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胡乔木、复衍、陈克寒、林默涵、徐运北、荣高棠、吴冷西、姚臻等，就文艺、卫生、体育等方面在高速度发展中的一些偏差，进行商议。周恩来指出：要承认共产主义的热情，但“领导干部头脑要清醒”。他还说：我们每个人的讲话如果不妥当，“完全可以驳，不要树立迷信的权威”。
这时候，他已经在忧虑经过1958年的大浪费，1959年的人民生活了，12月24日，周恩来到河北安国县和徐水县视察，看了制药厂、机械厂、农业红专大学和一些新居民点。当看到把不够中学程度的学生集中到一起学习，挂起大学的牌子，他心里很难过，感到这是把党的谦虚作风丢掉了，变成了浮夸。在回来的途中，他向陪同的中共河北省委领导人解学恭说：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随便减少耕地，今年的吃饭不要钱的口号，“把共产主义庸俗化”了，到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粮食可能出现紧张局面。要注意听老农的话：允许吃饱，但不能浪费粮食。
1959年从年初到7月庐山会议前，周恩来都致力于这方面的纠正工作。他认为：1958年全民办企业，每个公社办一点工业，一个县办很多工业，把材料占用了，大企业反而感到不够了。他同中共石家庄地委、河北省委负责人研究生产时说：去年由于对农业估产高了，在估高的基础上生产布局多了，造成了市场的紧张，现在要落实，抓工业产量，抓农业生产、商品性生产和市场。“搞生产必须注意算帐”，“要搞综合平衡”。从省委起，都要把重点放在农业上。对于工业，他作了分析：由于原材料不足，有些工厂不得不时开时停，停工待料；有些建设工程，安了柱子没有房顶，建成了房子没有机器设备，或者有了主要设备没有次要设备，不能及时投入生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是基本建设摊子摊得多了，工厂、企业的增加超过了原材料增长速度。他说：有些农村原材料过去是供应城市的，现在他们也搞基建，办工厂，一个公社办一点，一个县就是不少的点，他们自己把原材料用了，就没有城市原有企业可用的原材料了。技术落后的企业有原材料，技术先进的企业反而没有了。
在庐山会议前，周恩来坚持和宣传了上述的看法和主张。这种看法和主张，他在中共中央的会上也说。如1959年6月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1959年的国民经济计划时，周恩来就批评了1958年的“大跃进”是“主观主义大发展”，“打破了客观规律”，目前农村中对农业的产量估计过高。
1959年7月2日起，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前期，根据毛泽东提出的18个问题（读书，形势，今年、明年和四年的任务，综合平衡问题，群众路线问题，体制问题，公社食堂问题，学会过日子问题，三定政策，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等），对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讨论和总结。周恩来在会上的发言中指出了“大跃进”的缺点和错误有以下几点：计划指标偏高、基建规模偏大，国民经济比例失调；权力下放过多，把战略口号当作了行动口号；工业上加工工业搞多了，原材料工业搞少了。他指出，只有这么多的米，只能做这么多的饭，9000万人上山，大炼钢铁，这是一股革命的热情，付的代价很大。他主张进行调整。
庐山会议前期，周恩来全力抓调整这件事。7月10日到12日，他三次召开财政问题座谈会。他在会上讲，陈云总强调财政、物资、现金三个平衡。目前急需抓综合平衡：则政上的货币平衡、国家物资分配平衡和商品平衡，并提出了（一）国家要算帐；（二）银行贷款要归口，专款专用；（三）对限额以下和以上的基建项目都要分别采取措施，堵口；（四）对停办项目的人员要导流，给以出路；（五）增产，活跃市场；（六）节约。
7月18日、21日，周恩来两次召集国务院各部的负责人开会，谈形势，摆问题，算细帐，讨论计划工作。他在会上又强调要抓财政、物资、现金的平衡，指出要略有节余。他认为1958年全冲乱了，单生铁就补了15亿元。继续跃进过分紧张，耍抓好综合平衡。不能这样过日子，特别是三材太不平衡了。他提出：指标到底放在哪个杠杠？基建到底铺多大摊子？要大家考虑。7月23日，周恩来召集副总理们开会，提出当前生产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一）“综合平衡没有搞好”，指标太高，“超过了实际可能”，没有留余地，应当实事求是地加以落实。（二）产品质量下降，需要解决。他指出要“当机立断”，下决心调整指标，“缩短战线”，准备“明年把农业搞上去”。
就在周恩来进行调整的过程中，彭德怀上庐山，7月14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陈述了他对1958年以来“大跃迸”中的错误和经验教训的看法，提出了中肯的意见。16日，毛泽东把这封信印发给了会议讨论。周恩来也看了这封信。
这时候，一位同意这封信内容的人，隐约地听到了不利于彭德怀的风声，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在7月20日左右的一个跳舞晚会上，询问周思来：你认为彭总的信怎么样？
周恩来回答说：那没有什么吧！
在周恩来看来，彭德怀的信，是一种正常的情况。而且，他的思想是和彭德怀相通的。他曾经对身边的同志讲过：彭总的信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不料，7月23日，毛泽东在会上错误地批了彭德怀，认为这封信是“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是“右倾性质”的问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转向了对彭德怀等“右倾机会主义”的批判。周恩来原来进行的平衡和调整工作，自然地也就中断了。接下来召开的中共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开展了对所谓“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的斗争，还发出了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并要求立即掀起“新的生产大高潮”，超额完成计划。
庐山会议之后，接着在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这期间，周恩来的心情非常沉重，很少发表意见。这次反右倾的结果，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了严重损害，在经济上使“左”倾错误更加发展，并延续更长时间。
反对右倾的运动，使经济战线上一些敢讲真话的同志几乎都挨了批，有的甚至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1959年的路子继续1958年的走，继续“以钢为纲”，挤农业，挤轻工业，挤人民生活，市场情况越来越紧张。1960年又是高指标，国家经委年初就提出“开门红、满堂红、月月红、红到底”的口号，要动员7000万人搞钢铁。1958年到1960年这三年“大跃进”，实际上是我国经济建设史上的三年大冒进。积累率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由1957年的24.9％上升到1959年的43.9％，创历史最高水平。三年基建投资总额超过“一五”期间投资总额的1.5倍，而农业总产值1960年比1957年下降30％。它使我国国民经济的比例遭到严重破坏，给国民经济造成极大损失。再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1960年7月苏联撕毁合同，撤走专家，我国经济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物资缺乏，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人民生活困难。
在困难时期，为了安定团结，周恩来经常主动承担大办钢铁、“大跃进”的错误的责任，经常自己作检讨。他常说，国务院领导负有主要责任，井鼓励大家紧密团结，战胜困难。
有同志对他说：“总理，你不能把什么事都担在你的身上。”
周恩来说：“我是总理，中央、国务院决定的事，我都有责任。”
面对严重的困难，周恩来亲自挂帅，指定国家经委和有关各部领导人成立生产调度十人小组，每晚开调度会，会后向他汇报，第二天清晨传达指示。如动用国库解决短缺物资；组织增产节约；紧急调用车船抢运救济物资；甚至煤矿上因粮食供应不足，挤掉了下井工人的口粮问题，调度小组也采取特殊措施，加供粮食补助和每月的白酒。在周恩来领导下，为了渡过困难的岁月，这个小组作了许多工作。
困难时期，周恩来突出地抓了粮食问题。
1960年粮食产量是2800亿斤，比1957年的3900亿斤减少了三成。那时候，全国粮食供应十分紧张。全国6亿人口，城市人口1.2亿多，“大跃进”多了2900万人进城吃商品粮。国家需要有360亿到400亿斤的粮食库存，才能调配得开，保证正常供应，而1960年国家库存只有180多亿斤，除了供应城市外，农村还需返销上百亿斤粮。有的大城市如沈阳、大连只有几天的存粮。许多省、市天天向中央告急。周恩来吃不下饭，睡不好觉，每周要召开三四次会议专门讨论粮食问题。他要秘书制定了一张像“哈达”那样的粮食大表，上面记着各省、市的粮食数字。他对表上的数字记得非常清楚，根据实际需要和可能，亲自决定向备地调拨粮食，并且下决心进口粮食、精简2000万人下乡，这些都得到中共中央的同意并作出决定。
为了渡过困难，周恩来抓粮食抓得很细。当时的粮食部部长，一个星期要被找到周恩来的办公室好几次，主要是谈粮食问题。一般是晚上找去，有时晚上九十点钟或十一二点钟去，谈到凌晨三四点钟。在深夜，邓颖超就送去一些饼干等，偶尔也端来一小碗素挂面。这都是周恩来自己出钱，不向国家报销的。那年月，中央经常召开的讨论粮食问题的会议，都是由周恩来出面的。所以李先念说过：管粮食、管吃饭的分三线。粮食部在第一线，由他们先同各省区协商，能够商妥的，就不上找了。第二线是李先念，粮食部商量不下去，就把李先念请出来。第三线是周恩来，李先念同他们商量不下去，最后就把周总理请出来。于是，周恩来就把粮食部领导人带上去拜访，一个省一个省地定。那时，调动600万斤粮食，都要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直接抓粮食工作，是从1959年开始的，大约一直抓到“文革”开始。粮食情况开始好转，是在1964年以后，产量逐渐回升，到1966年已回升到4000亿斤左右，城市供应比较好了。为了解决6亿人民要吃饭这个大问题，周恩来在那几年中确实是操碎了心。几年工夫粮食问题逐渐解决了，然而周恩来明显苍老了。
“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比例的重大失调，到1960年，眼看这种“跃进”已经不能再维持下去了。这年7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北戴河会议上，提出来要对国民经济进行整顿。1960年8月30日到9月5日，国家计委党组四次向周恩来汇报1961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意见。国家计委原来提的意见是：“1961年是经过‘大跃进’后的一年，根据中央上海会议和北戴河会议的精神，国民经济随着重进行整顿、巩固和提高”：“编制明年计划的方针，应以整顿、巩固、提高为主”。周恩来听取汇报后，改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不但补充了“充实”的内容，而且把“整顿”改为“调整”，使内容更加广泛，突出了扭转比例失调的含义，更切合当时经济形势的需要。这个方针，在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正式通过了。
1961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民主人士座谈会。周恩来在会上进一步提出，这三年的缺点错误最集中的表现是指标定高了，建设规模搞大了，调整首先是调整各种比例关系，当前调整的主要任务是：第一，决定退够，留有余地；第二，重点调整，打歼灭战；第三，全面安排，综合平衡。后来，他在1962年3月举行的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强调八字方针是“以调整为中心”，“是一个既从当前实际情况出发，又为长远打算的积极的方针”。“在我国前几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大发展中，出现了许多不协调的现象。为了改变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为了巩固已有的成绩，为了给以后的国民经济的新的大发展创造条件，就必须用一个较长时间，即用几年的时间，通过综合平衡、全面安排，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
中国60年代初的经济调整时期，正是国际上风云激变的多事之秋。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中印边境发生争端以至中方被迫自卫还击，美国疯狂扩大侵越战争，亚非拉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为了反对国际上的霸权主义，支援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保障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和平环境，周恩来不得不经常忙于处理大量的紧迫的外交工作和国际问题。调整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复杂，周恩来认为自己既然是政府总理，就责无旁贷。他毅然地挑起了领导经济调整、亲自指挥调度的重担。他向干部们阐述多难兴邦的道理，号召大家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战胜困难，勤俭建国。1960年10月，他亲自主持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11月间又主持制定中共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凤”问题的指示》。这两个文件的颁发执行，对于当时刹住农村工作中的“左”倾错误，调整人民公社内部的生产关系，稳定农民的生产情绪，起了很大的作用。在1962年1月讨论起草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的书面报告时，周恩来对所有制问题提出，应该“把所有制的改变要根据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农民觉悟程度来决定的意思写进去”。这个思想，是对于多年来农业上的“左”的错误的总结和批评。
八字方针的具体内容，完全是为着解决严重失调的比例关系的，主要是解决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和农轻重比例关系。对这个方针，从提出到贯彻执行始终存在着争论，中心是调整是否必要。周恩来坚持了这八字方针，措施坚决，国家的经济回升得比较快。到1963年冬讨论1964年计划时，又有人提出说调整任务已经完成了，又可以开始跃进了。周恩来认为还要调整，要一直调整到1965年。到1965年，我国粮食总产量接近1957年的水平，工农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长59％，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基本上恢复正常，市场供应显著改善，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经济工作走上了轨道，可以健康迅速地向前发展了。 十三、原子弹爆炸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17日，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名义向世界各国政府首脑发出电报，说：“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进行核试验、发展核武器，是被迫而为的。”
“中国政府郑重宣布，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原子弹爆炸的成功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夜之间中国跨进了核大国行列，全世界刮目相看。可是要做到这一步，却不知花费了多少人其中包括了周恩来的心血和精力。
发展我国的科学技术事业这件事，周恩来很早就已放在心上了。早在1949年春季，解放中国的炮声还在祖国南方大地上隆隆作响，要出国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想趁机在法国定购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和其他一些仪器、图书、资料等。他提了这个想法，又有些后悔，因为人民解放战争正在进行，解放区的经济很困难，要拿出外汇实非易事。但是周恩来批准了。这件事使得中国的科学家感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新兴科学的发展大有希望。新中国建立后，从1950年到1954年，在周恩来的支持和关怀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用钱三强定购回来的这批仪器、资料和我国自己制造的实验设备，在20多个学科领域开展研究，培养骨干，为创建我国核事业作了基础准备。
