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中兴通讯 于 2016-12-6 10:21 编辑
农历十一月初八，是父亲去世三周年的祭日。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三个年头了。有时候，父亲会不经意的走进我们的梦中，梦中的感觉模糊而幸福，醒来后，心里有难言的失落和惆怅。为了支撑这个家，父亲付出了自己的血和泪，献出了自己全部的爱！ 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一个非常传统的人，只在爷爷那念了几年私塾，没什么文化，也没有手艺，更没有强健的体魄；有的只是一双勤劳的手，一种顽强乐观的心态；靠着一犁一耙，早出晚归的劳作支撑着一个大家庭，支撑着哥哥和我读完大学。缺吃少穿，借钱度日，是父亲大半生的生活写照，近些年来，我们不用为衣食温饱操心时，父亲确年岁已高，体弱多病，靠控制饮食，少吃多餐支撑着骨瘦如柴的身躯，渡过了人生的最后几年。
父亲出生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排行老二，有一个哥哥，嫂子（童养媳）和两个妹妹；哥哥，也就是我的伯父，患先天性哮喘，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而爷爷是一个教私塾的老先生，几乎不会耕田种地，因此父亲从小就承担了耕田耙地的重活；1978年，伯父中年早逝，留下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加上爷爷奶奶年近古稀，两个家庭，七个孩子，二个老人，十多个人的田地，担子全落在父亲肩上。 七十年代，搞人民公社，我们兄弟姐妹四人都年幼，能出工的只有父亲和母亲，算爷爷，全家七个人吃饭，只有两个人出工，一年到头，人均出工数不足反而要掏工分钱，那时哥哥在上小学，一个学期1.5元的学费交不起，没有书包，找隔壁友权哥借的书包，那书包是暗红色的，由两块布缝制而成，上面很多补丁，破了在补丁上继续打补丁，哥哥一直用到初中。到我上小学，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事，我和小姐姐小玉一起上一年级，两个人学费各6.5元，家里出不了这个钱，只交了一个人学费，学校交了学费的才能领到课本，于是我和姐姐一共领了一套课本，为了争课本，当时一直争论这个学费是给谁交的，没少吵架，最后，不知道父亲哪借的钱，补缴了学费，才平息了课本之争。 八十年代，是父亲与同龄人生活差距不断扩大的阶段，这个年代，读书还是一件“奢侈”的事，一件无益的投资，父亲可能受爷爷影响，坚持着让我们上学。农村有重男轻女的传统，为了哥哥和我上学，我大姐姐美玉，小学一年级没读完，就被迫辍学在家干农活，此事，也成为父亲终生的愧疚。学费问题，是这个时期父亲最大的烦恼，每到九月一号就抓狂。那时，全年只有两项收入，卖猪和卖棉花，粮食从来都是不够吃，因为养猪要吃粮食，记得一年养一只母猪，一到两窝仔猪和几只肉猪，每天白天要准备猪菜，晚上花一两个小时将猪菜剁碎，因为养猪是全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父亲在准备猪菜上，丝毫不敢马虎，猪菜都剁得很碎，一两厘米长，每天准备好的猪菜成堆成堆的。虽然这样，每年毛收入几千元，扣除仔猪饲料，扣除农药化肥开支，交完学费，日常开支所剩无几，全家日子过多很清贫。而一些同龄的孩子，没上学，外出补锅（那是没打工一说）每年能争钱补贴家用，生活自然比我家强。 每到夏天，天气炎热出汗，父亲皮肤就发痒，如果是打农药或割稻子等，接触到过敏源更是痒得抓心，而农村在双抢季节，这些活几乎天天要干，每到晚上，父亲总是脱掉上衣，咬着牙，双手满身挠痒，直到挠得皮破血流，他总说挠破皮了才不痒。一个夏天，全身没有一块好皮肤，那时候，家里很穷，根本不会去医院治疗，哪怕是买一支皮炎平这样的药膏搽一搽都舍不得。手电筒是家里唯一的电器，每次用的时候都小心翼翼，用后将电池卸下来。我上初一时，住家，早上天不亮就要起床，步行三公里赶到学校晨读课，没有时钟和手表，都是听鸡鸣声或看月亮位置来判断时间；经常起得太早，到富友哥邀他上学，一看钟，才2-3点，继续回家睡觉。 八十年代后期，每年元旦到春节前几天，父亲和姐姐跟人家合伙做炸升条生意（城里叫油豆腐），通宵达旦的干，轮班休息。炸升条中，最重最脏的活是过滤豆浆，那时全是手工过滤，将豆浆放在水里搅拌均匀，再倒入纱布袋中过滤，过滤好的豆浆，放到大锅中煮沸后，放入卤水结晶；过滤豆浆的工序，全是力气活，每天要过滤几百斤豆浆，因为头几年，父亲是跟随做这个生意，所以脏活、累活都是他的，为了赚几个钱，那时父亲从未抱怨过，那时姐姐才十多岁，也是跟着一起做，一起熬夜。记得开始几年，每年十几天的这个生意，还能赚几百块钱，到后来做的人多了，忙下来，一算账，一分不赚，只是分了几十斤炸过升条的菜籽油，这个菜籽油，因为循环利用炸过很多升条，最后都是黑色的，现在人肯定不吃，但当时还是好东西，做日常食用油吃了。 上世纪，考上中专还是香饽饽，录取分数线比太湖中学（重点高中）高，八五年哥哥中考成绩可以上中专，按当时经济条件和毕业分配情况，选择上中专，三年毕业后就有了铁饭碗，能够快速地改善生活；而上高中，意味着三年后再过独木桥，成败都是未知数。但是，父亲最终选择了支持哥哥上高中，选择中充满了对儿子的信心，承载了做为父亲的沉甸甸的担当。功夫不负有心人，三年后，哥哥金榜题名，被武汉大学录取，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这是父亲后半辈子的荣誉和骄傲。村子里现在有人客观评价说，是父亲将村子里读书氛围带起来的，以至于我们这个村子家长对读书的重视程度要比周边村子高，这大概是父亲在同龄人中最大的精神贡献。 哥哥上大学，极大地提振了父亲负债供我们读书的信心。九二年，我中考失利，未考取重点高中，录取重点高中要交2240元赞助费，这个费用在当时条件下简直是天文数字，即使想方设法借到这笔钱，按当时高考的录取率，三年后，这个钱很可能打水漂，村子附近没有这样做的先例，这又是一场赌博。父亲此刻又做了一个冒进的决定，借钱让我上重点高中。借钱，在本就千疮百孔的家底面前，谁肯借给我们？！很有人就嘀咕，借给我家什么时候还得起，父亲和姐姐在亲戚家借钱四处碰壁的情况下，堂亲礼又叔叔伸出援手，将1500元存款凭证借给我们做抵押贷款，加上伯母和大姐美枝借的500块，好不容易凑到2000块，可是还差300块，父亲又是借了很多地方，最后远房亲戚和荣姑姑帮助了我们。交完这些钱，父亲如释重负、但多少有些忐忑不安，是否这么多钱都打水漂呢？父亲把全部希望寄托在我身上。 阳光总在风雨后，父亲用汗水铺设的求学路，我倍感珍惜，高中成绩实现了大逆转，高考名列前茅，被南邮录取，成为村子里继哥哥后，第二个上一本的大学生，为父亲赢得了这场赌局，也成为后续几个堂弟纷纷效仿的榜样。 九十年代，父亲虽然起早贪黑奔波于田地之间，生活依然过得紧巴巴的，但始终是快乐的，喜欢在外人面前吹嘘自己的孩子，尤其是两个儿子上大学的事，是他老生常谈的话题，从那时起，引来了很多羡慕、嫉妒、恨的目光，甚至一些流言蜚语。为此我们兄弟俩也承受了较大的压力，很害怕没有父亲吹嘘的那样优秀而给父亲丢脸，给父亲争光，成为我和哥哥心照不宣的追求，也始终是我们努力奋斗的动力。 