1955年1月31日，周恩来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提出：我们应该使全世界人民知道，原子能如果为和平建设服务，就可以造福人类，如果为战争服务，就是毁灭人类。我国为了反对核战争，保卫和平，把原子能用于国家建设，造福人民，就要进行严肃认真的工作，必须掌握原子能。
就在这一月，周恩来把薄一波、李四光、钱三强找到办公室，详细了解我国核科学技术研究和铀矿资源情况，告诉他们中央将要开会研究。接着，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德怀、邓小平、彭真、薄一波等都参加了。会上，李四光、钱三强等汇报后，作了用仪器探测铀矿石的操作表演，当仪器接近铀矿石发出嘎嘎响声时，大家高兴地笑了。毛泽东说：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周恩来特别强调说：对人力培养要大力加强。这次会议对我国核科技研究和核工业建设有重大历史意义。按照周恩来关于要“迅速地建立和加强必要的研究机构”的指示，到1958年，我国建设成了第一个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核科学技术研究基地。
当时，周恩来的思想是：我们要“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要根本上解决，就必须自己制造”。火箭专家钱学森回国不久，周恩来就亲自交代他写了一个《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1956年4月，周恩来主持中央军委会议，听取钱学森关于在中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决定组建导弹航空科学研究方面的领导机构——航空工业委员会，他亲自牵头负责筹备。导弹研究设计院、核武器研究设计院等一系列科学研究机构相继成立，大力推动了我国国防科研事业的发展。聂荣臻曾经说，“1956年总理找我和学森同志谈组织航空工业委员会的事。就是说，我们要搞‘两弹’。那时候，主席也下了决心的，周总理很重视。”
1956年，周恩来亲自领导制定我国第一个科学技术发展的十二年规划。在制定这一规划过程中，他特别注意听取各方面科学家的意见，包括不同的意见。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展，主要是基础科学太差，科学家太少，应该按照科学家的专长来开展工作，也就是按学科和专长来制订发展规划；另一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差，更应该瞄准世界先进水平，补齐缺门，基础科学要重视，但技术科学对国民经济的发展更有直接影响，应以此为重点，也就是按国家需要，逐步建立起与国民经济相适应的各种科学技术研究机构，重点加强与生产的衔接工作。两种意见反映到周恩来那里，他表示：科学研究不能只为促进科学发展而发展，应该面向国民经济发展和国家现代化的总任务。于是，大家按照这个方针，拟订十二年发展目标和分类课题，起草成分科规划。周恩来认为，这许多不同学科中，总要有重点，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对什么是重点，大家在讨论中又出现重大分歧。一部分人认为国民经济发展的重点是重工业，而重工业的基础是钢铁，科学技术的发展应以此为重点；另一部分人认为要实现现代化的方针，重点应该放在发展现代科学技术上，以此来带动传统工业伎术和传统工业的改造，缺门的学科也要及时建立，以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两种思路两种对策，提请周恩来决定。周恩来认为：现代科学新技术是衡量一个国家发达水平的标志，应当选定航天技术（当时叫喷气技术）、核技术、半导体、计算机、电子学和自动化为重点。按照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充分讨论，最后选定了57项重要任务。
这时候，我国除电子学、自动化外，全是一片空白。要从头建立，谈何容易。“两弹”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要有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组织是十分庞大的。周恩来亲自召集会议，从事组织工作和各方面安排，曾经组织过上百个部、委、局级单位，26个省、市、自治区和上千个厂、矿、院校、所，以及各军兵种的有关单位，分工协作，联合攻关。这种情况，是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和在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下才能做到的。人力集中了，中国科技大学创办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批高等院校都办起了有关的科系或专业。1958年，我国第一台电子管电子计算机研制成功，第一枚探空火箭上天；1959年我国研制成功半导体晶体管电子计算机。科技十二年规划提前五年，于1962年经过认真检查，具体项目基本上完成了，从而有效地解决了一批我国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科学技术问题，使我国科学技术水平提高一步，缩小了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为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1963年，周恩来提出，实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主要要求是，实事求是，循序前进，相互促进，迎头赶上。
到了国民经济困难时期，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决策问题是：我们的导弹、核武器要不要继续搞下去？是上马，还是下马？争议相当激烈。周恩来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表示要决心搞下去。他的态度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认为不能放松，更不能下马。周恩来提出，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完全靠自己的力量搞出原子弹来。当时调整国民经济，全国其他基本建设几乎全部停了下来，但是这方面的工程不仅没有下马，反而有了很大的发展，决心要把原子弹、导弹搞出来。
1962年11月，在中共中央领导下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专门委员会，有七个副总理、七个部长参加（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领导我国的原子能工业建设和核科技工作。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林彪曾经提出一个主张，叫做“两弹为主，导弹第一”。这个主张没有重点，使下面捉摸不透。周恩来在专门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先抓原子弹”的战略思想。在1962年12月4日的专门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周恩来原则同意了二机部关于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准备工作的“两年规划”。这个规划在1963年3月的专门委员会会议上被正式批准。周恩来提出了“三高”的指导思想，即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学计划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
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那一天，周恩来派张爱萍为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处理可能出现的问题。周恩来和贺龙、聂朵臻在北京，亲自在电话机旁听着现场指挥口令和倒数时间的声音。张爱萍在核试验场手持话简向周恩来准确地回答提问和报告情况。试验取得了成功，中华民族精神为之大振。世界友好国家和人民，纷纷向我国表示热烈祝贺和同情支持。周恩来说：我们原子弹一响，美国的冲绳基地就向关岛迁移了。他问二机部部长刘杰研制氢弹的安排考虑。刘杰答：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吃不透，大约需要三五年时间。周恩来说，五年是不是太慢了？
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七年零四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那时法国已经研制了四年多，还没有搞成功。各国对研制氢弹的技术都严格保密，只字不漏。二机部经过反复论证，向中央专门委员会呈报了《关于加速发展核武器问题的报告》，把原理探索作为突破氢弹技术的首要措施，得到了周恩来的首肯。1965年2月3日和4日，周恩来主持第十次专门委员会议审议并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力争于1968年进行氢弹装置的爆炸试验。”也就是说，要以比美、英、苏都快的速度把氢弹研制出来。
在氢弹的研制过程中，周恩来为大家制定了工作指导方针：“严肃认真，周到细致，稳妥可靠，万无一失。”这十六个字充分体现了周恩来一再强调的要“保证产品的高质量”和“绝对保证安全”的思想。他还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方针，其中最重要的是1965年3月20日专门委员会议上他提出的“我们反对核讹诈和核威胁，不主张搞几百次核试验，因此我们的核试验都要从军事、科学、技术的需要出发，都要做到一次试验全面收效”。按照这个方针，我国从1964年10月到1987年6月的近23年时间里，只进行了33次核试验，而美、苏几十年来分别进行了800多次和600多次核试验。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地进行了一次300万吨级的空投氢弹试验，提前实现了原定的1968年进行氢弹试验的目标。从原子弹到氢弹，是一个质的飞跃。实现这个飞跃，我国用了两年零八个月，与美、苏、英、法比，速度是最快的，技术水平也比美、苏首次试验的氢弹水平高。
以周恩来为首的专门委员会，最初只管核武器研制：1964年开始也管航天事业了。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要以此带动尖端事业的全面发展，并把专门委员会的工作转移到战略导弹和人造卫星上来。他说：“下半年重点抓战略导弹。要从东风二号抓起。”对于原子弹，他指出：要加速小型化，我们要真正制止核讹诈，就必须有自己的真正核威慑力量。在当时，要真正具有核威慑力量，核弹就必须能装在导弹上，否则是不行的。1966年10月27日，我国进行了原子弹和导弹结合的试验，导弹装上真的核弹头，在自己国内从发射场打到降落地。聂荣臻亲自指挥了这次试验，试验获得了成功。
周恩来又提出：“两弹结合进展顺利，接着要抓战术导弹（地空、海防）。”这也是他的用突破战略武器来推动发展战术武器的思想。专门委员会的第十三次会议上，确定了战略、战术导弹共有十几个型号。周恩来进一步明确工作重点，指出战术武器的研制工作，“要为地空导弹让路”。在1965年12月29日至31日的第十四次专门委员会议上，周恩来还明确提出要求说：“明年是导弹年，要有收获”，“明年中程、高空、核弹头，有对空的、对航的、低空的，后年要出更大成果。”到1967年9月，我国防空部队终于用自己国产的新型地空导弹，把改进了的美国高空侦察机击落了下来。
也是在这期间，专门委员会原则批准了研制攻击型潜挺。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成功，是周恩来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正确思想在科学实践中的丰硕成果。这项工作，我国是从零开始的。钱学森说过：“大家想一想，假使中国没有原子弹、导弹，那中国是什么国际地位？”
周恩来对每次核试验、导弹试验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都要亲自听汇报，找专家咨询，仔细检查各方面的准备工作，要求把各种不利或意外因素都考虑到，采取最可靠的保险措施。他语重心长地告诉大家：核试验关系重大，绝不能有一丝一毫马虎，我们国家穷，做什么事，都要考虑到，略有失误，都会加重人民的负担。正是由于贯彻了周恩来的指示，我国的“两弹”试验和外国相比，事故最少，伤亡最小，成功率最高。后来，1970年7月，核动力陆上模式堆运行试验准备就绪，中央专门委员会进行讨论时，周恩来着重审查了启动运行的安全问题，井指出这是核动力的起点，也是奠定核电站的基础。这年11月的一次专门委员会会议上，他提出我国发展核电站应当遵循“安全、适用、经济、自力更生”的方针。1974年三四月间，他带病最后一次主持专门委员会会议，审查并肯定了上海的核电站建设方案。
我国的国防科研和国防工业，能够独立自主地顺利发展，十年动乱的严重破坏下也没有中断，并为大规模地发展科学技术创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经验，这是和周恩来的亲切关怀与正确领导分不开的。 十四、振兴中华提出四化
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个方针的贯彻执行，我国的经济状况一天天好转了。
周恩来是多么希望经济建设能够稳步地、持续地发展，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呀！在这个时期，他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周恩来正式向全国提出“四化”号召，是在1964年12月20日到1065年1月4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他在这次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概述了我国农业、工业、财政贸易、文化教育等方面已经取得的巨大成就，宣布调整国民经济的任务已经基本上完成，整个国民经济将要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他说：“今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要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
再早一些，1963年1月底，他在上海科学技术工作会议上已经提出过：“我们要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们祖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强国。”
周恩来最早讲“四化”是在1954年。这年9月2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
从1954年起，在以后的20多年中，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周恩来先后讲过七次，内容越来越完整。“四化”终于为全国人民家喻户晓。
50年代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仿照苏联的模式。周恩来一面认真地领导大家学习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一面强调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结合中国的国情。他不断发现苏联的经验不能照搬照抄，指出不能说苏联怎么样，我们就必须怎么样，我们要结合自己的具体情况分析研究，要有创造和发展。他当时提出四个现代化，就是我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跳出已有模式的开始，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建设的实践相结合的新认识，是思想上的一个飞跃。
革命胜利了，怎样进行建设？苏联的经验是要实现国家工业化，标准是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产值中达到70％。斯大林1933年对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作总结，就是说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已经增长到70％，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了。我国在革命战争年代，考虑过我国未来是要实现工业化的。毛泽东在1945年曾经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是为着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斗争，而且是为着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而斗争。”建国前夕，毛泽东又说：“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通过的《共同纲领》中，也提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的人民经济，稳步地变农业国为工业国。”
1952年8月，周恩来主持起草《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草案）》。那时，在这个草案里，提到的基本任务还是“为国家工业化打下基础”。
经过三年恢复和一年建设的实践，周恩来和中共中央的同志显然已在考虑“现代化”的要求了。周恩来1953年9月在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上提到了“国防现代化”。这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发的经中共中央批准的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中，也提到了“现代化”，并且讲了“工业化”同“现代化”的关系：“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就可以促进农业和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可以建立和巩固现代化的国防，就可以保证逐步完成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改造。”这说明当时的看法是，“现代化”是由“工业化”而来的，要由实现“工业化”而促进“现代化”。
在上面这些思想认识的基础上，1954年9月23日，周恩来根据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积累的经验，根据人民进行经济建设实践的体会，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建设和发展我们的国家，需要有一个长期的、振奋人心激励斗志的奋斗目标。当时提出这样的目标是很有远见的。因为，原来的“工业化”的标准显然不能起到长期奋斗目标的作用。“工业化”的标准，如果按照苏联的百分比要求，即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总值中占70％，我国达到这个要求所需的时间并不用很久。根据一些材料估计，在抗日战争以前，我国现代工业产值只不过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0％左右。1953年的统计，我国使用机器的工业的产值1949年约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左右，1952年是28％左右。1956年7月，周恩来在会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波波维奇时讲到：我们要实现工业化，至少必须争取使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达到60％到70％。这里所说的这个百分比大体相当于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时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我国，1957年，工农业总产值1241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704亿元，占56.7％。1958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649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083亿元，占65.6％。1959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1980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1483亿元，占74.9％。所以，如果按照60％到70％的要求来说，1958年已经达到了；如果按照苏联宣布由农业国变成为工业国的百分比要求说，1959年也已经达到了。
但是，周恩来多次对周围工作人员明确说过，他不赞成过早地宣布实现了工业化。1956年2月8日，他在国务院第24次全体会议上说：“绝不要提出提早完成工业化的口号。”
这年9月，他在中共“八大”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对工业化的解释有了创造性的提法。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主要要求就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一点，后来写进了“八大”通过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的建议》中。《建议》要求“保证我国有可能大约经过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基本上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使我国能够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
11月，他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引述了“八大”的方针：“为了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我们必须在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点的时间内，基本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建成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这就把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内容充实和进一步发展了。
什么叫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在中共“八大”上周恩来曾经解释过。他说：“这样的工业体系，能够生产各种主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基本上满足我国扩大再生产和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需要。同时，它也能够生产各种消费品，适当地满足人民生活水乎不断提高的需要。”后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他进一步说明：“我们的工业化，就是要使自己有一个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他说：“我们所说的在我国建立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主要是说，自己能够生产足够的主要的原材料，能够独立地制造机器，不仅能够制造一般的机器，还要能够制造重型机器和精密仪器，能够制造新式的保卫自己的武器，像国防方面的原子弹、导弹、远程飞机，还要有相应的化学工业、动力工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等等。但是，应该指出，基本上完整并不是说一切都完全自足。”
这是周恩来在国家建设的实践中对工业化标准的认识的深化，也是对我们国家和民族在相当长时期内奋斗的目标认识的深化，进而提出了四个现代化。当然，现代化的要求更为长远，更有号召力，更激奋人心；而现代化的目标一经提出，随着实践的发展，周恩来的认识也继续发展着。
1954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现在我们说的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有所不同，主要是现在不再把交通运输的现代化专门作为一项内容。这是因为周恩来后来作了更改；同时，这几个现代化的提法，也受到了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的重视和接受。1957年8月13日到20日，周恩来在北戴河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1958年计划、预算以及国务院的体制等问题。他在会上讲到工业的时候，说工业是“包括交通运输在内”的。他指出，“交通运输是要先行的，但要全面安排”。因此，交通运输业的现代化就包含在工业现代化之内，不再单独列出了。这年，毛泽东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提了“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8年5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也提了“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决议中，也写上了要为这三个现代化而奋斗。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泽东在边读边议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社会主义部分时，讲到建设社会主义，他说，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也就是耍重新提出1953、1954年周恩来提过的国防现代化。但是，这个主张当时还没有经过中共中央讨论而成为统一的认识。这从1960年朱德的一次讲话中可以看出来。这年9月，朱德接见和宴请班禅额尔德尼。却吉坚赞，在致词中还是说“为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高度发展的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直到1961年9月15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当前工业问题的指示中，才恢复了1954年周恩来的“四个”现代化的提法：“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里边，把文化和科学联在一起提现代化，是并不很恰当的。周恩来主张“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文化，发展民族的、科学的、人民大众的文化”。他说：“我们对欧美文化的态度，是否定其反动的东西，同时吸收好的东西，为我们所用。”“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他认为更恰当的提法是科学技术的现代化。1956年1月，他就曾经说过：“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科学方面的最新成就“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我们必须赶上这个世界先进科学水平。”后来，他在实践中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性和它对工业、农业、国防现代化的重大影响，深刻地认识到我们只有掌握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才能有巩固的国防，才能有强大的先进的经济力量。1963年1月他在上海各界人士春节座谈会上，提出了“科学技术现代化”。他在讲四个现代化的时候说，我们要正确地认识科学技术现代化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大意义，要使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这个思想，周恩来也是早就有了的。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他说过“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
关于建立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周恩来的认识后来也是有发展的。他进一步指出不能孤立地提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同时还应当提出建立国民经济体系问题，要建立我国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因为我们国家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在建立工业体系的同时，必须大力发展农业，加速农业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进程，相应地发展交通运输业。工业现代化和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不能孤立地进行，必须从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的要求出发，全面地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
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完整地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同时，还提出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他这次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以及四个现代化的内容和两步走的设想，当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共同考虑和同意的。“四化”的内涵已经是现在所说的内容；而两步走的设想，表明了周恩来的思想又进了一步。第一步可以说是对工业化的思想的进一步深化，第二步则对“四化”提出了时限的要求。
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宣布四个现代化目标之后，本来打算从1966年起，在建设上用“巨大的而又是稳重的”步伐，开始迈进。但是，“文化大革命”打断了这个进程。
十年后，1974年冬，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代周恩来主持起草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原来的身边工作人员参加了起草工作，提议在报告中把周恩来关于四个现代化建设的一贯思想，作为经济部分的重点来写，与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相衔接。邓小平采纳了这个建议。报告写出后，送周恩来阅后得到了同意。1975年1月18日，在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以顽强的意志，战胜了沉重的癌痛，以激昂有力的全国人民熟悉的声音，作了报告，重申四个现代化的目标。这一报告使全场振奋，长时间地掌声雷动。他再次给中国人民鼓起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斗志。
1978年12月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党工作的着重点从1979年起转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指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这对于实现国民经济三年、八年规划和二十三年设想，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巩固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具有重大意义，”随后，邓小平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 十五、中流砥柱力挽狂澜
1966年，正当中国的经济情况日益好转，形势要求中国共产党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发展生产力，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候，“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突然降临在中国大地上。
“文化大革命”对于周恩来来说，是突然的。他没有思想准备，被动地卷入了这场狂风暴浪中。