我上大学期间，哥哥和两个姐姐都陆续结婚、生子，几乎每年都有喜事，这些年是父亲收获最多的一段时期，每到春节钱，父亲就张罗着过年放一万响的鞭炮祭祖，张罗着准备过年的年肉。通常看哪家有膘肥体壮的肉猪，提前跟村子人预订，以至于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父亲还是提前在加意叔叔家物色好了，说他家是黑猪；父亲走后，这事当作父亲的遗愿，加意叔叔特意为我们预留下这份年肉。 外孙女周萍，是父亲的第三代中老大，是个聪明懂事的小姑娘，小时候在父亲和母亲身边长大，平时也就爷孙三人在家，虽然父亲和母亲都年过半百，既要种田地，又要照顾周萍，非常幸苦，但是，周萍也是这些年爷爷和奶奶的开心果，填补了我们不在身边时精神的空虚。 2002年，我研究生毕业，父亲的供学费的经济担子终于可以卸掉，刚刚从借债还钱的艰难日子中走出来，父亲有了新的顾虑，房子问题。当时就三间七十年代盖的土胚房，墙体已有很大裂缝，父亲考虑到我们成家了，春节回家没有房间，四处寻觅盖房子的宅基地，最后用一块自家的菜园地，加上向邻居求情，换了三间房子的地皮，当时我在学校接的一个小项目，赚的二万多块钱，加上哥哥出几万，紧紧巴巴地盖起了二层的新房子，在经济紧张的状态下，为了省钱，父亲自己能干的活舍不去花钱请人干。盖房子，前后差不多花了近一年的时间，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加上这一年家里被盗，丢了三千多块钱，精神上也受到些打击，父亲的身体状态急转直下，身体虚弱，患上了心脏病。 父亲和母亲，为了照顾孙女佳沂，丢下了耕种大半辈子的田地，来到上海，生活上依然像之前一样，过得很节俭，一日三餐，只有晚上我们都在家时，怕我们吃不好，菜做得很丰盛，早上和中午，就两老人在家时，基本都吃剩饭剩菜。多年来一直做他们思想工作，让多吃菜，少吃饭，收效甚微。孙女上学后，父亲还闲不住，到小区里面捡废品卖，完全不听劝阻，后来慢慢发展到痴迷的程度，几乎当作职业来做，为此，我伤透脑筋，软硬兼施，终究还是拗不过他，就在2013年上半年，还一天多趟在小区来回跑，捡废品。推测在父亲心里，还始终想着为我们遮风挡雨，但他没有意识到，儿女们已经长大，最担心的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父亲是一个传统农民，封建传统的思想根深蒂固。当孙女慢慢长大，还想要个孙子，又担心给我们压力，口头上虽然没明确说过，但父亲常常暗示我们：财是死宝，人是活宝；每逢说到这个话题，父亲总是隐隐约约流露出一丝遗憾。2013年7月，父亲回老家悼念我的叔外婆，也打算顺便在老家住一些日子再回上海。这期间得知二宝佳诚出生，是个男孩，父亲开心的像个小孩似的，又添孙子了，将这个喜讯第一时间电话告诉亲戚和朋友。也许是乐极生悲，没过几天，父亲双脚肿胀，持续发烧，从此住进了医院，身体日渐衰弱下来。 父亲在县城医院住一个星期，血糖高打胰岛素后，血糖基本控制住，但是发烧不见好转，转到合肥105医院，做了各种检查，最后认为是肺部感染住进来感染科，在感染科20多天里，试过多种药物，逐项排除各种可能，终究还是不能控制住发烧，父亲坚持要回老家不治了。我计划让他在上海尝试中医疗法，但在这呆了一个星期，打听到侄孙阮涛考上大学办酒席，想亲眼见证一下这个喜事，坚持要回老家。等办完喜酒后，被左邻右舍劝说，住了2-3天，再次回到县城医院治疗，在县城医院治疗二十天时间，每天打抗生素，在抗生素的刺激下，父亲脑子时而清醒，时而迷糊，到了中秋节前后，已经生命垂危，再次要求转回老家。按农村习俗，认为在外面过世的会成为孤魂野鬼，不能登堂入室，因此父亲越是病情严重，越要求回到老家。在万般无奈之下，找到了县城唐百草中医，十几副药吃下去，效果很明显，肠胃和发烧基本控制住，但手脚肿胀问题还是没有改善，好不容易坚持到2013年12月，油尽灯枯。 