“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江青到上海同张春桥合谋，“借用上海攻打北京”，组织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历史学家吴晗《海瑞罢宫》这一文章。当时，周恩来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江、张等约定向周恩来封锁消息。文章写出后，江青说：“不叫周恩来青。”《评<海瑞罢官>》一文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刊出，《人民日报》被迫转载。转载时加的编者按，是经过周恩来审阅修改的。他在编者按中强调要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说理方法，实事求是，以理服人”地讨论问题。他是按照学术问题来看待的。
1966年2月，林彪、江青策划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由江青主持在上海召开。在这个会上，攻击了周恩来，说周恩来对文艺创作提出的“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要求是“资产阶级也可以提的”。戴上了很大的“帽子”。
1966年春天，北方大旱。周恩来忙于八个省、市、自治区的抗旱工作。他亲自兼任河北和北京抗旱工作组的组长，深入各地推动抗旱。3月，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不顾余震危险，大地还在颤动，他就赶到灾区。接着是陪同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在我国参观访问。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贴出所谓“第一张”大字报，煽动揪斗老干部，冲击各级党委。周恩来批评了这张大字报，但是康生背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把大字报底稿送给了在外地的毛泽东。大字报在电台播出了。之后，周恩来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巴基斯坦，回国后，又忙于接待尼泊尔王太子比兰德拉。沙阿。外事工作告一段落时，已经是毛泽东批评派工作组的时候了。周恩来在中共中央的会议上，对这件事承担了责任，说：对工作组的问题，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他同时保护性他说：工作组“绝大多数的干部都是好的”。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讨论《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时，周恩来和陶铸商量并经毛泽东同意后，删掉了原稿中的“黑帮”、“黑线”一类提法，加入了不少限制性的政策规定，如严格分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队伍要区别对待，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要团结95％以上的干部和群众；要文斗不要武斗；不要把运动与生产对立起来；保护科技人员，等等。
1966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林彪、江青一伙打着“中央文革”的牌子，在背后唆使学生、红卫兵“造反”，“火烧”、“炮轰”各个方面的领导干部，意图搞得天下大乱，以便他们乱中夺权。党内外广大干部忧心忡忡，希望中央稳住局面。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的日常工作。他极力平稳局势，但做起来是十分艰难的。当时，“文化大革命”的实际领导权由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把持着，而且显然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这是一种非常错综复杂的局面，这是一场持续而曲折的斗争。
有的外国作家描述道：“周恩来像个绝妙的骑手试图骑在一匹脱缰之马的背上，并最终制服它。”
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像洪水猛兽，这时已冲击到地方党政领导机关和经济部门，红卫兵冲击机关，揪斗干部的事不断发生。8月下旬，周恩来指示中共北京市委在劳动人民文化宫成立北京市大、中学校红卫兵联络总站。联络什么呢？他是要把洪水纳入河道中去流。他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在联络总站内设立办公室，及时解决红卫兵提出的问题。接着，他召开红卫兵座谈会，宣传、解释党的政策。从8月下旬到12月中这三个多月时间里，周恩来参加红卫兵的大型汇报会、座谈会等在40次以上；小型的、个别的约见谈话就更多了。有些会长达四五小时，有些会通宵达旦，他千方百计引导青少年按党的政策办事。周恩来在讲话中，一再指出建国以来的17年中，党和政府的工作成绩大于缺点，要区别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干部要一分为二；犯了方向性、路线性错误的，并不等于“黑帮”。也不是不革命，更不是反革命。他谆谆告诉红卫兵：“不能说全中国的大学、中学所有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党政机关的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某些领导机关的某些领导同志犯了错误，而这个错误即使是某一个时期的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也不能划等号就是‘黑帮’”。“所以，不是说一切领导机关都要‘炮打’，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路线错误、方向错误，不是一切领导人都是‘黑帮’。”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幼稚的青年们冲向社会，开始了遍及全国城乡的大串连，到处“造反”，社会动荡不安。9月中旬，由周恩来定稿的中共中央《关于县以下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规定》、《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报毛泽东后发出。其中规定：各单位凡已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应当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迅速组成抓革命和抓生产、抓业务等两个班子：“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部署结合进行”：“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各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等。这两个文件发下去后，各级党委松了一口气。它们维护了生产建设战线和城乡基层单位的相对稳定，制约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破坏性影响。
这月下旬，周恩来主持批转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农村、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不成立红卫兵等组织的建议，报毛泽东同意后发出。同日。又报毛泽东后发出中共中央指示：学生和红卫兵不到医院串连，医院内部按上述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的建议办。周恩来还专门加了一句：“已经有红卫兵组织的，不再进行发展，也不再进行内外串连”，要他们自动地取消。
这月底，周恩来在审阅《人民日报》国庆社论稿时，认为“将两类矛盾没写清楚，这对当前运动的领导会发生影响”。并亲自作了修改。10月1日，林彪在建国17周年庆祝大会的讲话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同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0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社论，也提出“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为此专门找了毛泽东，说明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说“左”倾右倾，并没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的提法，这样提合适吗？毛泽东坚持自己的看法。周恩来则在后来多次接见群众代表的讲话中，反复强调“资反路线”错误是认识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对于周恩来的言行，江青一伙感到十分恼火。9月底，江青让陈伯达送给周恩来一份所谓几个院校群众组织的汇报材料，里边攻击周恩来“和稀泥”。在江青、康生、陈伯达授意下，由王力、关锋执笔的《红旗》杂志社论中，提到反对“折衷主义”。清华大学大字报也指责“周总理有折衷主义”。林彪、江青一伙公然诬蔑周恩来是“救火队长”。但是，周恩来并不因此而停止采取稳定局势的措施。他又主持起草并发出中共中央文件，指出：“革命学生组织不要限制原工作组或学校当局和上级党政机关领导同志的行动自由，使他们得不到必要的休息。”“机密、要害部门、新闻、广播部门和中央局首脑部门，一律不进行革命群众的内外串连。”“不应干涉机关内部革命或妨碍机关正常工作，不应率领群众进出机关办公科室，进驻或封闭机关，搜查机关文件，或要求设联络站，特别是不许进入机关中的机要、通讯和技术保密部门。”文件指出，上述方法，可以同样适用于革命学生组织与农村公社、城市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研究设计机构之间的革命串连，“也不应干涉他们本身的革命和生产、业务问题”。11月初，上海的“造反派”王洪文等煽动群众攻击中共上海市委，10日制造了沪宁铁路全线中断行车30多小时的“安亭事件”。周恩来、陶铸对他们进行了严肃批评。但是，“中央文革”派去上海处理这一事件的张春桥，同王洪文达成协议。同意他们的要求，为自己培植了一支篡党夺权的帮派势力。
在中央，周恩来继续努力控制局面。11月中旬，他把一批单位列为重点，不准外面的人去冲击。同月，他起草了北京大、中学校师生暂缓外出串连的通知。他还采取了其他一些措施。可是，由于林彪、江青一伙的阻挠、破坏，很多措施没有能实现。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元旦社论，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张春桥、姚文元急忙赶到上海，接见“造反派”组织“工总司”的头头们说，“当前的基本问题是把领导权从走资派手里守回来。”6日，在他们指挥下，以王洪文等为首的“造反派”篡夺了上海市党政大权，刮起了“一月风暴”。接着，山西、贵州、黑龙江、山东等省党政领导机关先后被所谓“造反派”夺权。夺权之风遍及全国，加剧了混乱的局面。1月下旬，周恩来和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等一起修改《中央军委命令》稿，形成军委“八条命令”，如一切指战员及其他工作人员不得擅离职守，必须坚守岗位，严格区分两类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或变相体罚，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行、罚跪等。周恩来把这个文件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下去，指出八条命令“除第七条关于军队的文化大革命的部署外，其他各条，都适用于地方”，力图扭转混乱局面。2月中旬，由周恩来主持在怀仁堂召开的碰头会和稍前召开的军委会议上，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作法表示强烈不满，对林彪、江青、康生、陈伯达一伙诬陷迫害老干部，乱党、乱军的罪恶活动进行了大义凛然的斗争。周恩来在会上还责问“文革小组”一伙：《红旗》第13期社论发表前为什么不送阅？在2月16日碰头会的激烈斗争之后，当天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就秘密整理了《二月十六日怀仁堂会议》材料，经与江青密谋，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在18日晚严厉批评了这些老同志。从2月25日起到3月18日，江青、康生，陈伯达等在中央召开的多次会议上，以“二月逆流”的罪名批斗这些同志，江青一伙指责周恩来是“二月逆流总后台”。
1966年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已经通过“造反派”散布“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把矛头对准国务院和总理周恩来。1967年初，北京大街上连续出现打倒周恩来的标语。江青曾多次召集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张春桥、姚文元在钓鱼台诽谤周恩来。周恩来巍然不动。2月18日，他接见国防工业口“造反派”代表时，继续指出：宣传、财政、外交、国防、国防工业等大权属于中央，不能夺；走资派有的地方不一定有，即使有也是少数人。3月21日，他在一个文件上加了这样一段：“要正确对待干部问题。对他们要进行调查研究，阶级分析。对犯错误的各级领导干部要根据党的政策，按其情节轻重分别处理，不要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排斥，一概打倒。”康生给外交路线扣上了“三降一灭”的帽子，有人告知周恩来，周恩来说：“不通。”在他主持中央碰头会时，还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禁止挑动农民进城武斗的通知》。
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一伙对周恩来的攻击和诬蔑不断升级。1967年5月，军队中文艺界的两派都要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而演出。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都希望“两派同台演出”，以利于促进团结。但是林彪、叶群支持一派，挑起武斗，造成了流血事件。这月，造反派贴出炮打周恩来的大字报、大标语，并称“总理是老保”。6、7月间，“中央文革小组”一伙多次在会议上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建日期不应是“八一”南昌起义，而应是“九九”秋收起义。也在这期间，江青把解放前国民党报纸上伪造的所谓“伍豪等脱离共产党启事”送林彪、周恩来、康生，说什么“他们查到一个反共启事，为首的是伍豪（周××）”。周恩来立即以事实加以驳斥，说明“纯属敌人伪造”。林彪和“中央文革”一伙企图整垮周思来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王力、关锋、戚本禹加紧组织和操纵着反革命阴谋集团“五一六兵团”，连续抛出反对周恩来的大字报、标语、传单，他们要夺“旧国务院的大权”。王力在8月7日讲话，煽动群众夺取外交部大权，矛头直指周恩来，江青、康生、陈伯达都表示支持。随即发生了火烧英国驻华代办处那样的一系列涉外事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对外关系和声誉，林彪在8月9日鼓吹“要建立新的国家机器”；江青提出“文攻武卫”的口号煽动武斗，全国混乱达到顶点。周恩来把王力的讲话送给在外地的毛泽东阅，毛泽东看后指出是大、大、大毒草。8月底，毛泽东批准周恩来的报告，对王力、关锋实行隔离审查，陈伯达才被迫宣布：外交大权归中央，由周总理负责。9月上旬，周恩来在北京市革委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批评红卫兵对形势的错误估计和“揪军内一小撮”、“对香港、九龙的斗争”等错误作法。他在会见广州地区各派赴京代表时疾呼反对武斗，制止武斗。他对财贸口各部“造反派”要夺武器、夺金库表示强硬态度，说：“夺就是非法的，当场就要逮捕”：“如果你们组织一些人去夺金库，那你们算造反派，还是强盗？”“如果夺金库就开枪”。他在接见前往哈尔滨的调查组人员时，批评了7、8月间极左思潮的煽动，指出现在的中心问题是反对武斗，反对夺枪，抓革命，促生产，促业务。经过艰苦的工作，全国的形势逐渐稳定下来。
林彪、“四人帮”利用“文化大革命”篡党夺权，他们的首要一着，是打倒一切党政机关领导人。因此，保护领导干部还是打倒领导干部，是当时极为尖锐的斗争焦点。在这暴风雨般的年代中，周恩来身处中央岗位，他殚精竭虑，努力保护一切他力所能保护的同志。
1965年11月《人民日报》被迫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后，周恩来一而主张要说理，一面曾对吴晗说：“吴晗老，我给你换个工作怎么样？”这种保护措施，后来由于形势迅速发展而未能实现。“文化大革命”之初，周恩来就指示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对罗瑞卿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他指示吴法宪把罗瑞卿安排到空军医院，吴法宪却请示叶群后予以拒绝。罗瑞卿只好送到另一家医院。当有人要罗瑞卿参加批斗会时，周恩来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人要把罗瑞卿揪走，周恩来说：“绝不能让抓人。”当一些人还是把罗瑞卿揪走后，周恩来反复做工作，终于把人要回。“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对于老帅们的保护，更是人所周知的。他很少考虑自己，但对战友们却关怀备至。从1966年12月到次年1月底的50天中，周恩来接见外交学院造反派五次，累计20多小时，其中有一半是说服他们正确对待陈毅的。12月31日。各军事院校“造反派”把几位老帅列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代表，周恩来就向他们做工作，说：陈、叶两副主席和刘、徐、聂三位副主席，是拥护毛主席的，“以他们做为全军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是不符合实际的”。“反击二月逆流”后，陈伯达、戚本禹煽动群众攻陈毅，周恩来指示北京卫戍区布置保护陈毅安全的措施。他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造反派”每次批斗陈毅，周恩来都要亲自参加，这是极有力的保护，但又等于陪斗。有一次，他在连续工作18小时后又因遭到一伙人长时间围攻，而心脏病发作。对贺龙的保护，周恩来也是作了最大的努力。1966年7月，康生诬陷贺龙等在北京“调动军队搞二月兵变”。8月，林彪指使吴法宪编造诬陷贺尤的材料。12月，周恩来为了贺龙能正常工作和休息，帮他移住国务院新六所。月底，江青煽动群众造贺龙的反。
1967年1月9日。林彪亲自攻击贺龙。接着，贺龙家被抄。周恩来把贺龙移住到中南海西花厅。不久，中南海也分成了两个群众组织。周恩来对贺龙说：现在中南海也不安全，我另外给你找个安静地方，休息一下，秋天再接你回来。他把贺龙移住到西山某处。对外，他不断嘱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2月22日，江青要周恩来表态“把贺龙揪出来”。遭到周恩来严辞拒绝。但后来林彪、江青侦知了贺龙藏身之处，把他作了转移，周恩来再也找不到他了。直到林彪摔死，周恩来才得知贺龙已去世；他派人专程接回贺龙夫人薛明，失散五年的孩子们也团聚了。彭德怀是1966年12月被江青指使“造反派”从成都劫往北京的。彭德怀所在单位向中央请示，周恩来下达二条指示：（一）由成都军区派出部队与红卫兵一道护送彭德怀同志到北京。沿途不许任何人截留，不得对他有任何侮辱性的言行，绝对保证他的安全。（二）不坐飞机，由成都军区联系火车来京。（三）由北京卫戍区派部队在北京站等候，并负责安排彭德怀同志的住宿和学习。红卫兵把彭德怀劫持到北京火车站后，立即向戚本禹报告，成本禹眉飞色舞地在“文革”碰头会上通报这个消息，恰好周恩来在场。他立即站起来说：这事由我来处理，由我派人去接。随后他就离开会议室，亲自去安置。彭德怀暂时被“监护”期间，从年底到1967年7月由专案组管理之前，他没有受到后来那种非人的折磨和摧残。
对其他老帅，周恩来也倍加关注。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他曾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傅崇碧等，到几位老帅的住地，视察那里的警卫工作。1967年2月上旬，“造反派”在三座门闹事，矛头指向徐向前。周恩来对此极为重视，并通报给聂荣臻、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傅崇碧等。林彪、江青一伙反“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一些群众组织要冲击老帅们住地。周恩来专仍找卫戍区领导人研究保护措施，要他们把老帅们安排在安全地方，加强警卫，并研究了万一老帅们受威胁时需要采取的应急措施。这年八一建军节，林彪、江青等坚决反对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出席招待会，周恩来决定直接向毛泽东请示，得到毛泽东同意，三位老帅仍旧出席了招待会。周恩来为了避免意外，还布置了老帅从住处到人民大会堂的行车路线。10月，老帅们都住在西山，江青指使群众组织去搜山。周恩来知道后，马上指示傅崇碧派两个团前去劝阻、警卫。
1966年12月，当周恩来得知彭真、刘仁、万里、夏衍等被揪走后，立即令傅崇碧、周荣鑫把人找回。他说：“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并指示要保护好他们。后来，卫戍区找回了人，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批评了抓人的组织。当一些人要揪斗薄一波时，周恩来批示薄“休养六个月”。去了广州。12月下旬，国家经委“造反派”赴广州揪薄一波，中共广东省委报中央办公厅，周恩来指示：应由军区派队伍按彭德怀的三条，乘火车护送来京。后来，薄一波在被“监护”期间，备受折磨，周恩来指示把他送进医院，进行治疗和保护。当康生煽动一些人制造所谓“六十一人叛徒案件”时，周恩来亲自起草电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和吉林省，指出刘澜涛、赵林的出狱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同时写信给毛泽东，明确提出他们的出狱确为“中央所决定，七大、八大又均已审查过，故中央必须承认知道此事”。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煽动群众打倒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则千方百计关怀他们，花了大量的精力。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原定从1日到5日开五天。到8月4日，决定延长，开中央政治局生活会。江青在底下布置要大家批判刘少奇、邓小平。生活会一开始，打头阵的是谢富治，几次会上只有周恩来、陶铸始终不发言。9月间在北京先农坛体育场召开的红卫兵万人大会上，周恩来正在讲话时，会场的一角突然喊出了“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周恩来听到后，立刻转过身去，背向会场，表示反对。直到会场平静下来他才继续讲话，说：即使是犯了路线错误的同志，也不能说他是不革命的，更不能说他是反革命的。10月中旬，有的学生在天安门张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周恩来派童小鹏等去布置劝阻。这时，清华大学“造反派”要王光美去听取批判，周恩来批示：“我准备派人去录音，带回给王光美同志，而不要她去参加会议。”11月中，中央政法学院群众组织要开会批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从他上追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得知后通知新华社：刘、邓问题中央已经解决，不要在群众中搞，中央不支持他们开这样的会，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广播电台都不要派人去参加。他给邓小平打招呼，要他尽量少出中南海。12月，清华大学的群众组织又提出要揪王光美回清华检查，请示“中央文革”。“中央文革”回答：凡是革命的行动都支持。周恩来知道后嘱咐，如来要人时必须向他请示，他们揪王光美就与刘、邓联系起来，对刘、邓不宜采取揪斗办法。1967年1月，在江青怂恿下，蒯大富用谎言企图把王光美诓出中南海，周恩来得知后迅速驱车到刘少奇家，可惜王光美已被劫持到清华园。周恩来立即打电话批评蒯大富，指令他迅速送回王光美。蒯大富无视周恩来的指示，周恩来就派秘书到清华坐催，终于接回了王光美。同月，北京“造反派”在中南海各门外叫嚷要揪斗刘少奇、邓小平和其他负责同志，被周恩来断然拒绝。7月，江青、康生、陈伯达等趁毛泽东不在北京之机，策划了100多个群众组织共1.5万余人在中南海西门外安营扎寨，要把刘少奇揪出中南海，几百个高音喇叭对准中南海日夜狂吼。在这滔滔恶浪袭击中，周恩来独撑危局。他亲自打电话批评群众组织头头说：“你们如果冲中南海，就是错误的，错误的，错误的。”他坚定地说：“我就是大炮轰，也不能离开中南海！中南海是党中央所在地，你们要想冲进中南海，除非从我身上踏过去。”他对身边的人说：“只要我住在这里，高音喇叭只能喊，”造反派“不敢冲。我要一走，他们冲进来怎么办？中南海住着的老同志怎么办？”他拼着一身，保护了刘少奇、邓小平和许多掩藏在中南海的领导干部。1968年刘少奇病重，周恩来还动员了北京医院的医护人员去护建。他在当时环境下做了自己能够做到的一切。
周恩来在“文革”中保护干部，是写不胜写的。他以高超巧妙的斗争艺术，保护很多人过关：他在惊心动魄的风浪里，使很多人得到安全。他一批又一批地接被批斗的领导干部住进中南海或者安置在可靠地方：他一次又一次他说服红工兵和“造反派”要尊重宋庆龄等著名人物；他劝“造反派”不要揪斗，要文斗不要武斗，他指示要保护政协机关、民主人士，并对一批上层民主人士直接采取了保护措施。他保护了班禅等宗教界领导人。他亲自写电报稿叫对少数民族代表人士赛福鼎等采取保护方针。他对不少著名的科学家如钱学森、季四光、华罗庚等也都想方设法保护过去。许多知识分子、国家干部甚至普通党员、一般群众，都深深记得在那惊涛骇浪中周恩来对自己的关怀和爱护。对于被揪被斗甚至被“罢官”的党内外干部，他批示工资待遇一律不变，保证了他们的生活。有时候，他根据毛泽东叫保护某人的批示，开列名单保护了一大批；有时候，他采取的保护干部措施事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例如，周恩来要傅崇碧把李井泉、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人送到安全住所保护起来，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当着周恩来的面追问傅崇碧这些人的下落，追得紧了，傅说了句：“上面知道。”周恩来则坚持不允许他们批斗。当天，傅崇碧见到毛泽东时报告了此事，毛泽东赞同说：“总理做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拍桌子追问，傅祟碧就说，“你们去问主席吧。”江青一伙不敢再问了，后来，傅崇碧把见毛泽东的情况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爽朗地大笑起来。
但是，尽管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党政领导干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视为异己，仍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周恩来不可能一一顾到，顾到的也不可能一一如愿。到批判所谓“二月逆流”以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停止了活动，“中央文革”取代了政治局，军委办事组取代了军委常委会，林彪、江青等攫取了党、政、军的极大权力。幸而政治局常委和“文革”碰头会还有周恩来参加，他在内部力排众议，据理力争，尽可能地减少损失，保护力能保护的一切，保存党和国家的元气。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在文化教育战线进行的，但很快就波及经济战线。周恩来既要应付“文革”带来的种种冲击，又要应付各部门各地方“造反派”的种种纠缠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阴谋暗箭，还要不分昼夜地了解和处理经济方面出现的各种问题。他曾对余秋里、谷牧等说：“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
1966年9月15日，周恩来在接见全国各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着重讲到：“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干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当时，学生免费乘车“大串连”。周恩来担心的是铁路停断和阻塞，整个国民经济瘫痪。林彪、江青等要“天下大乱”，周恩来则一再嘱咐：工农业生产绝对不能中断，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他采取了许多措施，保证这年农村“三秋”任务的完成和城乡生产建设秩序的暂时稳定。
10月，林彪关于取消《军队院校的文化大革命在撤出工作组后由院校党委领导的规定》的批件发出后，全国掀起了“踢开党委闹革命”的浪潮，大批工交企业领导班子瘫痪了。周恩来十分焦虑，一再讲经济建设要尽可能设法继续进行，强调工交企业要业余闹革命。毛泽东在1966年10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抓革命，促生产”的思想后，周恩来立即把它作为与林彪、江青一伙煽动“停产闹革命”作斗争的武器。他亲自主持讨论修改了《人民日报》11月10日社论《再论抓革命促生产》。社论说：“工农业生产稍有间断，就会影响到人民的经济生活。”“在工矿企业、事业单位和农村里搞文化革命，必须在生产以外的时间进行，利用业余时间进行，而不能占用生产的时间，不能离开生产岗位。”当时，林彪、江青一伙鼓吹什么“革命抓好了，生产自然会好”。周恩来多次申明：“我就不相信革命抓好了，生产就会自然上去。”他说：“不搞好生产，工人、农民吃什么？穿什么？我们的国家怎么办？”
11月中旬到12月初的工交座谈会，是一次重大的斗争。陈伯达。王力等企图发布他们起草的文件，否定中央关于工交企业和农村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限制规定。为了防止把工交企业和农村全盘搞乱，周恩来决定把他们起草的文件草案拿到在京西宾馆召开的全国计划和工交工作会议上讨论。谷牧根据周恩来讲话的精神，写了一个修改稿《十五条》。这是一个防止“文革”把工交生产继续搞乱的文件，明确提出工矿企业要业余闹革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分期分批进行，学生不能到工厂串连等。11月22日晚，周恩来、李富春把这个稿子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是，12月4日到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听取谷牧关于工交座谈会情况的汇报。谷牧在周恩来的支持下准备了“汇报提纲”，系统地提出了与企图搞乱工交企业的指导思想完全对立的一系列意见和建议。“中央文革”一伙人立即围攻批判。6日，林彪对“汇报提纲”作了彻底否定的总结讲话，说工交座谈会是“错误的，思想很不对头”。这次会后，由陈伯达一伙搞了一个《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十条规定（草案）》下达全国，规定工人群众可以建立“革命组织”，可以串连等。12月15日，林彪又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草案）》，下发全国。至此，全国普遍大乱，工农业生产受到严重影响。
1966年上半年，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是顺利的，仍然保持着60年代前半期调整国民经济的好势头。下半年，经济建设开始逆转。从1967年1月到1968年，“文化大革命”恶性发展，使经济陷入全面混乱，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各级领导机关陷于瘫痪，正确的方针政策和规章制度遭到批判，经济工作处于无计划、无政府状态，工农业生产水平迅速下降。1967年的工农业总产值比1966年下降9.6％，1968年又比1967年下降4.1％。交通运输量和基本建设都大幅度跌落。1967年5月，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说明铁路、航运关系到全国交通命脉，决不能中断。毛泽东支持这个意见。周恩来就召集李富春、李先念、叶剑英、余秋里、肖华、构成武、谷牧等讨论，决定发布不许中断铁路轮船交通的命令。尽管周恩来想尽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制止生产下降，甚至每天阅读《铁路运输日报》，亲自拟电文，打电话，直接抓生产、运输调度工作，这些都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终因动乱的全局无法扭转，他的良好愿望未能完全实现。
1968年12月，周恩来批准召开全国计划会议。这是扭转经济工作无计划无政府状态的又一次重大努力。但是，会议从12月初开始后，各地群众组织的代表在会上争吵不休、互不相让。12月27日凌晨，周恩来疲惫已极。他忧虑地对余秋里说，“今年只有5天了，明年计划还没有搞出来，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和人民生活必需品安排哪里生产，往哪里调运，没有个计划怎么行呢！”后来，只好要余秋里先搞一个1969年第一季度的计划安排方案，提出几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指标，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后下达，1969年第一季度将要结束时，召开了全国计划工作座谈会，讨论1969年度计划纲要。周恩来亲自审查修改，并到会上作报告，阐述“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强调了独立自主、艰苦奋斗的重要性，针对林彪、汪青一伙搞形式主义那一套，提出了尖锐批评。他说：毛主席语录已发行7亿多册，毛主席橡章越做越大，已做了22亿个，有些人就是搞封建阶级、资产阶级的作风，我们要的是勤俭之风。