父亲的病，是糖尿病并发症，加上肾虚导致的午后潮热，后来老中医说，这种病西医无解，要靠中医补的方式慢慢调料。回想父亲的治疗过程，把希望寄托在西医上，结果越治越差，耽搁了最佳治疗时机，追悔莫及。 父亲生病以来就卧床不起，开始还能搀扶着上卫生间，9月份后，腿脚就不能着地了，大小便都需要帮助，更困难的是：晚上通宵不能睡觉，不时要躺下，不时要坐起来，整晚不一直折腾着，是母亲和小玉坚持通宵服侍，长达2-3个月时间里，服侍的人都筋疲力竭。父亲弥留之际，彻底不能躺下，身子倾斜一些都呼吸不过来，就一直在床沿坐着，下身附睾肿胀得像气球，简直生不如死。最后四天，我和哥哥晚上一直守候着，父亲在神智清醒时，还嘘寒问暖，不停地问我们什么季节，跟他说冬天，他就担心起来，担心我们办丧事天冷受冻。为了留个纪念，我特意记录下父亲弥留之际的一段录音，也是父亲一生唯一的录音。父亲与病魔斗争5个月，于12月10日早晨（农历十一月初八），寿终正寝，享年71岁。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是父亲一生真实的写照。 父亲去世后，我们按照老家传统方式，请风水先生寻找墓地，选择吉日安葬。期间在祠堂停留了十天，请了道士念经，希望超渡成仙。这是封建遗留下来的传统，我们虽然不相信这些法事，但把这些形式看作一种悼念仪式认真对待。 父亲一生辛勤劳作，平淡无奇，但他留下的精神财富让我们终生受益，值得我们学习： 首先，父亲虽然只读了几年私塾，但他崇尚读书，经常告诫我们：“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正是他坚定不移的信念，在缺吃少穿的年代，依然坚持让我们上学，让我们有机会走出这穷乡僻壤的农村。 其次，父亲心地善良，喜欢成人之美。父亲总是乐于帮别人介绍对象，牵线搭桥，虽然因为做介绍人，给自己带来过很多麻烦事，甚至有介绍成功的对象，日后夫妻吵架找上门来怪罪他，他并不生气，而是帮助他们消除矛盾。父亲帮助介绍对象成功的，一只手数不过来。 再次，父亲是一个极度勤劳的人，一辈子都在起早贪黑，“勤有功，嬉无益”，是他经常挂在嘴边的话。我们小时候，双抢季节，父亲通常要耕好一亩水田才天亮，一来田地多，不得不披星戴月地干，再说天气炎热，怕热坏耕牛，用牛的活要避开中午时段。为了省下肥料钱，农闲的时候父亲常常村子里四处捡猪粪，捡回来放在粪坑里发酵一段时间，再一担一担的挑到田地里，有的田地来回有两公里，100多斤的担子一天要挑十多个来回。父亲身体本就瘦小，有人看到他挑担子吃力的样子，形容说不知道父亲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 父亲还是一个家族观念很强的人，伯父英年早逝，为了年幼的侄女和侄儿长大成人，重活累活全揽下来，始终不言放弃，坚持了二十年，直到侄儿成家立业。 父亲在最后的日子里，越来越舍不得离开，因为接下来几年，家里孙辈都陆续考大学了，父亲想跟我们一起见证，但最终事与愿违； 父亲离开我们一千多个日日夜夜里，父亲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在我们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回忆父亲所经历的苦难，对家庭的贡献，对儿女的培育，使我们悲泪盈眶！ |
狗仔卡
发表于 2016-12-2 1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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