这期间，他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破坏进行着持续的斗争。1969年7月，二机部汇报说，林彪下令要把在一线的原子能工厂全部迁到三线。周恩来制止了这个毁灭性的破坏。这年4月，他召集李富春、余秋里、粟裕以及国防工办、国防工业军管小组、冶金部、一枫部、三机部、七机部等部门负责人开会，解决飞机生产方面的质量事故问题，对检验制度的取消提出了批评。1970年2月，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合理的规章制度还是要，废除了不行。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潮。”3月，他在接见全国计划会议代表时又说：“不是不要规章制度，合理的不能破。”从1969年起，工农业生产状况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依靠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努力、坚持斗争得来的。但是，由于当时“左”的错误加上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盲目冒进的倾向相当严重。林彪一伙借口备战，提出要“用打仗的观点观察一切，检查一切，落实一切”；宣扬“什么比例不比例，打仗就是比例”，盲目大上军工项目，不断扩大规模，造成工业与农业、轻工业与重工业比例严重失调，1970年固定资产投资又过度膨胀。这年2月全国计划会议提出的第四个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纲要（草案），于同年9月提交中共九届二中全会讨论，由于林彪、陈伯达等的破坏，也没有讨论成，国民经济出现了日益危险的倾向。
对于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周恩来是不理解的，正如他1967月29日在群众大会上所说，自己也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但不久后，他看到了这是一场灾难。对于这场灾难，他认为硬顶是不行的，必须“因势利导，否则就会被冲垮”。他说：要做“弄潮儿”，“站在潮头上，做旁观人不行，做对立的把你冲垮”。他把个人的生死荣辱置之度外，1966年冬他对一位领导人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他还说过：“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些话表明了他当时的沉重心情和辛毅态度。他忍辱负重，在潮头上审时度势，尽力维护党和国家的利益。他的处境非常困难，一方面要使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继续进行，另一方面要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要保护大批党内外的干部。他要同林彪、江青一伙坚持斗争，而斗争又必须限于毛泽东能够接受的程度之内。这是一场既艰苦又强韧的战斗，有时候，甚至不得不说一些不想说不愿说的话，做一些不想做不愿做的事。正如邓小平后来谈到周恩来时所说：“在‘文化大革命’时，他所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也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周恩来维护了党和国家的大局，相当一批干部保存下来了，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终于没有崩溃。这一切，都为后来的恢复和发展准备了条件。
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常常连续工作十七八甚至二十多小时不得休息，有时连吃饭也顾不上。他曾感慨地对医生说：“‘文革’要让我少活十年。”1967年2月3日，他感到异常不舒服。经医生会诊，发现有了心脏病。他叮嘱秘书保守秘密。这年夏天，他的健康状况显著下降，但仍坚持通宵工作。9月24日，他对邓颖超说：我一到早晨8时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发抖。到1968年9月，总理办公室被迫撤销，只留下了两个秘书，大量的具体工作都得由70高龄的周恩来亲自动手。人们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他不能休息。如果他离开岗位，林彪、江青等正是求文不得。正如国外有的作者所说的：“只要他在其位，就可以在处理政府的日常工作中，保持某种明智，对受到威胁的干部给一定保护，可以减轻数百万人的痛苦。此外，他可以阻止野心家篡夺最高权力的企图，防止爆发一场新的悲剧。如果他离职，内战局势势必更加恶化，如果他公开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自己成为英雄，其处境将更加困难、不堪设想。”
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在“文化大革命”的头几年，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但他们在结成联盟的同时，彼此间又存在着尖锐的矛盾。1969年中共“九大”，林彪被确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九大”后，他们间的矛盾增大，到1970年，林彪意识到江青、张春桥等人的势力发展有超越自己的趋势，他图谋提前“接班”，从而发生了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一伙发动的突然袭击，打乱会议的原定议程，提出要设立国家主席，企图让林彪当上国家元首。周恩来协助毛泽东粉碎了这次阴谋。他不顾自己有心脏病，极度操劳，甚至有一回因连续工作36小时而昏厥。这次会后，他按照毛泽东的提议，主持华北会议，揭发批判陈伯达的问题。华北会议推动了批陈整风运动逐渐展开。1971年3月初，林彪说：“南唐李后主有两句诗，‘几曾识干戈，垂泪对宫蛾’，他就是因为不懂得武装斗争的重要性，所以才亡了国。这是前车之鉴，我们不能束手待毙。”他授意林立果搞一个武装暴乱计划。林立果等制订了取名为《“571工程”纪要》的武装政变计划。8月，毛泽东到南方巡视，沿途同五个大军区和十个省、市负责人谈话，点名批评林彪及其一伙。林彪策划在途中杀害毛泽东。在北方，林立果交代必要时“要把周恩来干掉”。由于毛泽东有所察觉，提前在9月12日傍晚回到北京，林彪他们的谋杀计划没有得逞。9月12日前后，周恩来连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讨论、审定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稿。13日晚10时半左右，他得到报告，北戴河林彪住地出现异常情况而且当地有飞机，周恩来下令追查飞机的行动。午夜12时半，得知林彪乘飞机强行起飞。周恩来立即下令关闭全国机场，所有飞机停飞，开动全部雷达监视天空。1时50分，空军调度室报告：林彪飞机越出国境，进入蒙古，从荧光屏上消失了。周恩来放下电话简，生气地说：“叛徒。”他立即乘车在中南海报告毛泽东。随后，为了毛泽东的安全，他劝毛泽东到人民大会堂暂住，并指挥了拦截林彪死党周字驰等劫持的直升飞机的战斗。3时左右，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保卫中央的工作。后来，得知林彪的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坠落，机毁人亡。周恩来指示中国驻蒙古大使带随员亲到现场察看，处理善后。
这次事件，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三天三夜没有睡觉，指挥调度，防止各种突发事件。他的机智果断的处理，周密的安排。使党和国家转危为安。 十六、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恩来忙于对国内外大事的操劳处理，经党顾不上吃饭，顾不上休息，夜以继日，日以继夜。有一次，一位烈士子女来探望他，恳求他保重身体。在傍晚的院子里，周恩来目光炯炯地看着这位同志，说道：“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有八个字：鞠躬尽瘁，死而后己。”
这是周恩来决意面向这场灾难，为党和国家献身的忠诚誓言。这八个字贯穿了他的一生。
林彪自我爆炸后，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1971年10月上旬，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中共中央军委办事组，由叶剑英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掌握了党、政、军大权。
周恩来等有了一定的条件，来设法尽量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给各个领域造成的严重恶果了。他们整顿和加强企业管理，平反一些冤假错案，解放大批干部，逐步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并着手打开外交工作的新局面。
周恩来当时提的是：批判极左思潮。
周恩来在1967年就反对过极左思潮。1968年，他又提过“极左思潮一定要批判”。1970年6月，他指出：“防保守，排极左，仍是当前主要任务。”9月，他针对出版工作中存在的极左偏差，提出不能割断历史，不能“因人废文”，指出“任何思想的发展都不是无根的，新社会是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这就叫历史唯物主义”。到1971年3月，在国务院召开的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上，他针对存在的问题着重讲了批判极左思潮的问题。他批评了“破坏纪律，无政府主义泛滥，只有自由，没有集体，为所欲为”。他说：“自由主义是右的，但形式上是以极左出现的”。“否定一切，这也是极左思潮。”这年上半年，他已经在一些会议上强调要反对极左思潮了。
“九一三”事件后，随着批林整风运动的深入，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开始全面展开，特别是在落实党的经济政策和干部政策方面，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效果。
从1971年底开始，周恩来在一系列相继召开的全国性专业会议上，通过批判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来消除“文化大革命”对经济方面的破坏性后果。他强调指出批判极左的重要性，并且针对由于受林彪鼓吹“突出政治”的影响而普遍存在的不敢抓生产、抓业务的倾向，在会上批评说：极左思潮就是搞“空洞的、抽象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夸夸其谈，走极端”。他强调“运动与业务不能对立”，鼓励各级干部理直气壮地抓生产，抓业务。1973年，他在听取国家计委汇报计划工作时指出：“1969年以后，在经济管理上瞎指挥盛行。南昌把飞机厂最好的工人下放了。景德镇陶瓷窑也给炸了。林彪一伙一直破坏到‘九一三’。影响到1973年，恶果逐步暴露出来了。应把‘九大’以来林彪一伙破坏经济计划的情况编个材料，供大家批判。一定要批透，把破坏性后果消除掉。”他说：“国民经济要按比例发展，但现在根本没有比例！”“到处搞独立经济体系是不行的。”在周恩来的指导下，从1971年底到1973年，国务院召开一系列全国性专业会议，批判林彪一伙自立政策，自成系统，搞独立王国，破坏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挑动资产阶级派性，分裂工人阶级队伍，反对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国民经济，破坏党的经济政策，在农村强迫扩社并队，没收自留地，砍家庭副业，搞“一平二调”；在城镇“割资本主义尾巴”；等等。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指示精神，起草了《关于坚持统一计划，加强经济管理的规定》（即经济工作十条）。这个文件拿到这年全国计划会议讨论时，除了“四人帮”把持的上海市外，其余28个省、市、自治区都表示赞成。
当时，周恩来指出了经济工作中有“三个突破”的严重问题，要着重加以解决。1972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职工人数突破了5000万，工资突破了300亿元，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亿斤，这“三个突破”对国民经济各方面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不注意解决就会犯错误。但是，这个问题在1972年还没有切实得到解决。这年底，职工人数达到5610万人，工资总数达到340亿元，粮食销售量达到927亿斤，出现了粮食周转困难的状况。1973年3月，周恩来听取国家计委汇报后，生气地说：“确实没有‘王法’了”：“不只三个突破，货币发行也突破了”。“林彪一伙破坏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两年表现出来了。票子发多了，到了最大警戒线。三个突破不如这一个突破。你们管财政、银行的也不叫，要随时提醒，这是个寒暑表嘛！”还说：“1970年基本建设大膨胀，1972年没有抓。鉴于这个教训，以后要全年抓。该停的停，停得不合适的再建。”他还讲了要贯彻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批评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会干不会干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等平均主义倾向。
国务院采取了坚决的措施：首先，控制基建规模的扩大，减少基建投资，同时压缩基建占用民工人数，增加农业财政拨款和支农工业投资，1973年比上年增加19％。第二，加强劳动工资的集中统一管理，重申劳动工资大权在中央。1972年6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工资基金管理工作的通知，规定凡未经批准超计划招收职工和违反国家政策和规定增加工资的，银行有权拒绝支付。第三，积极解决粮食购销差额问题。1972年11月24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写了粮食问题的报告，并转报了商业部的报告，内容是发展粮食生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控制职工人数和吃商品粮人数等。中共中央在12月10日批转了这两个报告，要各地执行。
经过1972，1973年的努力，“突破”的问题得到了解决。
在反对极左的同时，周恩来在整顿企业管理，落实农村政策，重视教育和科研工作，发展对外经济等方面，都做了不少工作。1972年2月5日，周恩来指出，现在我们的企业管理乱得很，要整顿。这是首次提出整顿的主张。据此，全国计划会议起草了文件，提出企业要恢复和健全同位责任制等七项制度，要抓产量、品种、质量等七项指标。对这个文件，经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后，建议由国务院提请中共中央批转下发。但由于张春桥作梗，没有能发下去。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把工业产品的质量问题，放在议事日程上来加以解决。1971年12月16日，他对援外飞机的质量不合格问题作了批示，和叶剑英一起抓军用飞机质量问题。他提到高度来指出：质量问题是路线问题。1972年1月，鉴于汽车生产质量下降，他请余秋里抓这个问题。4、5月间又连续抓了出口罐头、衬衣、照相机和部分日用工业品的质量问题。这些，都推动了许多企业恢复和加强质量管理，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整顿。10至11月间，国务院批准国家计委、财政部、农林部召开加强经济核算、扭转企业亏损的会议，解决林彪一伙鼓吹“政治可以冲击一切”所造成的经济工作混乱状况，明确提出政治工作要结合经济工作一道去做。
农村方面，也注意纠正一些“左”的政策。1971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分配问题的指示，针对当时农村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普遍存在分配不兑现，劳动计酬上的平均主义等严重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状况，要求各地不要硬搬照套大寨的管理办法，坚持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强调农业要全面发展，不能把多种经营当作资本主义去批判，规定了有利于集体增产个人增收、减轻农民负担和使分配兑现的一些具体政策，以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
周恩来还努力恢复文教科技部门的正常工作。他说：“否定一切，不一分为二，这是极左思潮，不是毛泽东思想”。“那些把书都烧了的，还不是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极左思潮不肃清，破坏艺术质量的提高。”1972年7月1日，他会见美籍华人物理学家杨振宁时，对于杨振宁提出的我国应加强基础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建议，表示赞同。不久，他对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说：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提高基础理论水平，这是我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就要扫除，有什么钉子就要拔掉。9月，他写信给张文裕、朱光亚，强调科学院必须把基础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结合起来，这件事不能再迟了。10月，他针对当时正常升学制度已被“文革”破坏的情况提出，有发展前途的青年，“中学毕业后，不需要专门劳动两年，可以直接上大学”。这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对教育提出的富有胆识的主张，是后来恢复我国大学招生制度的先声。他还在恢复出版事业，加强气象工作，重视外语教学，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见。他多次批评姚文元分管的新华社的工作，提议把新华社的原负责人、老干部朱穆之从干校调回来，参与领导，得到毛泽东的同意。
在对外经济方面，周恩来努力为改善和发展对外经济交流和对外贸易创造条件。1973年1月，经毛泽东、周恩来批准，我国从日本、美国、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进口了一批技术先进的成套设备和单机，其中包括13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三套石油化工、一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三个大电站、武钢1.7米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汽轮机、工业汽轮机制造工厂等，总额43亿美元（后来实际对外签约成交39.6亿美元）；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批大规模引进，打破了西方国家对中国封锁、禁运的局面。这些引进项目到1979年底绝大部分建成投产，在我国后来的经济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这段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由于在一定程度上抵制和纠正了“文化大革命”“左”倾错误，因此，国民经济逐步回升。1973年，我国国民经济各项主要指标都完成或超额完成了计划，成为第一个五年讨划以来增长最快的一年，财政情况也是好的。
在外交方面，我国也打开了新的局面。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中美发表了联合公报。9月，中日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实现了邦交正常化。
周恩来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用了很大力气来对大量的被打击迫害的党内外干部恢复名誉和安排工作。1972年4月24日，《人民日报》经周恩来审查同意，发表了《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社论。社论强调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坚持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老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干部还是老中青，老的都靠边站，都是年轻的，不行”。9月30日前后，周恩来几次约谈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国庆社论的内容，强调要继续落实干部政策、知识分子政策。这期间，他建议在毛泽东处召开一次会议，谈中共“十大”的筹备工作问题，并提议朱德、董必武、许世友等参加。1973年8月中共“十大”期间，周恩来分别参加中央直属机关、国家机关和天津、上海、江苏等小组的讨论，在发言中强调要抓好生产，落实干部政策，要相信绝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和比较好的，要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对犯错误的干部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10月，他同中央主管组织工作的纪登奎谈了解放干部和安排工作问题，之后中央组织部提出了一个几百人的名单，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连续讨论，解放干部。他在延安参观“七大”会址时，提出应陈列朱德、董必武、任弼时、陈毅、贺龙的照片；当1972年12月毛泽东问到谭震林的情况后，周恩来立即写信给有关负责人，说谭震林是好同志，“应该让他回来”。这几年中，周恩来常常利用各种纪念日举行活动，通过在报纸上发表参加人员名单的办法，解放了一批又一批干部。或者，他提出名单建议一批同志参加党和国家的一些重要会议，报请毛泽东批准，使不少同志从而获得解放。一些冤案如贺龙、“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相继平反。限于客观情况一时还不可能平反的，在周恩来的推动和后来邓小平等的支持下，中共中央作出决定：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绝大多数关押受审者均予释放。
国外有些人是这样评论的：“由于周，林死后的接班真空才得以暂时填补。长期的接班斗争，在周的谨慎的战略指导下，才避免让‘四人帮’接了班。由于周的经验和在中央的连续领导，那些被侮辱的干部和高级文职人员能够在‘文化大革命’的后遗症中比较容易地恢复工作。”
这里着重说一下周恩来关心邓小平的安全和努力使他重新出来工作。1969年邓小平下放到江西时，周恩来亲自给中共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小组办公室打电话，要当地加以照顾。正如邓小平在那里劳动的工厂的负责人罗明所说：“保护邓小平绝对安全的问题，是周恩来指示的，我们要不打折扣地执行总理的指示。”1972年1月，毛泽东参加陈毅的追悼会时，对张茜说起邓小平的性质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听了十分高兴，暗示陈毅的子女们想办法把这个意思传出去，以制造舆论。
这年8月3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14日，毛泽东阅后批给周恩来，称“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并列举了邓小平历史上的功绩。周恩来立即一方面把毛泽东的批示和邓小平的信印若干份送中央政治局委员传阅，15日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了这一批示；另一方面以中共中央的名义通知中共江西省委，宣布邓小平立即解除监督劳动，恢复党组织生活，作一些调查研究活动，并指示将原来的公务员、秘书调到邓小平身边帮助工作。12月18日，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议，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让他们考虑让邓小平重新出来工作的问题，还约他们面谈了这件事。之后，纪、汪根据谈话精神提出了邓小平仍任副总理的建议信。周恩来看了后，又取得毛泽东的同意，终于在1973年3月10日以中共中央名义发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28日，周恩来、李先念等会见邓小平。次日，周恩来约邓小平到毛泽东那里开会。之后，他又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商定邓小平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工作，并以副总理身分参加对外活动，遇有重要政策问题，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讨论。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原来甚为健康的身体，由于长期过度紧张、繁忙而急剧衰弱，除得了心脏病而且屡次发作外，1972年5月，医护人员发现周恩来小便中红血球增加，并有细胞变异现象。经专家会诊，确定为膀胱癌。11月，医生向叶剑英、李先念等报告，认为周恩来要特别注意休息。这个报告送给了毛泽东，毛泽东阅后批道：应当休息、节劳，不可大意。但周恩来万机待理，不可能真正地得到休息。因治疗一再延宕，到1973年1月5日，大量便血。3月9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说明了便血的情况，向政治局请假两星期，并提议在自己去玉泉山检查身体期间，政治局会议和报告由叶剑英主持和签署，还建议抓紧解放干部的工作。10日，他致信毛泽东报告会议情况，毛泽东批：同意。3月10日到24日，周恩来到玉泉山进行检查治疗。10日晚，做了第一次手术。4月9日，周恩来专门约邓小平、卓琳谈话。5月20日，他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的全体会，在讲话中特别表示欢迎邓小平出席这次会议，说对于中央恢复邓小平职务，“绝大多数同志都是满意的”。12月12日，周恩来到毛泽东处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谈话中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接着，周恩来忙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部署，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和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人员。22日，他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参加中央和军委领导工作的通知，并于当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1974年1月18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提议军委成立以叶剑英牵头，有王洪文、张春桥、邓小平、陈锡联参加的五人小组，讨论处理军委的大事和紧急作战事项。2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向毛泽东提出这一建议，毛泽东表示同意。至此，邓小平接替周恩来的格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安排。
周恩来领导的批判极左思潮的斗争，使江青反革命集团十分恐惧。他们不断地进行阻挠。1972年8月，周恩来针对江青一伙大搞“空头政治”，造成不敢抓业务、不重视业务的严重情况，指出：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要挂在业务上。这个指示传达后，江青一伙就追查来源，并阻挠它的贯彻执行。9月底，周恩来约人谈两报一刊国庆社论的内容，社论起草人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两次写进批判极左思潮的内容，都被姚文元勾掉。10月14日，《人民日报》根据周恩来8、9月间两次批判极左思潮的讲话精神，发表了一整版批无政府主义的文章。张春桥、姚文元称这版文章是“毒草”，在上海组织批判。这年秋，在周恩来提议下，召开“文化大革命”以来的第一次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会议上认为周培源为贯彻周恩来关于加强基础理论的讲话而写的《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一文，在当时发表是必要的，有利于促进科技工作和活跃教师的思想。这个会议遭到张春桥等人的反对，说什么“会议的大方向有问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复辟，回潮”。他们声言要追周培源的后台。周恩来同张春桥进行了斗争，坚持在会议纪要中不能把科技战线写成是“黑线专政”。11月底，周恩来审阅中联部、外交部关于召开外事会议的请示报告。报告设想这次会议的任务是联系外事工作实际，彻底批判林彪反党集团煽动的极左思潮和无政府主义。周恩来阅后批“拟同意”，并送毛泽东和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成员阅。张春桥阅后称：当前的主要问题是否仍然是极左思潮？批林是否就是批极左和无政府主义？江青认为“应批林彪卖国贼的极右”。12月17日，毛泽东约周恩来、张春桥、姚文元等开会，他表示：极左思潮少批一点吧。在谈到批林问题时，毛泽东说：“是极左？是极右，修正主义，分裂，阴谋诡计，叛党叛国。”这样，对极左思潮批不下去了。周恩来主持讨论定稿的，提出了整顿企业的措施。1972年全国计划会议纪要，报到中央后，也因张春桥的阻挠而没有通过。1973年2月，国家计委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起草的经济工作《十条》，由于张春桥的破坏，也不能下达。江青一伙于1973年冬发动了针对周恩来的反对“右倾回潮”运动。但尽管如此，周恩来在实际工作中仍然尽力纠正“文革”“左”倾的错误。
在解放干部问题上也是这样。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江青、张春桥极力阻挠干部的解放。对此，叶剑英愤慨地写了一首“过桥”诗，说：“一匹复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骡人，驱骡赴前敌。”这首诗道出了周恩来在解放干部中的辛勤和艰难。
这期间，周恩来对江青一伙的具体斗争是不断的。如1973年4月周恩来接见中日友协访日代表团全体成员，谈到影片《李双双》时，当场点名要那个江青安插在国务院文化组的负责人回答，为什么要批判这部影片，并明确指出这部影片总的倾向是好的。8月6日，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儒法斗争的谈话内容。周恩来表示要理解消化一段时间，不必马上公布。21日，在召集万里等开会时，听说了卫生战线劳动模范时传祥因被江青点名而受到迫害，周恩来气愤地说：“难道‘文化大革命’要打倒一个掏粪工人吗？”指示叫为时传祥平反。这年秋冬，江青攻击周恩来是“迫不及待”地要夺权，说什么同周恩来的斗争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她遭到了毛泽东的斥责。
1974年初，周恩来癌症显著发展，病情加重。1月20日后，连续作治疗。24日，江青一伙背着毛泽东召开在京军队单位批林批孔动员大会；25日，又召开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大会。这两次大会，经过江青一伙策划，迟群、谢静宜等作了煽动性讲话，把矛头直指周恩来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他们以批“周公”、批“宰相”来影射攻击周恩来。毛泽东扣发了江青等人准备在全国播放的“一。二五”批林批孔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说他们的“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接着，江青又制造了“蜗牛事件”，以美国康宁公司赠送我国四机部代表团成员玻璃蜗牛的工艺品为借口，说这是“骂我们，侮辱我们，说我们爬行”，从而大骂国务院搞“卖国主义”、“洋奴哲学”。周恩来机智地指示外事部门先查清事实真相和该国风俗习惯。结果说明，蜗牛在美国是常作为礼品和陈设的工艺品的，象征幸福、吉祥。康宁公司并无恶意。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江青的讲话不印发，不下传，已下发的要收回。
江青一伙对于周恩来等前一时期的纠正“文化大革命”错误，进行了不断的反扑。他们针对1973年4月国务院批转教科组一份强调高校招生要进行文化考查的文件，说这是“对教育革命的反动”，宣扬交“白卷英雄”张铁生。这年底，他们又利用经过编者精心删改的一个名叫黄帅的小学生的日记摘编，批所谓“师道尊严”，使刚刚有所恢复的教育秩序又遭破坏。他们还批晋剧《三上桃峰》、湘剧《园丁之歌》，追查周恩来看过和肯定的电影《海霞》是谁推荐的，说这是黑线回潮的代表作。他们指责电影《创业》是“给什么人树碑立传”。毛泽东看了，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他们才把已经排好的批判文章拆了版。他们组织了一些写作班子写文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各级领导干部是“从资产阶级民主派到走资派”，已经成为所谓“继续革命”的对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邓小平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特别会议代表团团长，并去作报告，江青吵着不同意，直到毛泽东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这一时期，由于江青一伙的破坏捣乱，已经趋向稳定的形势急转直下，国民经济建设出现严重混乱，许多企业处于半瘫痪状态。
4月底以厉，周恩来病情日益增重。6月1日，他做了第一次大手术，此后就住在305医院里了。6月14日，江青召集会议，授意她的写作班子“要批现代的儒”，说“写老的儒有问题，不然只是刘、林”，对“现在的儒应写文章”。不久她在天津又说，“批现代的儒”、“批党内的大儒”是重点。她甚至给一个社员改名周克周，露骨地说：“用我们这个周去克他那个周”。她们极力攻击周恩来等，妄图为自己组阁创造条件。这年10月14日。毛泽东正式提出，建议邓小平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四人帮”千方百计要排除邓小平。10月17日，江青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利用“风庆轮”事件围攻邓小平，矛头指向周恩来。所谓“风庆轮”事件是这样的：为了尽快发展我国的远洋运输业，1964年，周恩来作出造船和买船并举的决定，得到毛泽东同意。1970年，周恩来又指示力争在几年内基本结束主要依靠租用外国轮船的局面，把立足点放在国内造船上，在国内造船一时不能满足需要时，适当买一些船，把远洋运输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风庆轮”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交通部派两个干部去任政委、政治干事。“四人帮”的党羽要他们来批国务院、交通部在造船问题上的“洋奴哲学”、“崇洋卖国”，被他们拒绝。“四人帮”的亲信就在上海整了诬告材料，江青一伙借此定为“反动的政治事件”，扬言要揪后台。“四人帮”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难，遭到邓小平的批驳。第二天，他们就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派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诬告周恩来、邓小平等，说“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昧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在总理处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毛泽东听了后批评了王洪文，叫他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周恩来在医院里得知这事后，同纪登奎、华国锋、李先念、邓小平等谈话，了解“风庆轮”事件经过。然后，他通过接近毛泽东的同志把情况反映给毛泽东，说明这事情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要整邓小平；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毛泽东听后说：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负责，并且赞扬了邓小平，提议他当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11月上旬，周恩来在医院里分三批约中央政治局成员开会。解决了“风庆轮”事件问题。
1974年底，周恩来不顾病情的发展，为了主持开好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和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仍然紧张地工作着。由于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他挫败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阴谋。在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上，江青、张春桥等人竭力争取要把他们的亲信安排在文化、教育、体委三个部委的领导岗位。周恩来约李先念等交换意见，感到教育部关系重大，确定以周荣鑫掌管为宜。12月23日，周恩来以重病之身，还远行千里，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情况。这一次，还同毛泽东单独谈了话，提到怀疑江青、张春桥历史上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事情，毛泽东表示已经知道了。在谈话中，毛泽东称赞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提议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增补他为中央副主席，还对周恩来说，不要老闷在医院里，可以出来走走，告诉邓小平在京主持工作。这次，周恩来回到北京下飞机前，坚持叫秘书搀着到驾驶舱看望机组人员，同他们一一握手告别。这是他最后一次乘坐飞机。这时，他的癌症已经转移到肠部。
1975年1月1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了邓小平起草的关于国务院的部委设置和各部部长、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人选的报告。4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提出把在“文革”中被撤销的文化、教育两部恢复起来。周荣鑫任教育部部长，否定了“四人帮”提名的迟群。8日到10日，他亲自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并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四人帮”组阁夺权的阴谋受到沉重打击。13日至17日。弟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周恩来在会上作《政府工作报告》。重申了要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种学技术现代化的目标。会议选出了以朱德为委员长的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任命了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等为副总理。1月下旬，周恩来连日在医院里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问题。他嘱咐国务院核心小组副组长吴庆彤转告邓小平，请邓小平把分工列出，“他不好讲，由我讲”。2月1日，他主持了由总理、副总理13人出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了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同日，召开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说：“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第二天，他写信给毛泽东，谈了副总理的分工情况，说“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1975年4月底，毛泽东从湖南回到北京。周恩来与毛泽东商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主持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有了明显的好转。
周恩来的上述安排，遭到“四人帮”的恶毒攻击。1975年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会议上讲话，提出要以反对经验主义为“纲”，影射攻击周恩来等。同日，姚文元写文章提出“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分别找政治局成员谈话，鼓吹“经验主义是当前大敌”。邓小平当时就表示反对，说：这是在政治局内一个一个动员反总理。4月5日，江青对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的人们（笔名梁效）谈话说：“党的现在的最大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随后，“四人帮”把持的一些报刊纷纷发表影射攻击周恩来和其他一些领导人的所谓批“经验主义”的文章。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布置反经验主义，要政治局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后来，邓小平借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的机会，向毛泽东反映了这个问题，表示不同意说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毛泽东在姚文元送来的一个报告上作了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以及在1973年11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搞“四人帮”宗派等问题。江青被迫作了检讨。
这年8月，毛泽东同一个北京大学教师谈对《水浒》的看法，说，“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江青就借此大做文章，召集于会泳、浩亮、刘庆棠开会，说什么“主席对《水浒》的批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她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讲话，离开主题大讲评《水浒》，说“宋江架空晁盖。现在有没有人架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还要求大会印发她的讲话稿，并在全国放她的录音。毛泽东得知后严厉地批评她“放屁，文不对题”，明确指示：“稿子不要发，录音不要放，讲话不要印”，制止了江青的无理取闹。
1975年9月7日，周恩来不顾病情严重恶化和医护人员的劝阻，会见了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他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会谈中，他坦然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他说：“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向国外介绍了邓小平。10月以后，周恩来病情继续恶化，卧床不起。24日，再次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躺在手推车上，向围绕在周围的政治局委员们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并握住走上前来的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来的工作，证明比我强得多。”表示了对邓小平的支持。
周恩来从1972年得了癌症后，作为病人，他应该休息治疗；作为一个对党和人民建立了丰功伟绩的七旬老人，更应该得到休息和疗养；一向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周恩来，这时候也向他身边的同志吐露，说自己感到疲乏。他何尝不想休息。但是，当时党和国家的现实，“四人帮”篡党夺权的图谋，他的举足轻重的重要性，使他不能够也不考虑休息疗养。他在医院的病床上，担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正是为此，他患了绝症更加不分昼夜地工作。把生命倾注在保护党和人民的事业上，不顾病清的恶化，不顾“四人帮”的攻击叫嚣，全部心力完全彻底地贡献给了党、国家和人民。
从1974年初起，周恩来的病势更重了。但是从这年1月1日到6月1日住进医院期间，他在多数日子里都工作12小时以上，很多日子工作18小时以上，有一次甚至连续工作30个小时。6月1日，他携带一大堆文件，告别他的办公室，住进医院。实际上，他只不过是把办公室从西花厅搬到医院罢了。住院期间，他动过大手术六次，小手术八次。平均每40天左右动手术一次。但只要身体还能够支持，他仍坚持工作。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的一些老领导同志会面谈话，嘱咐叶剑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他们（指‘四人帮’）手里……”。就是在医院里，他同中央部门和其他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谈话，接见外宾，召开会议。贺龙的骨灰安放仪式，他挣扎着去参加了；李富春的追悼会，他也去参加了；董必武去世，他因病重不能参加追悼会，但仍亲自看了悼词。……
周恩来晚年，胸前始终接着一枚“为人民服务”的徽章。这是用意深刻的表明心境的证章。他公而无私，全心全意，决心把有限的生命完完全全地贡献给“为人民服务”的事业。邓颖超说过：“恩来对于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对祖国的科学发展和未来却充满了热情和期望。”这是十分真实而切当的写照。
周恩来在病床上，仍关心着解放干部。他同纪登奎、吴德等谈这个问题，并责成把宋任穷等九人的案件赶快了结。他两次约纪登奎、吴德、华国锋谈话，指示尽快结束专案审查。1975年参加“五一”劳动节活动的人名单是张春桥拟定的，周恩来很不放心。他发现很多人不在名单中，赶紧找杨德中等去商谈，集中三四十辆小卧车，派人拿着请帖到这些人家中请，来不及参加白天的游园会，就参加焰火晚会，第二天名字见报，实际上又解放了一批人。他要公安部开列全部未赦战犯名单，以便特赦。不久，他在医院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释放全部在押战犯问题，后来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作出了特赦的决定。他还说到一些人的名字，指出应予释放。
当然，他十分关心同“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借反经验主义攻击他，他要秘书找出提反经验主义问题的报刊送阅：“四人帮”评《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他嘱医务人员把《鲁迅主集》中《评金圣叹》这一篇和各种版本的《水浒》找来送阅。他还要秘书把新、旧《唐书》中的《武则天》传找来……
周恩来关心看祖国的统一。1975年12月20日，他在病床上约罗青长部长谈对台工作问题。其间两次被病痛折磨得说不出话来。最后不得不中止谈话。这是他最后一次找部门领导人谈话。
周恩来始终坚持着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在病中，他对关心他的亲属讲：“这有什么着急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应该相信规律。”他确实对自己个人离开人世没有丝毫挂虑。在病痛的折磨之中，他同邓颖超同声吟唱《国际歌》。
1976年1月7日晚，周恩来微睁双眼，对病床前的医生吴阶平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需要你们。”
这是周恩来所说的最后一句话，他心里想的仍然是别人。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一代伟人周恩来溘然长逝，终年78岁。“巨星殒落，人们相告不成声，欲言泪复垂。”亿万人民和国际友人沉痛悼念周恩来。他一生的追求，一生的奋斗，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为了祖国的富强，为了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的目标。
Re:[名人传记] 周恩来传
慢慢看。。。。Re:[名人传记] 周恩来传
哈哈，真多名人传记~~~~
怀念我们伟大的周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